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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为一个文学大国，不仅为世界文学奉献出数不清的大师，也为世界文坛贡献了千余种名目繁多的文学奖项。其中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非龚古尔文学奖莫属。龚古尔文学奖的创立者是龚古尔兄弟。与化学家诺贝尔不同，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弟弟于勒·德·龚古尔(1830--1870)都是法国的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100年后，安卧在蒙马特墓园的龚古尔兄弟一定不会想到，人们至今仍在谈论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小说，而是因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于勒·龚古尔去世后，兄弟情深的埃德蒙·龚古尔为了寄托对弟弟的哀思，在临终前立下遗嘱，以自己的遗产作为资金，成立龚古尔学院，并指定他们的生前好友——10位知名人士为院士。院士们惟一的任务是在每年出版的法语小说中(作者的国籍不限)，评选出一部最佳的“以散文写作的形象作品(小说)”，并为其颁发龚古尔文学奖。10名固定的龚古尔学会委员，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准时相聚于巴黎杜昂饭馆的二楼，除非有人离开或去世，他们才会推举新的委员，并在崭新的刀叉上镌刻新来者的名字。
龚古尔文学奖自1903年开始颁发，距今已经有103年的历史，因此可谓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该奖以奖掖文学新人为目的，主要颁发给那些初出茅庐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享誉全球的文学大奖奖金只有区区50法郎，与1976年设立的西班牙塞万提斯奖、1927年设立的意大利巴古塔奖、1955年设立的丹麦安徒生奖、1975年设立的英国布克小说奖等相比，这点奖金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与诺贝尔文学奖的23万美金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如此，龚古尔文学奖的品牌价值却是难以估算的。很多获奖者将这张50法郎的支票镶嵌在相框之中，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时刻享受这份“抽象”而又至高无上的精神荣耀。
龚古尔文学奖被誉为法国文坛的风向标，因为它常常和“经典”、“畅销”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和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很多已经被公认为世界文坛的经典之作。如普鲁斯特的《在如花的少女们身旁》(1919)、巴比塞的《火线》(1916)、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1933)、杜拉斯的《情人》(1984)等。龚古尔文学奖的“间接”价值更是被世人津津乐道。因为龚古尔文学奖表面上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但是一旦某部作品获奖，那么“无形”的精神荣耀便会很快转化为“有形”的物质利益。
获奖作品在一夜之间可以身价百倍，对一般作家来说，这也是龚古尔文学奖最吸引眼球的地方。龚古尔学院的评委基本上都是作家，行家眼光选出来的作品可读性较高，广告效果也非常明显，因此很容易受到读者欢迎，销量自然也就迅速窜升。这种情况可以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对普通小说来说，如果能够卖过10000册，可算是畅销之作。其他文学奖作品，销量也就在三五万左右徘徊。而龚古尔获奖小说可谓一枝独秀，它们的销量多数超过20万册，这还不包括在国外发行的译作。这就意味着获奖作品能给作者带来数百万法郎的版税。因此，对获奖者来说，“名”和“利”可谓双收，只不过“利”来的稍稍晚了一些。比如杜拉斯的《情人》本来售出了25万册，获奖之后，销售量便上升到100万册。无名小卒让·卢奥的处女作于1990年获奖后也售出六十余万册。总之，只要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法国人都心甘情愿地掏腰包。2004年，洛朗-戈德的《斯科达的太阳》3个月前首印10万册，获奖后，小说马上被摆到了书店橱窗最显眼的位置，并在很短时间内卖出了8万册。法国读者在书店里购买《斯科达的太阳》时，顺便问了一句：“今年这本写得好吗?”老板耸耸肩：“反正是本龚古尔。”
实际上，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龚古尔获奖作品质量的质疑。2003年，雅克－皮埃尔·阿梅特的小说(《布莱希特的情妇》脱颖而出，以7票的压倒优势大获全胜，而弗雷德里克·贝伯德的《世界之窗》和阿丽丝·菲尔纳的《战争中》分别只得到可怜的两票和一票。尽管在票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这一结果依然让很多行家大跌眼镜。因为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奖宗旨是“奖励那些在思想上或形式上有创意的作家”，而这部作品的叙事情节与其他入围作品相比，显得“过于平庸”。因此他们认为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的《世界之窗》更有资格获取这一殊荣。如果说《布莱希特的情妇》能否获奖尚可以讨论的话，那么在百年的历史中，龚古尔文学奖对“经典”有意无意的遗漏更是受到人们的批评。
龚古尔在创立龚古尔文学院时，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挑战死气沉沉的法兰西文学院对文学荣誉的垄断地位，以便能更好地发现新人，鼓励创新。可与龚古尔的愿望相反，龚古尔文学奖并非总是以奖励创新而著称，塞利纳、阿拉贡、布托、佩雷克等一批极具个性、极富创新意识的作家都被认为过于怪异而与奖项无缘。在法国诺贝尔奖的众多得主中，莫里亚克、加缪、萨特、克洛德·西蒙等竟然没有一位先前曾获得过龚古尔奖。在这个被龚古尔文学奖遗忘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高莱特、莫朗、雅克·沙尔顿纳、于勒·罗曼、安德烈·纪德、让·高克多·彼埃尔、让·儒尤、瓦莱里·拉尔波、马丁·杜加尔、蒙岱尔朗、尼米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等闪耀法国20世纪文学天空的璀璨巨星的名字。于是，法国人不无黑色幽默地说，您知道塞利纳、西姆农(侦探小说大师)、格诺、奇奥诺、莫里亚克、贝尔纳诺斯等人的共同之处吗?那就是他们都不曾获得过龚古尔文学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像勒内·马朗、亨利·福高涅、让-法雅等业绩平平的作家竟然能够轻易地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评论说，就因为得了龚古尔奖，许多将被历史遗忘的小说从此将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列在一起，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如今，人们对龚古尔文学奖的诟病不只是它的获奖作品质量，还有它的评选机制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评选机制上的漏洞恰恰是造成龚古尔文学奖制造平庸、遗忘经典的深层原因。1991年，法国《读书》杂志刊登了一份《龚古尔奖的内幕》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一开始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龚古尔奖是出版社之间的交易”。因为院士们的作家资格固然无可怀疑，但他们却分别代表着出版他们作品的各自出版社的利益。所以每年送审的作品无论看与不看，每个院士都早已心中有数：只要是自己出版社出的书都要投赞成票。而操纵评选的就是号称“三魔头”的伽里马、格拉塞、瑟意三大出版社。其余中小出版社只能分一杯羹聊作点缀。例如从1949年至1971年，获奖的22部小说中有14部属 于伽里玛出版社；而在1968年，10名院士中仅伽里玛一家便占了6席。2004年的龚古尔奖破天荒地颁给了一个新冒出来的出版社的签约作家——年仅32岁的洛朗·戈德。戈德的《斯科达的太阳》获奖或许是实至名归，但有媒体猜测，这不过是评委会息事宁人、掩人耳目的一种权宜之计，因为2005年的龚古尔奖又重新回到“出版大鳄”格拉塞出版社的怀抱。
为了获得多数票，出版社不仅要在院士中“安插”自己的代表，还要拉拢其他院士“下水”。与普利策奖、布克奖等不同的是，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是终身制的。虽然担任评委本身没有薪酬，但是他们的“福利”却相当丰厚：有政府赞助的豪华海外游；有来自媒体的丰厚“津贴”。更重要的是，还有来自出版社的各种“赞助”。因此，每年在评奖之前，法国文坛总是笼罩在行贿受贿的氛围中。不过出版社“跑奖”的手法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要说学院自查不出来，就连税务局的人也无可奈何。例如亏本出版某位院士的作品；或者免费为其尚未出版的小说大做广告；或者为某院士所写的序言之类的短文支付高昂的稿费；或者向某院士预付一本书的稿费，其实鬼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巴黎独立出版人表示：“当你意识到龚古尔奖得主会获得上百万欧元，其出版商也会同时受益后，你便多少能了解到整件事情的不道德。法国的出版业，尤其是各项文学奖，都离不开相互利益勾结。”一位呼吁改革法国文学评奖制度的作家兼记者盖·克诺普尼奇表示：“主流出版社和他们在各文学奖项任职的作者们有一层‘关系’，这本身已经很不妥。”克诺普尼奇声称，现行的评选体制就是一个“贿赂和受贿的制度”。对于这种作家和评委受出版社任意摆布的情况，有人更是不无讽刺地写道：“当获得文学奖的作家手捧桂冠或者支票在掌声中离去时，请不要忘记，作家背后的出版商才是此类仪式真正的发起人和受益者”。好在一是因为法国丑闻太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二是因为法国人比较健忘，吵嚷一通后，法国文坛又暂时风平浪静了。但是随着出版界对评奖委员会的渗透和干涉，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声誉开始江河日下，获奖作品的质量也日趋下降，而普通读者对各大出版社“暗箱操作”出来的获奖作品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买账。龚古尔文学奖这家“百年老店”正遭受到严重的品牌危机。
遗漏经典、制造平庸、“黑幕”频出，或许不是龚古尔文学奖一家的弊端，而几乎是所有文学评奖机构的通病，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在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社会，评奖机构的存在本来就和人们反对规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追求相悖，也和文学艺术自身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相对立。因此，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于连·格拉克拒绝领取龚古尔文学奖，都不是故作清高、自造新闻，而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作家获得表面和短暂的荣耀必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在各种文学奖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可怕的危机。
让－诺埃尔·庞克拉奇更是将文学奖的得失和文学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庞克拉奇认为文学奖是一定时期内文学创作的象征和反映，因此文学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活力和价值观……批评文学奖就是批评文学、批评这个时代。按照这种逻辑，龚古尔文学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不仅表明这家“百年老店”在遭受品牌危机，也表明文学这只“千年老龟”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一个追求平面化、逃避深度感的时代，在一个图像霸权的时代，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文学正危机四伏，甚至已病入膏盲、奄奄一息。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开始从不同角度证明、守护文学的价值，而这恰恰表明文学的价值正日益成为问题。
龚古尔文学奖从一个家庭性的纪念行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众大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历史去创造和评说。而在一个充满多元、争议和解构的时代，文学的命运也只能交给历史去左右。或许作家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可以平息一下我们激动的心情，他说“文学就像是一位正在发烧的女子，我们不知道她会复活还是死去”。如今我们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文学如此脆弱。小说家的使命其实就是用写作来尽量延长文学的生命，等待“危难”之后的“转机”。而普通读者呢?在语言的争论中大概也是得不出答案的。我们惟有坚信，在现在和未来，文学的作用也许会相对弱化或者转型，但只要人类未停止对生命意义的寻求，文学就绝对不会死亡。
于勒·龚古尔去世后，兄弟情深的埃德蒙·龚古尔为了寄托对弟弟的哀思，在临终前立下遗嘱，以自己的遗产作为资金，成立龚古尔学院，并指定他们的生前好友——10位知名人士为院士。院士们惟一的任务是在每年出版的法语小说中(作者的国籍不限)，评选出一部最佳的“以散文写作的形象作品(小说)”，并为其颁发龚古尔文学奖。10名固定的龚古尔学会委员，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准时相聚于巴黎杜昂饭馆的二楼，除非有人离开或去世，他们才会推举新的委员，并在崭新的刀叉上镌刻新来者的名字。
龚古尔文学奖自1903年开始颁发，距今已经有103年的历史，因此可谓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该奖以奖掖文学新人为目的，主要颁发给那些初出茅庐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享誉全球的文学大奖奖金只有区区50法郎，与1976年设立的西班牙塞万提斯奖、1927年设立的意大利巴古塔奖、1955年设立的丹麦安徒生奖、1975年设立的英国布克小说奖等相比，这点奖金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与诺贝尔文学奖的23万美金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如此，龚古尔文学奖的品牌价值却是难以估算的。很多获奖者将这张50法郎的支票镶嵌在相框之中，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时刻享受这份“抽象”而又至高无上的精神荣耀。
龚古尔文学奖被誉为法国文坛的风向标，因为它常常和“经典”、“畅销”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和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很多已经被公认为世界文坛的经典之作。如普鲁斯特的《在如花的少女们身旁》(1919)、巴比塞的《火线》(1916)、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1933)、杜拉斯的《情人》(1984)等。龚古尔文学奖的“间接”价值更是被世人津津乐道。因为龚古尔文学奖表面上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但是一旦某部作品获奖，那么“无形”的精神荣耀便会很快转化为“有形”的物质利益。
获奖作品在一夜之间可以身价百倍，对一般作家来说，这也是龚古尔文学奖最吸引眼球的地方。龚古尔学院的评委基本上都是作家，行家眼光选出来的作品可读性较高，广告效果也非常明显，因此很容易受到读者欢迎，销量自然也就迅速窜升。这种情况可以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对普通小说来说，如果能够卖过10000册，可算是畅销之作。其他文学奖作品，销量也就在三五万左右徘徊。而龚古尔获奖小说可谓一枝独秀，它们的销量多数超过20万册，这还不包括在国外发行的译作。这就意味着获奖作品能给作者带来数百万法郎的版税。因此，对获奖者来说，“名”和“利”可谓双收，只不过“利”来的稍稍晚了一些。比如杜拉斯的《情人》本来售出了25万册，获奖之后，销售量便上升到100万册。无名小卒让·卢奥的处女作于1990年获奖后也售出六十余万册。总之，只要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法国人都心甘情愿地掏腰包。2004年，洛朗-戈德的《斯科达的太阳》3个月前首印10万册，获奖后，小说马上被摆到了书店橱窗最显眼的位置，并在很短时间内卖出了8万册。法国读者在书店里购买《斯科达的太阳》时，顺便问了一句：“今年这本写得好吗?”老板耸耸肩：“反正是本龚古尔。”
实际上，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龚古尔获奖作品质量的质疑。2003年，雅克－皮埃尔·阿梅特的小说(《布莱希特的情妇》脱颖而出，以7票的压倒优势大获全胜，而弗雷德里克·贝伯德的《世界之窗》和阿丽丝·菲尔纳的《战争中》分别只得到可怜的两票和一票。尽管在票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这一结果依然让很多行家大跌眼镜。因为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奖宗旨是“奖励那些在思想上或形式上有创意的作家”，而这部作品的叙事情节与其他入围作品相比，显得“过于平庸”。因此他们认为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的《世界之窗》更有资格获取这一殊荣。如果说《布莱希特的情妇》能否获奖尚可以讨论的话，那么在百年的历史中，龚古尔文学奖对“经典”有意无意的遗漏更是受到人们的批评。
龚古尔在创立龚古尔文学院时，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挑战死气沉沉的法兰西文学院对文学荣誉的垄断地位，以便能更好地发现新人，鼓励创新。可与龚古尔的愿望相反，龚古尔文学奖并非总是以奖励创新而著称，塞利纳、阿拉贡、布托、佩雷克等一批极具个性、极富创新意识的作家都被认为过于怪异而与奖项无缘。在法国诺贝尔奖的众多得主中，莫里亚克、加缪、萨特、克洛德·西蒙等竟然没有一位先前曾获得过龚古尔奖。在这个被龚古尔文学奖遗忘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高莱特、莫朗、雅克·沙尔顿纳、于勒·罗曼、安德烈·纪德、让·高克多·彼埃尔、让·儒尤、瓦莱里·拉尔波、马丁·杜加尔、蒙岱尔朗、尼米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等闪耀法国20世纪文学天空的璀璨巨星的名字。于是，法国人不无黑色幽默地说，您知道塞利纳、西姆农(侦探小说大师)、格诺、奇奥诺、莫里亚克、贝尔纳诺斯等人的共同之处吗?那就是他们都不曾获得过龚古尔文学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像勒内·马朗、亨利·福高涅、让-法雅等业绩平平的作家竟然能够轻易地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评论说，就因为得了龚古尔奖，许多将被历史遗忘的小说从此将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列在一起，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如今，人们对龚古尔文学奖的诟病不只是它的获奖作品质量，还有它的评选机制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评选机制上的漏洞恰恰是造成龚古尔文学奖制造平庸、遗忘经典的深层原因。1991年，法国《读书》杂志刊登了一份《龚古尔奖的内幕》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一开始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龚古尔奖是出版社之间的交易”。因为院士们的作家资格固然无可怀疑，但他们却分别代表着出版他们作品的各自出版社的利益。所以每年送审的作品无论看与不看，每个院士都早已心中有数：只要是自己出版社出的书都要投赞成票。而操纵评选的就是号称“三魔头”的伽里马、格拉塞、瑟意三大出版社。其余中小出版社只能分一杯羹聊作点缀。例如从1949年至1971年，获奖的22部小说中有14部属 于伽里玛出版社；而在1968年，10名院士中仅伽里玛一家便占了6席。2004年的龚古尔奖破天荒地颁给了一个新冒出来的出版社的签约作家——年仅32岁的洛朗·戈德。戈德的《斯科达的太阳》获奖或许是实至名归，但有媒体猜测，这不过是评委会息事宁人、掩人耳目的一种权宜之计，因为2005年的龚古尔奖又重新回到“出版大鳄”格拉塞出版社的怀抱。
为了获得多数票，出版社不仅要在院士中“安插”自己的代表，还要拉拢其他院士“下水”。与普利策奖、布克奖等不同的是，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是终身制的。虽然担任评委本身没有薪酬，但是他们的“福利”却相当丰厚：有政府赞助的豪华海外游；有来自媒体的丰厚“津贴”。更重要的是，还有来自出版社的各种“赞助”。因此，每年在评奖之前，法国文坛总是笼罩在行贿受贿的氛围中。不过出版社“跑奖”的手法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要说学院自查不出来，就连税务局的人也无可奈何。例如亏本出版某位院士的作品；或者免费为其尚未出版的小说大做广告；或者为某院士所写的序言之类的短文支付高昂的稿费；或者向某院士预付一本书的稿费，其实鬼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巴黎独立出版人表示：“当你意识到龚古尔奖得主会获得上百万欧元，其出版商也会同时受益后，你便多少能了解到整件事情的不道德。法国的出版业，尤其是各项文学奖，都离不开相互利益勾结。”一位呼吁改革法国文学评奖制度的作家兼记者盖·克诺普尼奇表示：“主流出版社和他们在各文学奖项任职的作者们有一层‘关系’，这本身已经很不妥。”克诺普尼奇声称，现行的评选体制就是一个“贿赂和受贿的制度”。对于这种作家和评委受出版社任意摆布的情况，有人更是不无讽刺地写道：“当获得文学奖的作家手捧桂冠或者支票在掌声中离去时，请不要忘记，作家背后的出版商才是此类仪式真正的发起人和受益者”。好在一是因为法国丑闻太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二是因为法国人比较健忘，吵嚷一通后，法国文坛又暂时风平浪静了。但是随着出版界对评奖委员会的渗透和干涉，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声誉开始江河日下，获奖作品的质量也日趋下降，而普通读者对各大出版社“暗箱操作”出来的获奖作品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买账。龚古尔文学奖这家“百年老店”正遭受到严重的品牌危机。
遗漏经典、制造平庸、“黑幕”频出，或许不是龚古尔文学奖一家的弊端，而几乎是所有文学评奖机构的通病，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例外。在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社会，评奖机构的存在本来就和人们反对规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追求相悖，也和文学艺术自身的自由性和创造性相对立。因此，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于连·格拉克拒绝领取龚古尔文学奖，都不是故作清高、自造新闻，而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作家获得表面和短暂的荣耀必须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在各种文学奖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可怕的危机。
让－诺埃尔·庞克拉奇更是将文学奖的得失和文学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庞克拉奇认为文学奖是一定时期内文学创作的象征和反映，因此文学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活力和价值观……批评文学奖就是批评文学、批评这个时代。按照这种逻辑，龚古尔文学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不仅表明这家“百年老店”在遭受品牌危机，也表明文学这只“千年老龟”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一个追求平面化、逃避深度感的时代，在一个图像霸权的时代，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文学正危机四伏，甚至已病入膏盲、奄奄一息。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开始从不同角度证明、守护文学的价值，而这恰恰表明文学的价值正日益成为问题。
龚古尔文学奖从一个家庭性的纪念行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众大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历史去创造和评说。而在一个充满多元、争议和解构的时代，文学的命运也只能交给历史去左右。或许作家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可以平息一下我们激动的心情，他说“文学就像是一位正在发烧的女子，我们不知道她会复活还是死去”。如今我们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文学如此脆弱。小说家的使命其实就是用写作来尽量延长文学的生命，等待“危难”之后的“转机”。而普通读者呢?在语言的争论中大概也是得不出答案的。我们惟有坚信，在现在和未来，文学的作用也许会相对弱化或者转型，但只要人类未停止对生命意义的寻求，文学就绝对不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