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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伯刚，1961年生。曾出版长篇小说《斜岭路三号》，中篇小说集《有人将归》《天问》，散文集《内心的命令》。
一九八七年某一天，我到修水文化馆找朋友冷克明聊天，赵青老师正好找过冷克明从文化馆出来，与我在大门前的台阶上相遇。赵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异常精干而精明的那种，衣着整齐得体，头发梳得更整齐更得体，简直有些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味道。边与我讲话，我看他手上还捏着一柄小小木梳，时不时在整齐得不能再整齐的头发上梳那么几下。
我不习惯同陌生人打交道，何况是如此精明的陌生人，更让我感觉几分畏惧。在冷克明介绍下，我与赵老师不知聊过几句什么，便分开了。修水教书的那些年，我一心只关在房里读自己喜欢的书，却从不看报，杂志也只看文史哲理论性的那一类。我甚至弄不清我们九江也有一张报纸，因此对这家报纸的副刊编辑赵青便全无概念。大约几个月之后吧，赵老师又一次来到修水，并且是专程来学校找我的，同行的还有我师专读书时的同学万松生及江西画报社记者周传荣，三个人好像都有些神情亢奋，话语颠颠倒倒。从这些对话里我了解到，赵老师和周传荣是一对老搭档，一个写文字，一个拍照片，两人志趣相投，常邀在一起专门钻那种穷乡僻壤搞采风，合作出许多独特作品，有次因行迹过于鬼祟可疑，险些让武宁县某个深山里的农民当坏人围起来。这次万松生参加九江文联在炼油厂举办的一个文学笔会，并且在会上发言，效果不错，三个人的兴奋正是来源于此。周传荣的意思，似乎是准备给万松生搞一个人物访谈，刊登到《江西画报》上去。周传荣后来让我们称作“周疯子”，平日相机不离手，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当然也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他拍照片的过程基本就是个发疯的过程，仰着拍、蹲着拍、趴在地上拍、扭过身子拍、从裤裆里倒转身子拍，甚至以翻跟斗的姿势两腿朝上给你拍，从房里一直拍到河滩。我实在不习惯这种表演式，又不好拒绝，只能像木偶一样尴尬着随他摆布。在后来的日子里，周疯子还这样给我们拍了无数照片，却从来没有洗出来一张给我看过，因此我怀疑他的相机里面根本没放胶卷，每次都是空对空假拍，逗我们开心。
此后赵青老师每次到修水出差，都会打电话让我过去找他聊天。这中间我读到他发表在外面杂志上的一些长篇散文，可能就是写他和周疯子在各地的一些采风所历吧，神奇、劲厉、怪异、深邃，又诗意盎然，不由喜欢之至，两人谈起话来也就随意得多。有次他住在县委招待所，夜里让小偷从窗户把衣服钩出去，将里面的钱和证件偷光了。他只得找我要了十块钱，买了张回程的车票。那年我在外面发表了一篇小说，赵老师正好在他编的《花径》副刊搞一个叫“浔阳文学录”的栏目，他让我也写了一篇参与。此后他还约我写一个读书方面的专栏，接连刊登过好几篇文章。某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可能有些不恰当，送审时让领导删了。赵老师却觉得那句话有质感，不能删，否则文章会大受影响。他先不做声，在付印前又偷偷恢复过来。一九九二年赵老师着手创刊《周末世界》，向社会各界招聘记者编辑，再三邀请我加入。而我的兴趣全在小说创作上，当时同九江文联签了一年期限的创作合同，兴头正足呢，协助赵老师搞了一个试刊号后，很快又回了修水去写小说。赵老师不放弃，每期报纸的责任编辑一栏仍打着我的名字，同时打电报打电话，催我尽快来九江;有次出差，還专门找到我做工作。听说我谈恋爱女方家不怎么乐意，他又买了礼物，去看我女朋友的父母，替我讲了许多好话。
实际上回到修水，我也根本没能写成什么小说。因病，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写作的心思随之涣散。过了春节，我只得一心一意，跑到赵老师这里上班了。略一接触不免大为惊讶，赵青老师非但没有我印象中的什么精明练达、油头粉面，恰恰相反，这人与世俗生活中流行的那套简直太格格不入了，许多方面连我这样十足的书呆子也觉不可思议。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报纸改版扩版风劲吹，特别是这种叫某某“周末”的报纸专刊，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我们这个《周末世界》，正是为顺应潮流匆促凑起的一个草台班子，十来个毛人，都是经赵青老师“病梅馆”式的鬼祟目光挑出来的，数来数去，就数不出一个正常点、让人看着顺眼点合规矩点的。现在有一个流行词语，叫打鸡血。如果我们说当时的赵老师可能被谁打了鸡血，那是最恰当不过了。成天处于颠颠倒倒的激情状态，开口闭口都是若干年前流行的那种新鲜时髦话语，什么现代后现代，什么原始生命力什么生命意识，什么精神家园机械文明，什么节奏与速度、大俗和大雅、蜕变与转型，还有叙事语言、造型语言等等。说到后来，赵老师往往会归结到这么一句话：“占领九江制高点！”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我们这个周末版报纸就是九江的制高点吧，或者他想把报纸办成九江的制高点？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当然更是新闻焦点上的。有时说到忘情处，一不留心赵老师嘴头上竟然会拖出又长又亮的一线口水，颤巍巍半天收不回去，弄得我们暗暗讪笑不已。听得多了，我们这些身边的人也不由大受感染，上班下班会下意识做个俯身下视的姿势，朝脚底什么深处小心探望，好像自己真站在虚无缥缈的云端，担心起舞弄清影，高处不胜寒。每次报社开员工大会，只要有赵老师的发言，比如评报、业务汇报等，特别是出谋划策提意见，那会场上可就热闹了。一股一股按压不住的骚动像气流，凭空吱吱朝外冒。听众们满怀期待，满怀热望，一心要等好戏开场，精彩一刻到来。别人不会说不敢说的，就赵老师敢说，别人说不出的就他能说出。同时夹杂无数新名词新观点新鲜见闻，见解独到，新意迭出，话语结实铿锵，就同寂静的池塘里不停地给扔进大块石头，激起一层又一层波浪。大家无疑都听得非常开心，欢声笑语满堂。这边越开心，赵老师就越加讲得痛快。领导自然有些尴尬了，后来似乎就渐渐减少让他发言的机会。
在《周末世界》这张报纸上，赵青老师无疑倾注了全部精力全部爱意，用流行的话说，他是把这报当自己全部事业在做的。有时我清楚感到，这张报纸在赵青老师心中，绝不只是一张简简单单什么报纸，准确点说这是他的信仰，他人生的乌托邦。一大把年纪，天真烂漫一片，唯其如此，才会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办报理念，以为报纸作为一种大众读物，面对读者，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独特功能，甚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文化的社会的知识教化各方面的。以为自己比读者站得高，拥有某个制高点，至少对一个地方如此。至少至少，用赵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平台，可以尽情展现个人的才华，实现个人人生意义什么的。当然所有这些，我并不十分了解，只是一种隐约猜测而已。没事的时候，赵老师也会讲起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他说他这一生，是有过大起大落的。现在搞什么报纸搞什么文学，纯粹是被逼无奈，此前他一直在政府部门上班。十几岁师范毕业，直接给下放到武宁县箬溪公社做农民，在水库工地挑土方。后来凭着一手漂亮文章被领导赏识，先调县委，再调地委，成为领导秘书，九江地区屈指可数的笔杆子之一。人生高峰刚刚展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跌落，再次下放到湖口的石钟山上搞摄影，一待五年。又是一番艰辛努力，慢慢重新爬起来，调进报社与文字打交道。可在单位，他仍不能得到承认，多次想报个科级副科级，都不能如愿。现在他谁都不求，趁着办这个《周末世界》，总算解决了正科待遇。“自搭台自唱戏，自己买马自己骑。”他这么自我调侃着，有无奈，竟也有着几分掩饰不住的得意。 波折多，起伏大，心气自然不同一般，赵老师大概把以前的所有人生不平与郁积，都集中到这次办报上了吧。工作起来特别狂热，身上所蕴含的天赋才能也整个调动起来。观念新，眼界高，感觉好，下笔快，才气充沛，水淋淋的文字，每一句好像都是刚从他老家都昌芗溪的大树枝头摘下，由他操着满口都昌土话的舅母用竹篮装好坐班车送过来的。尤其是对社会热点的整体把握与深入思考，的确同我们这种书呆子完全不同，任我们怎么学也学不会的。这些都让我们敬佩羡慕不已。当然我们可不会过于廉价地表达内心的敬慕之情，要表扬也得先损他嘲弄他几句。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感觉，那都是相当地好。我们说他写文章这不就像打开一只水龙头，或干脆就是拉尿么，随手那么一拧，嘎嘎咕咕直响，水呀尿呀溅得四处都是。于是每当提到他写文章，我们便说是拉尿，甚至按乡下说法，把他叫成拉匠或尿匠。有时我们看着他，故意惊叫起来，问他眼神怎么不对了，是不是又想拉尿？于是大家装腔作势，手忙脚乱给他张罗厕所。我们的种种夸张其实也不算夸张，赵老师写文章不假思索，是真到了想拉就拉的程度，整个人也格外显得尿意浓烈。赵老师的许多文章就是这么当着我们的面，在办公室随手划拉出来的。我们叽叽喳喳聊天，他坐在角落沙发上念念有词写字，写到得意处会忍不住念给我们听。我们多半听不懂什么，或者没心思没兴趣听，只用半恭维半逗趣的口气对着他指指点点，就像化工厂几位炉前工在讨论某一包待出炉的尿素成色。
有时赵老师因为忙，或故意耍一下权威什么的，会布置我们写。我们便显得特别为难甚至恼火，说我们又没多少尿，哪拉得出来？只能拖。反正他整个就是一尿人，随时能出面救急。拖到后来交不了账，我们便蹭到赵老师面前，装作谦虚的样子向他讨教这文章该如何写。幾句好话哄过，赵老师来了精神，舌头打过几个顿，很快进入思路。我们大喜，摸出笔默默速记，场面很快变成他口授，我们记录。“慢点慢点，讲那么快干吗！”我们不停嚷叫着责备他，笔舞龙蛇，也赶不上他的语速。等他讲累了，一篇文章的轮廓也大致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好了，可以了，不用再说了。”我们已有些不耐烦，轻松地这么示意他。有许多次赵老师拉我一起出去采访，或合作帮什么单位写那种人物稿。一般是找个宾馆住下来，我拉初稿，他改定。我同样因为有依靠，都是随便瞎扯一气，然后恭请主角上场。我一次次感受到他那种点石成金的手段，那一身非凡尿功。一篇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由他七划八划，七捏八揉，很快见出形状眉目，又很快见出精气神，然后身子一挺，活泼泼跳到你面前。当然也有时候，因写文章或其他什么事给逼急了，我们会不顾一切同他吵起来。赵老师明显恼火得不得了，面孔都气歪了，鼻子和嘴巴及眉毛耳朵相互拖拉牵扯扭曲，口水又一次长长亮亮拖出来。他也意识到身体某一部分突然多出了东西，就似狐狸拖出了尾巴一样，手一伸赶忙去追，把口水悄悄捞在掌中，搓一搓。我们想笑已笑不出，也不由极是忐忑，想这下彻底翻脸了，大家无法相处了。暗下懊悔，但并不认错，心想要翻脸就翻脸，大不了明天打背包走人。可第二天一见，他竟什么事也没，继续又说又笑。吵得再凶闹得再凶，但吵过闹过就算，从不记仇，这是几十年相处中赵青老师给我的最深刻印象。还有，赵老师从不在背后害人，甚至不讲任何人半句坏话，他如果要讲，也只是真实而客观的评价。特别有那么几次，平日同他有些矛盾甚至敌意的人倒霉了失意了，他听后不但见不出一丝幸灾乐祸，反而满脸都是荒凉悲戚。那种不由自主流露出的物伤其类之情，让一旁的我震颤不已。经历过大波折大起伏的人，内心某个地方一定有某种大忧伤大同情在，这点同样是我们这种平凡人生难以体察到的。还有一次是九几年吧，九江文艺界前辈毕必成老师去世，消息传来，当时赵老师正带着我们几个人在共青城采访。喝了些酒，赵老师边念叨着毕老师名字，边趴在桌上放声大哭不已，并且哭了又哭，不厌其烦，完全无法遏止，鼻涕口水流的，那是更不用说了。后来我们搀扶他回宾馆，他仍一路走一路哭，像个十足的娘们，弄得众人一片黯然。
赵老师年纪恰好比我大一轮，比其他同事更是大太多，但他的精力却比谁都旺盛。饮食清淡，生活极有规律，睡眠好，有时我们在办公室吵吵嚷嚷，他坐旁边脑袋一歪，人便睡过去了。他说他睡觉就同拉电灯开关，啪一声立即能把意识拉熄，把自己拉到梦境里去。这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平，于是等下次他再闭目养神时，便故意吵他推他，不让他闭眼。但打过鸡血的人么，不睡觉一点影响也没有。“今天夜里争取搞个通宵。”这是他最喜欢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每周出报，我们基本都得加班，搞通宵也是常见的，何况他还会三天两头找些活动找些热闹来搞。我们怕死了这点，一夜没睡，几天也无法补上来。赵老师相反，加班或搞活动，对他来说无疑是过什么狂欢节，两眼大睁，像一只猫头鹰双目炯炯出现在我们面前。“神经吧！”哪有为加班而加班，为搞活动而搞活动，为搞通宵而搞通宵的？活得不耐烦了呀，受虐狂呀！我们无法理解，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恶狠狠腹诽。“变态！”我们继续嘀嘀咕咕腹诽不已。尽管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大家的腹诽之声已是半真半假。我说这个《周末世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纸页上的小小乌托邦，其意正在这里。大家辛辛苦苦聚在一起办报，似乎并不为着职业为着生活，而只是图个阿Q式精神快乐，为着占领什么臆想中的虚无缥缈制高点。有一次闲坐，赵老师认认真真显出一派迷茫的神情，似自语又似问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事，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拿一份工资呢？”我一听不由暗暗惭愧，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拿工资。不过不拿工资，那又该拿点什么？其实从一开始，周末编辑部的同仁们处境已经足够尴尬的了。大家完全不懂世俗社会操作的那一套，即便能懂，也无法做出诸多让自己看不上的下三滥行为。结果只能苦自己。在报社那边，完全把我们看作赵青老师的私人聘用人员，与报社的体制无关，也永远进入不了体制。就是出外采访，也手持着赵老师自己手写的那种临时证件，处处向人宣告，我们是一伙冒牌货。因此而受到的歧视和白眼，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加上经营不好，待遇极低，工资时时发不出，有一段甚至拖了半年之久，对外稿费那更是拖得没法说。 我是唯一得到赵老师特殊照顾的人，每月工资能及时领取，并且没有一分钱广告任务，只负责在家编编稿，守守办公室。但大的环境人心思散，我也感受到异乎寻常的压力。总觉眼前这个周刊不是久留之地，并且对搞报纸，自思我真的全无兴趣，性格各方面也不适合。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文联，慢慢向专业创作的路上转。文联的领导也同意，创作室正好有编制。但调动工作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实在太难了，一番努力没效果，这时有同学和朋友牵线，介绍我进九江师专。师专的校系两级领导基本都是我同班或高一届的同学朋友，对我有一定了解，他们开会研究后，非常爽快同意接收。就这时问题出来了，说受某位朋友一封信的牵连，上面有关领导作了批示，我不能进师专。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老师带着我，怀抱我在外面发表过的所谓作品，四处找人帮忙，甚至找到了那位作出批示的领导。一番交流，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他第二天就给师专打电话，让对方派人到有关方面再作点了解，如无特别情况，他同意我调入。师专再次开会研究，再次同意接收。但这时候，即便那位领导自己，也无法消除他此前那个批示的影响了，进师专的事只能不了了之。我开始做回修水的打算，同以前那样埋头写我的小说去，就像猪八戒时时准备着回高老庄一样。赵老师却不放，他对我的看重、欣赏与誉扬那是打心眼里出来的。也不知根据什么，赵老师一直称我为“白痴天才”，似乎是说在生活上我一无所知，是个白痴，但在另外的方面，与周围人不一样的某些地方，比如读书思考什么，又能有自己的独到处吧。赵老师打起精神带着我，重新一遍遍找人。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位领导的家，上台阶时，自行车后面夹的那叠杂志掉落下来，劈里啪啦撒了一地。我们浑水摸鱼那样在暗黑中乱摸一气，脑袋与脑袋撞在一起生痛。眼前狼狈的样子逗得两人弯腰跌足，面对着面笑得喘不过气来。尽管四周暗黑看不见，我仍能想象赵老师的口水一定会趁着眼前大好时机流得痛快淋漓，肆无忌惮，丝丝缕缕长长亮亮朝外迸溅，如开在夜空中的怪异大花。一九九八年，我的调动在九江文艺界老师一致呼吁下，才得到最后解决。赵老师高興至极，抽出专门时间亲自帮我办好了一应手续。
赵青老师是二〇〇三年，五十四岁的时候退居二线的，我们这个周刊以《周末世界》的名义在他手上存活了十一年，再过半年刊名便改掉了。每提及这段生活，不知为什么我脑际总会不停地浮起一些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名词，都是些书名，《乌托邦》《太阳城》《愚人船》，甚至《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之类。是一个小说题材，有时间一定会写写，像我习惯所做的那样，表面写实，整体象征。当然只是一时的思绪，随后便忘了。赵老师从单位上退得干脆，我总以为他有非常具体而急迫的个人打算，那就是写作。赵老师多次给我谈过他的许多构思，那种电影电视故事，我觉得特别好。幼时所历，水边乡村，荒泽中的火光，火光那边浩大无际涯的湖水，水上影影绰绰起伏来去的船，经赵老师的静静描述，给人一派变幻迷离、金碧辉煌之感。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作品，是他一生蓄积茹含的结晶。以前太忙，太乱，没时间没心境写，现在就可以从从容容，用人生所剩下的最好一段时光来对付。可赵老师根本不写那些。赵老师的笔头功夫在九江及江西影响大，找的人多，他出的价格也高。每进一笔账，我们便眼红得不行，嗷嗷叫着要他请客，目的就是想尽可能更多地消耗他，以平民愤。我建议他干脆成立一个文字公司，我来帮他管账，做经纪人。赵老师过了几年的高价日子，后来不知是出价实在太高，九江庙小容不下他这尊大菩萨，或是其他什么，业务突然零落起来，竟至于没有了。赵老师便停笔不写了，赚钱的和不赚钱的，都不写。我不免奇怪之至，想一个写稿人怎么会这样？文学写作对一个人来说，应该终生贯注，不可能有停得下的时候。我甚至暗下嘀咕，赵老师写作一生，也许并不是一种自主性行为吧？问过，赵老师支吾，不作回答，或自己也回答不出。后来同我解释，说他实际上并不是那种纯粹的文学人写作人，他是半途从另一个地界转过来的。赵老师这谈的尽管只是写稿，但我听来，似乎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整个一生的清理和总结。
赵老师退休后，同我的交往反而更多，也更轻松随意，基本上每天相约着一起沿湖散步，用九江的话说是走湖。家里人甚至打趣，说你们怎么回事，这么形影不离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赵老师住得远，从家里出来，顺长虹大道徒步几华里，到火车站前的湖畔给我电话，我便从家里出发，两人正好在新公园门前那块大石头前相遇。走湖一周，再回到新公园，我陪他在长虹大道走一会，然后分手，让他一人回去。几十年的老朋友，话题那可是多得没边。走一路说一路，没有半秒钟空歇。基本上都是他说我听，谈报纸，谈文学，谈人事，也谈家庭生活。在我眼里，赵老师算得上半个土豪，家境好收入高，许多年前就住进郊区别墅，生活美满。逢着什么朋友来了请客，全是他买单，以前上班时如此，现在同样如此，谁叫他曾经是领导呢，不吃白不吃。何况习惯一旦形成，改起来真的很难。有时我良心发现，好歹也想出次钱，谁知他坚决不让。他重复强调自己经济条件比我好，负担比我轻。这就没办法了，我只得忍痛割舍，把这表现大方的机会再次豪爽地让给他。这点牺牲精神不管怎样我还是该具备吧。赵老师喜欢讲他的练车经历，讲房子，讲他的正高职称。报社的正高指标少，得来不易。讲得多了，有时我会伤感起来，感觉不适应。想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如果讲起什么职称，赵老师会显得非常不屑，说那算个什么毛东西！现在怎么全变了，津津乐道成这样？还有几次赵老师隐约流露，希望我能够给他写一篇文章。我有些茫然，不知他讲的什么。想好好的为何要写文章，写什么，有什么可写的？没得到响应，于是有次赵老师相约，说我们两人以后谁先死了，后死的人一定帮前者写一篇文章做纪念。赵老师不是玩笑，他是极为认真的。越认真我便越惶恐。
一般来说，我们聊天时声音都大，但如果身前身后人太多，我便有些不好意思。这种云里雾里的话语，与周围实际人生相隔得实在太远，也就显出几分荒唐与滑稽。我极力把声音压低。赵老师却不顾这些，人多人少都一样。有次在南门口的厕所里，他仍在大讲什么文学大讲王安忆，我在一旁尴尬不已，只装作没听见，装作不是同他一伙的，随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还有不少时候，我正在讲点什么，赵老师却无法倾听，毫不犹豫地打断我，去讲他自己的。我只好忍住，去听他讲。后来我再想讲点什么，又让他打断。这么次数多了，就有些不快，甚而至于非常恼火。想你比我大，年尊辈长多讲几句，那也应该。但无论如何总不能没完没了，完全剥夺了我说话的权利，也太不尊重人了，太伤人自尊了。这么日积月累，心里的不平简直把整个人压垮。直到有那么一天，当我的话头又一次给毫不客气打断，我几乎临近崩溃了，浑身气得直哆嗦。我想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自己的话讲完。今天绝不能屈服忍让退缩。于是我不但不停止，反而放高音量，不管不顾顺着自己的话头朝下说。赵老师也不管不顾，用更高的声音说。两人都有些气急败坏，不惜以命相搏，想最终压倒对方。这场面如果让旁边的人看去，一定惊为旷世奇观：一对沿湖散步，本应倾心交谈的老头，结果却是各讲各的话，各念各的经，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大，相互比赛着你追我赶，不亦乐乎。
一九八七年某一天，我到修水文化馆找朋友冷克明聊天，赵青老师正好找过冷克明从文化馆出来，与我在大门前的台阶上相遇。赵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异常精干而精明的那种，衣着整齐得体，头发梳得更整齐更得体，简直有些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味道。边与我讲话，我看他手上还捏着一柄小小木梳，时不时在整齐得不能再整齐的头发上梳那么几下。
我不习惯同陌生人打交道，何况是如此精明的陌生人，更让我感觉几分畏惧。在冷克明介绍下，我与赵老师不知聊过几句什么，便分开了。修水教书的那些年，我一心只关在房里读自己喜欢的书，却从不看报，杂志也只看文史哲理论性的那一类。我甚至弄不清我们九江也有一张报纸，因此对这家报纸的副刊编辑赵青便全无概念。大约几个月之后吧，赵老师又一次来到修水，并且是专程来学校找我的，同行的还有我师专读书时的同学万松生及江西画报社记者周传荣，三个人好像都有些神情亢奋，话语颠颠倒倒。从这些对话里我了解到，赵老师和周传荣是一对老搭档，一个写文字，一个拍照片，两人志趣相投，常邀在一起专门钻那种穷乡僻壤搞采风，合作出许多独特作品，有次因行迹过于鬼祟可疑，险些让武宁县某个深山里的农民当坏人围起来。这次万松生参加九江文联在炼油厂举办的一个文学笔会，并且在会上发言，效果不错，三个人的兴奋正是来源于此。周传荣的意思，似乎是准备给万松生搞一个人物访谈，刊登到《江西画报》上去。周传荣后来让我们称作“周疯子”，平日相机不离手，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当然也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他拍照片的过程基本就是个发疯的过程，仰着拍、蹲着拍、趴在地上拍、扭过身子拍、从裤裆里倒转身子拍，甚至以翻跟斗的姿势两腿朝上给你拍，从房里一直拍到河滩。我实在不习惯这种表演式，又不好拒绝，只能像木偶一样尴尬着随他摆布。在后来的日子里，周疯子还这样给我们拍了无数照片，却从来没有洗出来一张给我看过，因此我怀疑他的相机里面根本没放胶卷，每次都是空对空假拍，逗我们开心。
此后赵青老师每次到修水出差，都会打电话让我过去找他聊天。这中间我读到他发表在外面杂志上的一些长篇散文，可能就是写他和周疯子在各地的一些采风所历吧，神奇、劲厉、怪异、深邃，又诗意盎然，不由喜欢之至，两人谈起话来也就随意得多。有次他住在县委招待所，夜里让小偷从窗户把衣服钩出去，将里面的钱和证件偷光了。他只得找我要了十块钱，买了张回程的车票。那年我在外面发表了一篇小说，赵老师正好在他编的《花径》副刊搞一个叫“浔阳文学录”的栏目，他让我也写了一篇参与。此后他还约我写一个读书方面的专栏，接连刊登过好几篇文章。某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可能有些不恰当，送审时让领导删了。赵老师却觉得那句话有质感，不能删，否则文章会大受影响。他先不做声，在付印前又偷偷恢复过来。一九九二年赵老师着手创刊《周末世界》，向社会各界招聘记者编辑，再三邀请我加入。而我的兴趣全在小说创作上，当时同九江文联签了一年期限的创作合同，兴头正足呢，协助赵老师搞了一个试刊号后，很快又回了修水去写小说。赵老师不放弃，每期报纸的责任编辑一栏仍打着我的名字，同时打电报打电话，催我尽快来九江;有次出差，還专门找到我做工作。听说我谈恋爱女方家不怎么乐意，他又买了礼物，去看我女朋友的父母，替我讲了许多好话。
实际上回到修水，我也根本没能写成什么小说。因病，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写作的心思随之涣散。过了春节，我只得一心一意，跑到赵老师这里上班了。略一接触不免大为惊讶，赵青老师非但没有我印象中的什么精明练达、油头粉面，恰恰相反，这人与世俗生活中流行的那套简直太格格不入了，许多方面连我这样十足的书呆子也觉不可思议。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报纸改版扩版风劲吹，特别是这种叫某某“周末”的报纸专刊，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我们这个《周末世界》，正是为顺应潮流匆促凑起的一个草台班子，十来个毛人，都是经赵青老师“病梅馆”式的鬼祟目光挑出来的，数来数去，就数不出一个正常点、让人看着顺眼点合规矩点的。现在有一个流行词语，叫打鸡血。如果我们说当时的赵老师可能被谁打了鸡血，那是最恰当不过了。成天处于颠颠倒倒的激情状态，开口闭口都是若干年前流行的那种新鲜时髦话语，什么现代后现代，什么原始生命力什么生命意识，什么精神家园机械文明，什么节奏与速度、大俗和大雅、蜕变与转型，还有叙事语言、造型语言等等。说到后来，赵老师往往会归结到这么一句话：“占领九江制高点！”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我们这个周末版报纸就是九江的制高点吧，或者他想把报纸办成九江的制高点？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当然更是新闻焦点上的。有时说到忘情处，一不留心赵老师嘴头上竟然会拖出又长又亮的一线口水，颤巍巍半天收不回去，弄得我们暗暗讪笑不已。听得多了，我们这些身边的人也不由大受感染，上班下班会下意识做个俯身下视的姿势，朝脚底什么深处小心探望，好像自己真站在虚无缥缈的云端，担心起舞弄清影，高处不胜寒。每次报社开员工大会，只要有赵老师的发言，比如评报、业务汇报等，特别是出谋划策提意见，那会场上可就热闹了。一股一股按压不住的骚动像气流，凭空吱吱朝外冒。听众们满怀期待，满怀热望，一心要等好戏开场，精彩一刻到来。别人不会说不敢说的，就赵老师敢说，别人说不出的就他能说出。同时夹杂无数新名词新观点新鲜见闻，见解独到，新意迭出，话语结实铿锵，就同寂静的池塘里不停地给扔进大块石头，激起一层又一层波浪。大家无疑都听得非常开心，欢声笑语满堂。这边越开心，赵老师就越加讲得痛快。领导自然有些尴尬了，后来似乎就渐渐减少让他发言的机会。
在《周末世界》这张报纸上，赵青老师无疑倾注了全部精力全部爱意，用流行的话说，他是把这报当自己全部事业在做的。有时我清楚感到，这张报纸在赵青老师心中，绝不只是一张简简单单什么报纸，准确点说这是他的信仰，他人生的乌托邦。一大把年纪，天真烂漫一片，唯其如此，才会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办报理念，以为报纸作为一种大众读物，面对读者，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独特功能，甚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文化的社会的知识教化各方面的。以为自己比读者站得高，拥有某个制高点，至少对一个地方如此。至少至少，用赵老师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平台，可以尽情展现个人的才华，实现个人人生意义什么的。当然所有这些，我并不十分了解，只是一种隐约猜测而已。没事的时候，赵老师也会讲起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他说他这一生，是有过大起大落的。现在搞什么报纸搞什么文学，纯粹是被逼无奈，此前他一直在政府部门上班。十几岁师范毕业，直接给下放到武宁县箬溪公社做农民，在水库工地挑土方。后来凭着一手漂亮文章被领导赏识，先调县委，再调地委，成为领导秘书，九江地区屈指可数的笔杆子之一。人生高峰刚刚展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跌落，再次下放到湖口的石钟山上搞摄影，一待五年。又是一番艰辛努力，慢慢重新爬起来，调进报社与文字打交道。可在单位，他仍不能得到承认，多次想报个科级副科级，都不能如愿。现在他谁都不求，趁着办这个《周末世界》，总算解决了正科待遇。“自搭台自唱戏，自己买马自己骑。”他这么自我调侃着，有无奈，竟也有着几分掩饰不住的得意。 波折多，起伏大，心气自然不同一般，赵老师大概把以前的所有人生不平与郁积，都集中到这次办报上了吧。工作起来特别狂热，身上所蕴含的天赋才能也整个调动起来。观念新，眼界高，感觉好，下笔快，才气充沛，水淋淋的文字，每一句好像都是刚从他老家都昌芗溪的大树枝头摘下，由他操着满口都昌土话的舅母用竹篮装好坐班车送过来的。尤其是对社会热点的整体把握与深入思考，的确同我们这种书呆子完全不同，任我们怎么学也学不会的。这些都让我们敬佩羡慕不已。当然我们可不会过于廉价地表达内心的敬慕之情，要表扬也得先损他嘲弄他几句。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感觉，那都是相当地好。我们说他写文章这不就像打开一只水龙头，或干脆就是拉尿么，随手那么一拧，嘎嘎咕咕直响，水呀尿呀溅得四处都是。于是每当提到他写文章，我们便说是拉尿，甚至按乡下说法，把他叫成拉匠或尿匠。有时我们看着他，故意惊叫起来，问他眼神怎么不对了，是不是又想拉尿？于是大家装腔作势，手忙脚乱给他张罗厕所。我们的种种夸张其实也不算夸张，赵老师写文章不假思索，是真到了想拉就拉的程度，整个人也格外显得尿意浓烈。赵老师的许多文章就是这么当着我们的面，在办公室随手划拉出来的。我们叽叽喳喳聊天，他坐在角落沙发上念念有词写字，写到得意处会忍不住念给我们听。我们多半听不懂什么，或者没心思没兴趣听，只用半恭维半逗趣的口气对着他指指点点，就像化工厂几位炉前工在讨论某一包待出炉的尿素成色。
有时赵老师因为忙，或故意耍一下权威什么的，会布置我们写。我们便显得特别为难甚至恼火，说我们又没多少尿，哪拉得出来？只能拖。反正他整个就是一尿人，随时能出面救急。拖到后来交不了账，我们便蹭到赵老师面前，装作谦虚的样子向他讨教这文章该如何写。幾句好话哄过，赵老师来了精神，舌头打过几个顿，很快进入思路。我们大喜，摸出笔默默速记，场面很快变成他口授，我们记录。“慢点慢点，讲那么快干吗！”我们不停嚷叫着责备他，笔舞龙蛇，也赶不上他的语速。等他讲累了，一篇文章的轮廓也大致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好了，可以了，不用再说了。”我们已有些不耐烦，轻松地这么示意他。有许多次赵老师拉我一起出去采访，或合作帮什么单位写那种人物稿。一般是找个宾馆住下来，我拉初稿，他改定。我同样因为有依靠，都是随便瞎扯一气，然后恭请主角上场。我一次次感受到他那种点石成金的手段，那一身非凡尿功。一篇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由他七划八划，七捏八揉，很快见出形状眉目，又很快见出精气神，然后身子一挺，活泼泼跳到你面前。当然也有时候，因写文章或其他什么事给逼急了，我们会不顾一切同他吵起来。赵老师明显恼火得不得了，面孔都气歪了，鼻子和嘴巴及眉毛耳朵相互拖拉牵扯扭曲，口水又一次长长亮亮拖出来。他也意识到身体某一部分突然多出了东西，就似狐狸拖出了尾巴一样，手一伸赶忙去追，把口水悄悄捞在掌中，搓一搓。我们想笑已笑不出，也不由极是忐忑，想这下彻底翻脸了，大家无法相处了。暗下懊悔，但并不认错，心想要翻脸就翻脸，大不了明天打背包走人。可第二天一见，他竟什么事也没，继续又说又笑。吵得再凶闹得再凶，但吵过闹过就算，从不记仇，这是几十年相处中赵青老师给我的最深刻印象。还有，赵老师从不在背后害人，甚至不讲任何人半句坏话，他如果要讲，也只是真实而客观的评价。特别有那么几次，平日同他有些矛盾甚至敌意的人倒霉了失意了，他听后不但见不出一丝幸灾乐祸，反而满脸都是荒凉悲戚。那种不由自主流露出的物伤其类之情，让一旁的我震颤不已。经历过大波折大起伏的人，内心某个地方一定有某种大忧伤大同情在，这点同样是我们这种平凡人生难以体察到的。还有一次是九几年吧，九江文艺界前辈毕必成老师去世，消息传来，当时赵老师正带着我们几个人在共青城采访。喝了些酒，赵老师边念叨着毕老师名字，边趴在桌上放声大哭不已，并且哭了又哭，不厌其烦，完全无法遏止，鼻涕口水流的，那是更不用说了。后来我们搀扶他回宾馆，他仍一路走一路哭，像个十足的娘们，弄得众人一片黯然。
赵老师年纪恰好比我大一轮，比其他同事更是大太多，但他的精力却比谁都旺盛。饮食清淡，生活极有规律，睡眠好，有时我们在办公室吵吵嚷嚷，他坐旁边脑袋一歪，人便睡过去了。他说他睡觉就同拉电灯开关，啪一声立即能把意识拉熄，把自己拉到梦境里去。这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平，于是等下次他再闭目养神时，便故意吵他推他，不让他闭眼。但打过鸡血的人么，不睡觉一点影响也没有。“今天夜里争取搞个通宵。”这是他最喜欢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每周出报，我们基本都得加班，搞通宵也是常见的，何况他还会三天两头找些活动找些热闹来搞。我们怕死了这点，一夜没睡，几天也无法补上来。赵老师相反，加班或搞活动，对他来说无疑是过什么狂欢节，两眼大睁，像一只猫头鹰双目炯炯出现在我们面前。“神经吧！”哪有为加班而加班，为搞活动而搞活动，为搞通宵而搞通宵的？活得不耐烦了呀，受虐狂呀！我们无法理解，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恶狠狠腹诽。“变态！”我们继续嘀嘀咕咕腹诽不已。尽管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大家的腹诽之声已是半真半假。我说这个《周末世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纸页上的小小乌托邦，其意正在这里。大家辛辛苦苦聚在一起办报，似乎并不为着职业为着生活，而只是图个阿Q式精神快乐，为着占领什么臆想中的虚无缥缈制高点。有一次闲坐，赵老师认认真真显出一派迷茫的神情，似自语又似问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事，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拿一份工资呢？”我一听不由暗暗惭愧，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拿工资。不过不拿工资，那又该拿点什么？其实从一开始，周末编辑部的同仁们处境已经足够尴尬的了。大家完全不懂世俗社会操作的那一套，即便能懂，也无法做出诸多让自己看不上的下三滥行为。结果只能苦自己。在报社那边，完全把我们看作赵青老师的私人聘用人员，与报社的体制无关，也永远进入不了体制。就是出外采访，也手持着赵老师自己手写的那种临时证件，处处向人宣告，我们是一伙冒牌货。因此而受到的歧视和白眼，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加上经营不好，待遇极低，工资时时发不出，有一段甚至拖了半年之久，对外稿费那更是拖得没法说。 我是唯一得到赵老师特殊照顾的人，每月工资能及时领取，并且没有一分钱广告任务，只负责在家编编稿，守守办公室。但大的环境人心思散，我也感受到异乎寻常的压力。总觉眼前这个周刊不是久留之地，并且对搞报纸，自思我真的全无兴趣，性格各方面也不适合。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文联，慢慢向专业创作的路上转。文联的领导也同意，创作室正好有编制。但调动工作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实在太难了，一番努力没效果，这时有同学和朋友牵线，介绍我进九江师专。师专的校系两级领导基本都是我同班或高一届的同学朋友，对我有一定了解，他们开会研究后，非常爽快同意接收。就这时问题出来了，说受某位朋友一封信的牵连，上面有关领导作了批示，我不能进师专。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老师带着我，怀抱我在外面发表过的所谓作品，四处找人帮忙，甚至找到了那位作出批示的领导。一番交流，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他第二天就给师专打电话，让对方派人到有关方面再作点了解，如无特别情况，他同意我调入。师专再次开会研究，再次同意接收。但这时候，即便那位领导自己，也无法消除他此前那个批示的影响了，进师专的事只能不了了之。我开始做回修水的打算，同以前那样埋头写我的小说去，就像猪八戒时时准备着回高老庄一样。赵老师却不放，他对我的看重、欣赏与誉扬那是打心眼里出来的。也不知根据什么，赵老师一直称我为“白痴天才”，似乎是说在生活上我一无所知，是个白痴，但在另外的方面，与周围人不一样的某些地方，比如读书思考什么，又能有自己的独到处吧。赵老师打起精神带着我，重新一遍遍找人。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位领导的家，上台阶时，自行车后面夹的那叠杂志掉落下来，劈里啪啦撒了一地。我们浑水摸鱼那样在暗黑中乱摸一气，脑袋与脑袋撞在一起生痛。眼前狼狈的样子逗得两人弯腰跌足，面对着面笑得喘不过气来。尽管四周暗黑看不见，我仍能想象赵老师的口水一定会趁着眼前大好时机流得痛快淋漓，肆无忌惮，丝丝缕缕长长亮亮朝外迸溅，如开在夜空中的怪异大花。一九九八年，我的调动在九江文艺界老师一致呼吁下，才得到最后解决。赵老师高興至极，抽出专门时间亲自帮我办好了一应手续。
赵青老师是二〇〇三年，五十四岁的时候退居二线的，我们这个周刊以《周末世界》的名义在他手上存活了十一年，再过半年刊名便改掉了。每提及这段生活，不知为什么我脑际总会不停地浮起一些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名词，都是些书名，《乌托邦》《太阳城》《愚人船》，甚至《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之类。是一个小说题材，有时间一定会写写，像我习惯所做的那样，表面写实，整体象征。当然只是一时的思绪，随后便忘了。赵老师从单位上退得干脆，我总以为他有非常具体而急迫的个人打算，那就是写作。赵老师多次给我谈过他的许多构思，那种电影电视故事，我觉得特别好。幼时所历，水边乡村，荒泽中的火光，火光那边浩大无际涯的湖水，水上影影绰绰起伏来去的船，经赵老师的静静描述，给人一派变幻迷离、金碧辉煌之感。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作品，是他一生蓄积茹含的结晶。以前太忙，太乱，没时间没心境写，现在就可以从从容容，用人生所剩下的最好一段时光来对付。可赵老师根本不写那些。赵老师的笔头功夫在九江及江西影响大，找的人多，他出的价格也高。每进一笔账，我们便眼红得不行，嗷嗷叫着要他请客，目的就是想尽可能更多地消耗他，以平民愤。我建议他干脆成立一个文字公司，我来帮他管账，做经纪人。赵老师过了几年的高价日子，后来不知是出价实在太高，九江庙小容不下他这尊大菩萨，或是其他什么，业务突然零落起来，竟至于没有了。赵老师便停笔不写了，赚钱的和不赚钱的，都不写。我不免奇怪之至，想一个写稿人怎么会这样？文学写作对一个人来说，应该终生贯注，不可能有停得下的时候。我甚至暗下嘀咕，赵老师写作一生，也许并不是一种自主性行为吧？问过，赵老师支吾，不作回答，或自己也回答不出。后来同我解释，说他实际上并不是那种纯粹的文学人写作人，他是半途从另一个地界转过来的。赵老师这谈的尽管只是写稿，但我听来，似乎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整个一生的清理和总结。
赵老师退休后，同我的交往反而更多，也更轻松随意，基本上每天相约着一起沿湖散步，用九江的话说是走湖。家里人甚至打趣，说你们怎么回事，这么形影不离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赵老师住得远，从家里出来，顺长虹大道徒步几华里，到火车站前的湖畔给我电话，我便从家里出发，两人正好在新公园门前那块大石头前相遇。走湖一周，再回到新公园，我陪他在长虹大道走一会，然后分手，让他一人回去。几十年的老朋友，话题那可是多得没边。走一路说一路，没有半秒钟空歇。基本上都是他说我听，谈报纸，谈文学，谈人事，也谈家庭生活。在我眼里，赵老师算得上半个土豪，家境好收入高，许多年前就住进郊区别墅，生活美满。逢着什么朋友来了请客，全是他买单，以前上班时如此，现在同样如此，谁叫他曾经是领导呢，不吃白不吃。何况习惯一旦形成，改起来真的很难。有时我良心发现，好歹也想出次钱，谁知他坚决不让。他重复强调自己经济条件比我好，负担比我轻。这就没办法了，我只得忍痛割舍，把这表现大方的机会再次豪爽地让给他。这点牺牲精神不管怎样我还是该具备吧。赵老师喜欢讲他的练车经历，讲房子，讲他的正高职称。报社的正高指标少，得来不易。讲得多了，有时我会伤感起来，感觉不适应。想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如果讲起什么职称，赵老师会显得非常不屑，说那算个什么毛东西！现在怎么全变了，津津乐道成这样？还有几次赵老师隐约流露，希望我能够给他写一篇文章。我有些茫然，不知他讲的什么。想好好的为何要写文章，写什么，有什么可写的？没得到响应，于是有次赵老师相约，说我们两人以后谁先死了，后死的人一定帮前者写一篇文章做纪念。赵老师不是玩笑，他是极为认真的。越认真我便越惶恐。
一般来说，我们聊天时声音都大，但如果身前身后人太多，我便有些不好意思。这种云里雾里的话语，与周围实际人生相隔得实在太远，也就显出几分荒唐与滑稽。我极力把声音压低。赵老师却不顾这些，人多人少都一样。有次在南门口的厕所里，他仍在大讲什么文学大讲王安忆，我在一旁尴尬不已，只装作没听见，装作不是同他一伙的，随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还有不少时候，我正在讲点什么，赵老师却无法倾听，毫不犹豫地打断我，去讲他自己的。我只好忍住，去听他讲。后来我再想讲点什么，又让他打断。这么次数多了，就有些不快，甚而至于非常恼火。想你比我大，年尊辈长多讲几句，那也应该。但无论如何总不能没完没了，完全剥夺了我说话的权利，也太不尊重人了，太伤人自尊了。这么日积月累，心里的不平简直把整个人压垮。直到有那么一天，当我的话头又一次给毫不客气打断，我几乎临近崩溃了，浑身气得直哆嗦。我想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自己的话讲完。今天绝不能屈服忍让退缩。于是我不但不停止，反而放高音量，不管不顾顺着自己的话头朝下说。赵老师也不管不顾，用更高的声音说。两人都有些气急败坏，不惜以命相搏，想最终压倒对方。这场面如果让旁边的人看去，一定惊为旷世奇观：一对沿湖散步，本应倾心交谈的老头，结果却是各讲各的话，各念各的经，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大，相互比赛着你追我赶，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