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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幽明录》就是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幽明录》的内容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对社会上的某些重要现象也有所反映，它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志怪小说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并非偶然，时代及社会思潮对小说影响巨大。本文将从儒学衰微、道教影响及佛教传播三个方面试做讨论。
【关键词】《幽明录》；社会思潮；影响
汉末三国时期，政治、经济、精神、道德普遍瓦解，无论是贵族还是社会底层的百姓面对生死、面对无常的灾祸都十分恐惧，这就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寄希望于“鬼神”，表现出对生活、自由、生命的强烈追求。
志怪小说《幽明录》创作于魏晋南北朝并非偶然，时代及社会思潮对小说影响巨大。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这一时期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①的形象写照。汉末大乱，百姓妻离子散，饱受流亡之苦。同时，据《后汉书》载：“献帝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建安二年五月，蝗。”②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春，大疫。中平二年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②注中还提到：
魏陈思王常说疫气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②
可见，自然灾害如蝗灾、瘟疫等异常泛滥。与此同时，连续不断的战乱甚至使人民在背井离乡后还要骨肉分离。就魏晋南北朝文坛而言，小说之类仍无法与诗、赋、骈文相比。刘勰作《文心雕龙》，把文学的功利性放于首位；钟嵘作《诗品》，以品评五言诗为主，分三品进行评论；萧统作《文选》包罗各种文体，却不载小说。然而，志怪小说仍然兴盛发展起来，这和宗教的流传与频发的战乱是分不开的。外来佛教传入中原，儒、释、道三教交融影响，对社会的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最主要特征的就是儒学的大一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儒学的衰微。这一现象在小说创作领域，就表现为小说也开始从野史、杂传中分离，渐渐走向独立，成为了一种较独立的文学形式。这是一个思想觉醒的时代，一个精神觉醒的时代。长期的社会混乱使得人们精神层面的个性思想异常突出，各种思潮的涌现，使人们打破传统，更多的去追求自身的安逸和超脱。《幽明录》所记载的神仙方术、鬼怪妖物、佛法灵异等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许多的联系，人们大多迷信鬼神，通常把怪异之事与生活现象联系在一起。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大力宣扬佛道思想，大量的鬼神怪异故事在宗教迷信的思潮中产生并广受欢迎。可见，这个特殊时期是《幽明录》创作的机遇期。
其次，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也对志怪小说《幽明录》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别于佛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末，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才逐渐完备，它是在民间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的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本土神话、传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汉末三国经济、政治、文化精神全面瓦解，社会各阶层忧生惧死，人们厌倦了旧思想、旧道德的束缚，这些都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道教和佛教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的。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者是东晋时期的葛洪。他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研精道儒，学贯百家，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代表作品《抱朴子》。《抱朴子》在道教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葛洪也被认为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对其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抱朴子》一书分为内外两篇，《抱朴子×内篇》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和神仙方术，主要内容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避灾去病。论证神仙的确存在，求仙需积善去恶，凡人可以成仙。强调学仙必求师，求真师，勤修炼。葛洪认为修炼既可治世致太平，还可以获得长生。葛洪由此而成为我国东晋初期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术家，同时成为著名的志怪小说家。
葛洪的志怪小说代表作是《神仙传》十卷。其创作目的也是为道教作宣传，论证神仙之事确实存在。书中收录了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事迹，故事怪诞、篇幅较长、情节较复杂。如《栾巴传》、《吕恭传》、《王远传》、《刘根传》等，均以想象丰富，记叙生动著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神仙观念及魏晋文士风气。道教的发展，也为志怪小说创作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道士们或者是有神论者写的志怪小说虽数量不多，只是魏晋南北朝志怪的一部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志怪小说创作的宗旨以及兴盛的原因。代表如陶弘景撰志怪小说《周氏冥通记》、干宝撰《搜神记》、刘义庆撰《幽明录》等等，都是为了证明鬼神的存在，神秘世界的真实，故有很多道教性质的故事。刘义庆《幽明录》中的篇目就有很多记载，如《刘晨阮肇》、《妙音》、《痴龙珠》等等。
志怪小说是随着宗教的发展而发展的，道教的神仙世界以上古神话传说为基础，而志怪小说中的神仙世界也是上古神话所含有的原始意象发展来的，带有道教色彩。《幽明录》中的《鬼奏乐》、《鬼止斗》、《嘲鬼》、《缚鬼》、《刺鬼》、《鬼争墓》等等。这里面描写有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鬼打鼓奏乐的场面，有人刺鬼，小儿缚鬼的故事，有遇鬼后嘲鬼面目可憎，鬼羞愧而去的故事。在志怪小说中，鬼怪的世界与人、仙的世界空间都几乎重合，没有绝对的界限。只不过，小说对于仙境的描绘色彩是亮丽的，景物是美丽的，如“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③，“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光映帏席”③。对于鬼是世界，色彩则是黯淡的，景物大多单调枯燥。如描写鬼的出场，就会写天上忽来大风，白日昼昏，而鬼的出现一般都是在田陌间、坟地间，或直接出现在人的家中。如《高坟恶鬼》、《鬼偿债》、《捉鬼》、《长鬼》、《鬼作幻》、《鬼吐舌》等篇目。
最后，外来佛教的流传对《幽明录》也是影响巨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小说的形成期，志怪小说逐渐发展至繁荣。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外来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对志怪小说的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佛教于汉末流传入中国，曾是道教的附庸，在民间流传。其后随着佛教教义在民间的传播，以及历经了汉末至隋朝统一中国长达三百多年的社会大动乱这一契机，佛教才逐渐兴盛起来，为人们广泛接受，从而发展成与道教相提并论的一大宗教。这段混乱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动荡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人们急需精神的寄托，而佛教在六朝时期的传播和兴盛就为这些忧生惧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给予人们很大的精神慰藉。刘宋以至整个南朝，佛教不仅在民间广泛传播，在上层阶级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皇帝的倡导，佛寺大量兴建，佛经大量翻译流传，佛寺常常组织大规模的讲经活动，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小说创作，特别是志怪小说也深受佛教影响。在思想内容、题材内容方面都有佛教影响的痕迹。有的作者以佛经故事为素材进行改写和创造；有的是直接借用经典原文及佛教典故来塑造中国式的具体形象；有的是表现某种佛教观点，如大量写“前世今生”类型的小说就是佛教因缘果报观念的体现。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小说，有的是佛教徒的创作，有的是上层阶级贵族的作品。如《幽明录》的编撰者刘义庆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法琳《辨证论·十代奉佛上篇》里就记载到：“宋临川王义庆、宋彭城王义康、宋南焦王义宣、宋临川嗣王道规、宋建安王休仁，右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好文雅，义庆最优……”。④可见刘义庆很有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将潜心修习的佛法，寄托融汇于自己的小说中。
刘义庆创作的《幽明录》深受佛教的观念影响。《幽明录》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故事包含着明显的佛教思想及佛教观点，佛教的观念影响着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如《庞阿》、《生死因缘》、《石长和》、《康阿得》等故事，都是受到了佛教故事的熏染，情节颇为奇诡。作品宣扬佛法无边，鼓吹轮回报应，由此推行佛教的。这些佛教故事以志怪小说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深入民心，既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也利于佛教的发展。佛教最终逐渐脱离了依附道教的地位，与中国的儒道并立。正因为乱世中儒学的衰微，才有了道教和佛教的发展和兴盛，三教融合发展，使得魏晋时期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解放，思想觉醒，小说的发展也迎来了契机。
总之，《幽明录》一书记载鬼神事迹，以虔诚的态度对待鬼神，记叙鬼神传说，将这些传说、故事汇集起来，通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传播到民间去，为当时蓬勃兴盛的宗教思潮推波助澜。可见，宗教思潮对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志怪小说《幽明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而志怪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也反作用于宗教，影响深远。
注释：
①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王粲《七哀诗×其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23页.
②[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0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④《大正藏×辩证论卷第三》第52卷，唐沙门释法琳撰，十代奉佛上篇.第三.中华佛教出版社，佛历2552年1月15日版.第504页.
参考文献：
[1]郑晚晴辑注《幽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2][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影印，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袁济喜《六朝美学》，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6][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注：
本论文系校级重点课题，课题编号为ASA12-16，项目名称为刘义庆《幽明录》研究。
作者简介：
宋 芸（1982—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及少数民族预科教学。
【关键词】《幽明录》；社会思潮；影响
汉末三国时期，政治、经济、精神、道德普遍瓦解，无论是贵族还是社会底层的百姓面对生死、面对无常的灾祸都十分恐惧，这就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寄希望于“鬼神”，表现出对生活、自由、生命的强烈追求。
志怪小说《幽明录》创作于魏晋南北朝并非偶然，时代及社会思潮对小说影响巨大。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这一时期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①的形象写照。汉末大乱，百姓妻离子散，饱受流亡之苦。同时，据《后汉书》载：“献帝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建安二年五月，蝗。”②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春，大疫。中平二年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②注中还提到：
魏陈思王常说疫气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②
可见，自然灾害如蝗灾、瘟疫等异常泛滥。与此同时，连续不断的战乱甚至使人民在背井离乡后还要骨肉分离。就魏晋南北朝文坛而言，小说之类仍无法与诗、赋、骈文相比。刘勰作《文心雕龙》，把文学的功利性放于首位；钟嵘作《诗品》，以品评五言诗为主，分三品进行评论；萧统作《文选》包罗各种文体，却不载小说。然而，志怪小说仍然兴盛发展起来，这和宗教的流传与频发的战乱是分不开的。外来佛教传入中原，儒、释、道三教交融影响，对社会的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最主要特征的就是儒学的大一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儒学的衰微。这一现象在小说创作领域，就表现为小说也开始从野史、杂传中分离，渐渐走向独立，成为了一种较独立的文学形式。这是一个思想觉醒的时代，一个精神觉醒的时代。长期的社会混乱使得人们精神层面的个性思想异常突出，各种思潮的涌现，使人们打破传统，更多的去追求自身的安逸和超脱。《幽明录》所记载的神仙方术、鬼怪妖物、佛法灵异等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许多的联系，人们大多迷信鬼神，通常把怪异之事与生活现象联系在一起。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大力宣扬佛道思想，大量的鬼神怪异故事在宗教迷信的思潮中产生并广受欢迎。可见，这个特殊时期是《幽明录》创作的机遇期。
其次，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也对志怪小说《幽明录》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别于佛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末，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才逐渐完备，它是在民间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的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了本土神话、传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汉末三国经济、政治、文化精神全面瓦解，社会各阶层忧生惧死，人们厌倦了旧思想、旧道德的束缚，这些都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道教和佛教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的。道教思想体系的建构者是东晋时期的葛洪。他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研精道儒，学贯百家，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代表作品《抱朴子》。《抱朴子》在道教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葛洪也被认为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对其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抱朴子》一书分为内外两篇，《抱朴子×内篇》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和神仙方术，主要内容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避灾去病。论证神仙的确存在，求仙需积善去恶，凡人可以成仙。强调学仙必求师，求真师，勤修炼。葛洪认为修炼既可治世致太平，还可以获得长生。葛洪由此而成为我国东晋初期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术家，同时成为著名的志怪小说家。
葛洪的志怪小说代表作是《神仙传》十卷。其创作目的也是为道教作宣传，论证神仙之事确实存在。书中收录了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事迹，故事怪诞、篇幅较长、情节较复杂。如《栾巴传》、《吕恭传》、《王远传》、《刘根传》等，均以想象丰富，记叙生动著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神仙观念及魏晋文士风气。道教的发展，也为志怪小说创作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道士们或者是有神论者写的志怪小说虽数量不多，只是魏晋南北朝志怪的一部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志怪小说创作的宗旨以及兴盛的原因。代表如陶弘景撰志怪小说《周氏冥通记》、干宝撰《搜神记》、刘义庆撰《幽明录》等等，都是为了证明鬼神的存在，神秘世界的真实，故有很多道教性质的故事。刘义庆《幽明录》中的篇目就有很多记载，如《刘晨阮肇》、《妙音》、《痴龙珠》等等。
志怪小说是随着宗教的发展而发展的，道教的神仙世界以上古神话传说为基础，而志怪小说中的神仙世界也是上古神话所含有的原始意象发展来的，带有道教色彩。《幽明录》中的《鬼奏乐》、《鬼止斗》、《嘲鬼》、《缚鬼》、《刺鬼》、《鬼争墓》等等。这里面描写有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鬼打鼓奏乐的场面，有人刺鬼，小儿缚鬼的故事，有遇鬼后嘲鬼面目可憎，鬼羞愧而去的故事。在志怪小说中，鬼怪的世界与人、仙的世界空间都几乎重合，没有绝对的界限。只不过，小说对于仙境的描绘色彩是亮丽的，景物是美丽的，如“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③，“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光映帏席”③。对于鬼是世界，色彩则是黯淡的，景物大多单调枯燥。如描写鬼的出场，就会写天上忽来大风，白日昼昏，而鬼的出现一般都是在田陌间、坟地间，或直接出现在人的家中。如《高坟恶鬼》、《鬼偿债》、《捉鬼》、《长鬼》、《鬼作幻》、《鬼吐舌》等篇目。
最后，外来佛教的流传对《幽明录》也是影响巨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小说的形成期，志怪小说逐渐发展至繁荣。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外来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对志怪小说的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佛教于汉末流传入中国，曾是道教的附庸，在民间流传。其后随着佛教教义在民间的传播，以及历经了汉末至隋朝统一中国长达三百多年的社会大动乱这一契机，佛教才逐渐兴盛起来，为人们广泛接受，从而发展成与道教相提并论的一大宗教。这段混乱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动荡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人们急需精神的寄托，而佛教在六朝时期的传播和兴盛就为这些忧生惧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给予人们很大的精神慰藉。刘宋以至整个南朝，佛教不仅在民间广泛传播，在上层阶级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由于皇帝的倡导，佛寺大量兴建，佛经大量翻译流传，佛寺常常组织大规模的讲经活动，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小说创作，特别是志怪小说也深受佛教影响。在思想内容、题材内容方面都有佛教影响的痕迹。有的作者以佛经故事为素材进行改写和创造；有的是直接借用经典原文及佛教典故来塑造中国式的具体形象；有的是表现某种佛教观点，如大量写“前世今生”类型的小说就是佛教因缘果报观念的体现。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小说，有的是佛教徒的创作，有的是上层阶级贵族的作品。如《幽明录》的编撰者刘义庆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法琳《辨证论·十代奉佛上篇》里就记载到：“宋临川王义庆、宋彭城王义康、宋南焦王义宣、宋临川嗣王道规、宋建安王休仁，右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好文雅，义庆最优……”。④可见刘义庆很有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将潜心修习的佛法，寄托融汇于自己的小说中。
刘义庆创作的《幽明录》深受佛教的观念影响。《幽明录》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故事包含着明显的佛教思想及佛教观点，佛教的观念影响着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如《庞阿》、《生死因缘》、《石长和》、《康阿得》等故事，都是受到了佛教故事的熏染，情节颇为奇诡。作品宣扬佛法无边，鼓吹轮回报应，由此推行佛教的。这些佛教故事以志怪小说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深入民心，既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也利于佛教的发展。佛教最终逐渐脱离了依附道教的地位，与中国的儒道并立。正因为乱世中儒学的衰微，才有了道教和佛教的发展和兴盛，三教融合发展，使得魏晋时期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解放，思想觉醒，小说的发展也迎来了契机。
总之，《幽明录》一书记载鬼神事迹，以虔诚的态度对待鬼神，记叙鬼神传说，将这些传说、故事汇集起来，通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传播到民间去，为当时蓬勃兴盛的宗教思潮推波助澜。可见，宗教思潮对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志怪小说《幽明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而志怪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也反作用于宗教，影响深远。
注释：
①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王粲《七哀诗×其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23页.
②[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0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④《大正藏×辩证论卷第三》第52卷，唐沙门释法琳撰，十代奉佛上篇.第三.中华佛教出版社，佛历2552年1月15日版.第504页.
参考文献：
[1]郑晚晴辑注《幽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2][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影印，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袁济喜《六朝美学》，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6][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注：
本论文系校级重点课题，课题编号为ASA12-16，项目名称为刘义庆《幽明录》研究。
作者简介：
宋 芸（1982—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及少数民族预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