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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宝利博士的新著《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集中就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念——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多维度辩争作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析，对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为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可供聆听的“历史声音”和可供比照的“历史镜像”。
关键词 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职业主义；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6-0052-03
日前，路宝利博士《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读来颇受启示。该著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集中就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念——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多维度辩争做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析，对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为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可供聆听的“历史声音”和可供比照的“历史镜像”。
概而言之，《“普杜之辩”研究》在下述四个方面，读来印象尤其深刻。
一、基于“跨界”属性的写作范式
基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普杜之辩”研究》以多维视角综合解读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并在政治、经济与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以及民主与效率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中，全面诠释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理念、路径辩争与选择的历史命运。作者还颇具匠心地将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教育学维度、民主主义与职业主义的社会学维度、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比较维度等多维研究视角及其相关分析合置于“普杜之辩”这一历史事件之中，借助于“普杜之辩”这一历史线索整体展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主题与逻辑。
在论述中，《“普杜之辩”研究》并未拘囿于历史宏观叙事的传统写法，也未满足于历史事件的一般梳理与节点划分，而是在基本线索中嵌入了凸显主题的心理学、课程论、知识论等微观阐释，遂而实现了对普洛瑟与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立体式把握，保证了有关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探索超越教育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层面，而进入专题史与整体史层面相结合的研究高度。
研阅文献可知，将职业主义、民主主义之说并置探究，且与“普杜之辩”相互诠释，是《“普杜之辩”研究》的贡献，其间看出著者选题的高度与构思的巧妙，而选题创新、视角创新、内容创新等在本著中皆有体现。
二、基于“本土”自觉的职教旨趣
诚如著者在书中所言，作为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普杜之辩”及其与欧洲不同的美国中等教育“单轨”制，引发出关于“职业教育本土性”问题的不断追问又恰恰蕴含着超越本土的意义。的确，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同样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美国本可照搬欧洲母国的发展轨道，但其可贵之处在于选择了“在移植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的本土道路。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成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走出欧洲框架的起点，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冲突与融合在美国呈现出别样的状态，“普杜之辩”与“单轨”制所彰显的“本土”自觉意识为世界各国建构具有自身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提供了启示，有关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效率与民主等多维冲突的讨论则为其他国家教育制度的创设提供了典范。
由此看来，著者对于该事件的评价颇具道理。即“普杜之辩”起于本土之需，止于本土模式之确立，这即是职业教育的本土性，而本土性往往蕴含着世界的意义。反之，当下有许多国家依然在照搬他国经验，本土话语遭致缺失，美国则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坚守“美国模式”。事实上，自1620年11月11日承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航船抵至北美大陆起，这支拓荒者群体在三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皆创设出了独特的美国范式，中等职业教育如是。
“本土”取向关乎职业教育之生命。否则，哈里楠亦不会有如此的慨叹，在《教育社会学手册》一书中，哈里楠言到：“在职业教育能够最有效的提供安全网的国家（德国和瑞士），职业教育反倒带来了职业声望的种种不利；而在职业教育不能有效提供安全网的国家（美国），其带来职业声望上的不利却要小得多。”[1]这大概即是综合中学的“平衡”功能所带来的影响，或是普洛瑟与杜威之间的思想“张力”所致。美国中等职业教育游走在普洛瑟与杜威之间是安全的，遗憾之处在于，世界诸多国家一直在沿袭“普洛瑟”路线，即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向杜威的理想”，但照搬国家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行走，这是落后的根源，没有思想的原创是危险的，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尤其适用。
三、基于“基本”概念的重新审视
目前“职业教育”定义有百种之多，但由此恰恰诠释出人们对于职业教育基本概念还不十分清晰，确如著者所忧，即实践层面完全是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展开的。事实上，什么是职业教育？既使对于当代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研究者来说都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如多数学者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都是以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为参照的，该定义的症结在于首先预设了教育“二元论”的前提，丝毫没有追问传统教育“二元”对立的合理性，而且各国从宏观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到微观课程改革多數都遵循于这个思路。事实上，“普杜之辩”为20世纪初期美国职业教育提供了两种理论、两幅图景。普洛瑟沿袭教育“二元论”轨道将职业教育推向与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截然不同的职业主义论；杜威则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教育传统，于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局限性出发，构建出基于民主主义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最终走向融合。
基于现实社会的土壤，在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博弈中，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单轨”制得以确立。“职业教育是什么”“职业教育为什么”等命题在“普杜之辩”中获得了重新诠释。杜威关于职业教育的论断尤需珍视。杜威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两种教育二元对立的命题，职业教育在杜威教育“一元论”的思想中获得了全新的解释。杜威教育思想体系之中，职业教育已经不是“为职业而教育”，而变成了“通过职业而教育”。可惜的是，实践领域甚至学界并没有敏锐地意识到杜威命题的深刻意义，以及由此即将引发的职业教育变革。 當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游离于“普杜”之间时，对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追问势必迫在眉睫。同样，这依然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诚如著者所指出的：美国南北战争以前既不会出现依靠欧洲移民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也不会出现如英国一样对于自由教育的固守。如此等等。比较而言，普洛瑟职业主义基于社会效率主义而建立，因此，该阵营抛出了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答案——就业。然而，普洛瑟在注意职业教育“职业”属性之时却忽视了其“教育性”，在强调职业教育“效率性”时却更多轻视了职业教育中的“人性”关照。这样，普洛瑟的学校职业教育与企业职业培训无异，如此则丧失了学校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而杜威早已关注并回答了这个问题。如著者所感慨的：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运动是幸运的，因为有“传教士”美誉的普洛瑟与哲学大师杜威共同参与其中。
四、基于“当下”中国职教发展之需
1915年4月，黄炎培随农商部实业团到美国访问52所学校之后有感，“直可称美国无中等实业学校，都是中学校。亦可称美国无中学校，都是中等实业学校。”[2]事实上，黄炎培所见正是“单轨制”下的综合中学。可惜的是，我们对于美国对欧洲母国的“扬弃”并无洞见。加之百余年来西方话语的长期浸濡，职业教育领域“历史传承过少，横向借鉴过多”的现象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原创力与原创精神的衰落，职业教育“中国话语”的丧失正是原创力衰落的标志。
“拿来”与“革新”的结果迥异，对于西方模式的崇尚直接导致对于自身传统的忽略。“美国模式”恰好规避了这一套路。本来，中等教育方面，德国于19世纪上半期实施文科中学与实科中学并立的“双轨”制，英国则在“二战”前基本形成了文法中学、现代中学和技术中学“三轨”并行的格局。与此类似，其他欧洲国家多是两种教育轨道并置。但美国并未沿袭欧洲母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模式，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二元对立的“双轨”制最终没有在美国发生。1917年，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史上划时代的法案——《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颁布，中等职业教育的“美国模式”得以形成，以综合中学为标志的“单轨”制确立，自由教育（包含于普通科、学术科之中）与职业教育（职业科）在综合中学中并行不悖。
当下，中国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但同时遭遇了诸多困境。诸如：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性与本土化问题、普职分流标准与传统文化认知问题、国家战略推动之下尊严与地位问题、时代发展需求与自身功能限度问题、工学结合模式下行业企业参与机制问题、财政投入缺口与市场功能缺位问题、资源整合乏力与体制机制局限问题、普及化趋势下生源萎缩与中职走向问题、技术哲学语境下课程改革路径选择问题、规模扩张形势下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问题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先进的职业教育亮点如德国的“双元”制度，源于北美的CBE课程理论，英国现代学徒制度以及澳大利亚国际化办学等一一登陆中国职业教育界，但以上列举的困境多涉及职业教育的深层问题，显然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模式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美]哈里楠. 教育社会学手册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90.
[2]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168.
Abstract The new book“Debate on Profess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the Debate between Plosser and Dewey”， wrote by Doctor Lu Baoli， took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America， that is professional socialism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debate between them， and made a persuasive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ly choosing of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sense， it has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ism； democracy
Author Liu Hai，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y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Jilin Teachers’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puty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 Jilin Province（Changchun 130052）
关键词 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职业主义；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6-0052-03
日前，路宝利博士《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读来颇受启示。该著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集中就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念——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多维度辩争做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析，对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为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可供聆听的“历史声音”和可供比照的“历史镜像”。
概而言之，《“普杜之辩”研究》在下述四个方面，读来印象尤其深刻。
一、基于“跨界”属性的写作范式
基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普杜之辩”研究》以多维视角综合解读了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并在政治、经济与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以及民主与效率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中，全面诠释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理念、路径辩争与选择的历史命运。作者还颇具匠心地将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教育学维度、民主主义与职业主义的社会学维度、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比较维度等多维研究视角及其相关分析合置于“普杜之辩”这一历史事件之中，借助于“普杜之辩”这一历史线索整体展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主题与逻辑。
在论述中，《“普杜之辩”研究》并未拘囿于历史宏观叙事的传统写法，也未满足于历史事件的一般梳理与节点划分，而是在基本线索中嵌入了凸显主题的心理学、课程论、知识论等微观阐释，遂而实现了对普洛瑟与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立体式把握，保证了有关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探索超越教育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层面，而进入专题史与整体史层面相结合的研究高度。
研阅文献可知，将职业主义、民主主义之说并置探究，且与“普杜之辩”相互诠释，是《“普杜之辩”研究》的贡献，其间看出著者选题的高度与构思的巧妙，而选题创新、视角创新、内容创新等在本著中皆有体现。
二、基于“本土”自觉的职教旨趣
诚如著者在书中所言，作为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普杜之辩”及其与欧洲不同的美国中等教育“单轨”制，引发出关于“职业教育本土性”问题的不断追问又恰恰蕴含着超越本土的意义。的确，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同样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美国本可照搬欧洲母国的发展轨道，但其可贵之处在于选择了“在移植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的本土道路。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成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走出欧洲框架的起点，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冲突与融合在美国呈现出别样的状态，“普杜之辩”与“单轨”制所彰显的“本土”自觉意识为世界各国建构具有自身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提供了启示，有关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效率与民主等多维冲突的讨论则为其他国家教育制度的创设提供了典范。
由此看来，著者对于该事件的评价颇具道理。即“普杜之辩”起于本土之需，止于本土模式之确立，这即是职业教育的本土性，而本土性往往蕴含着世界的意义。反之，当下有许多国家依然在照搬他国经验，本土话语遭致缺失，美国则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坚守“美国模式”。事实上，自1620年11月11日承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航船抵至北美大陆起，这支拓荒者群体在三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皆创设出了独特的美国范式，中等职业教育如是。
“本土”取向关乎职业教育之生命。否则，哈里楠亦不会有如此的慨叹，在《教育社会学手册》一书中，哈里楠言到：“在职业教育能够最有效的提供安全网的国家（德国和瑞士），职业教育反倒带来了职业声望的种种不利；而在职业教育不能有效提供安全网的国家（美国），其带来职业声望上的不利却要小得多。”[1]这大概即是综合中学的“平衡”功能所带来的影响，或是普洛瑟与杜威之间的思想“张力”所致。美国中等职业教育游走在普洛瑟与杜威之间是安全的，遗憾之处在于，世界诸多国家一直在沿袭“普洛瑟”路线，即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朝向杜威的理想”，但照搬国家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行走，这是落后的根源，没有思想的原创是危险的，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尤其适用。
三、基于“基本”概念的重新审视
目前“职业教育”定义有百种之多，但由此恰恰诠释出人们对于职业教育基本概念还不十分清晰，确如著者所忧，即实践层面完全是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展开的。事实上，什么是职业教育？既使对于当代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研究者来说都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如多数学者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都是以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为参照的，该定义的症结在于首先预设了教育“二元论”的前提，丝毫没有追问传统教育“二元”对立的合理性，而且各国从宏观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到微观课程改革多數都遵循于这个思路。事实上，“普杜之辩”为20世纪初期美国职业教育提供了两种理论、两幅图景。普洛瑟沿袭教育“二元论”轨道将职业教育推向与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截然不同的职业主义论；杜威则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教育传统，于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局限性出发，构建出基于民主主义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最终走向融合。
基于现实社会的土壤，在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博弈中，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单轨”制得以确立。“职业教育是什么”“职业教育为什么”等命题在“普杜之辩”中获得了重新诠释。杜威关于职业教育的论断尤需珍视。杜威彻底颠覆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两种教育二元对立的命题，职业教育在杜威教育“一元论”的思想中获得了全新的解释。杜威教育思想体系之中，职业教育已经不是“为职业而教育”，而变成了“通过职业而教育”。可惜的是，实践领域甚至学界并没有敏锐地意识到杜威命题的深刻意义，以及由此即将引发的职业教育变革。 當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游离于“普杜”之间时，对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追问势必迫在眉睫。同样，这依然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诚如著者所指出的：美国南北战争以前既不会出现依靠欧洲移民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也不会出现如英国一样对于自由教育的固守。如此等等。比较而言，普洛瑟职业主义基于社会效率主义而建立，因此，该阵营抛出了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答案——就业。然而，普洛瑟在注意职业教育“职业”属性之时却忽视了其“教育性”，在强调职业教育“效率性”时却更多轻视了职业教育中的“人性”关照。这样，普洛瑟的学校职业教育与企业职业培训无异，如此则丧失了学校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而杜威早已关注并回答了这个问题。如著者所感慨的：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运动是幸运的，因为有“传教士”美誉的普洛瑟与哲学大师杜威共同参与其中。
四、基于“当下”中国职教发展之需
1915年4月，黄炎培随农商部实业团到美国访问52所学校之后有感，“直可称美国无中等实业学校，都是中学校。亦可称美国无中学校，都是中等实业学校。”[2]事实上，黄炎培所见正是“单轨制”下的综合中学。可惜的是，我们对于美国对欧洲母国的“扬弃”并无洞见。加之百余年来西方话语的长期浸濡，职业教育领域“历史传承过少，横向借鉴过多”的现象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原创力与原创精神的衰落，职业教育“中国话语”的丧失正是原创力衰落的标志。
“拿来”与“革新”的结果迥异，对于西方模式的崇尚直接导致对于自身传统的忽略。“美国模式”恰好规避了这一套路。本来，中等教育方面，德国于19世纪上半期实施文科中学与实科中学并立的“双轨”制，英国则在“二战”前基本形成了文法中学、现代中学和技术中学“三轨”并行的格局。与此类似，其他欧洲国家多是两种教育轨道并置。但美国并未沿袭欧洲母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模式，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二元对立的“双轨”制最终没有在美国发生。1917年，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史上划时代的法案——《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颁布，中等职业教育的“美国模式”得以形成，以综合中学为标志的“单轨”制确立，自由教育（包含于普通科、学术科之中）与职业教育（职业科）在综合中学中并行不悖。
当下，中国职业教育迅猛发展但同时遭遇了诸多困境。诸如：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性与本土化问题、普职分流标准与传统文化认知问题、国家战略推动之下尊严与地位问题、时代发展需求与自身功能限度问题、工学结合模式下行业企业参与机制问题、财政投入缺口与市场功能缺位问题、资源整合乏力与体制机制局限问题、普及化趋势下生源萎缩与中职走向问题、技术哲学语境下课程改革路径选择问题、规模扩张形势下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问题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先进的职业教育亮点如德国的“双元”制度，源于北美的CBE课程理论，英国现代学徒制度以及澳大利亚国际化办学等一一登陆中国职业教育界，但以上列举的困境多涉及职业教育的深层问题，显然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模式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美]哈里楠. 教育社会学手册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90.
[2]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168.
Abstract The new book“Debate on Professionalism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the Debate between Plosser and Dewey”， wrote by Doctor Lu Baoli， took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America， that is professional socialism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debate between them， and made a persuasive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ly choosing of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sense， it has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ism； democracy
Author Liu Hai，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y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Jilin Teachers’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puty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 Jilin Province（Changchun 13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