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业企业已经造成了环境污染，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工业企业迁出老城区，这些年在老城区推行的退二进三可以消除污染，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到老的文化遗址的保护。
　　对新城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工业企业进园区。新城区的规划非常重要，要有人气，不能只是产业园区，不能晚上就变成了空城。
　　通过园林化、循环经济的推广、公共服务到位和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和民主管理制度，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向新社区转变，农村新社区就成为城市的一种基层单位，也就纳入了城镇化。
　　——10月1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2013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公开表示，中国城镇化应该分为三部分：老城区改革+新城区的规划+新社区的建设与转化，这种模式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就地城镇化”。
　　新在三个地方。首先必须做到城乡统筹。只想把农村变成城市不行，还要考虑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以及粮食安全等，这都要统一考虑。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就地就近发展当地经济。不能把农民都赶到城里去，造成乡村空心化、乡镇萧条。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原来非常发达的小市镇，由于农民都外出打工，致使当地逐渐萧条。
　　第三，必须要有适合当地特点的产业进行支撑。比如山东盛产苹果，苹果要放在冷库里面，如果卖不出去就发愁。其实，就应该在当地发展苹果加工产业链，比如生产苹果酱、苹果醋，这样就提高了苹果的附加值和储存条件。
　　——近日，“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展战略”重大咨询项目负责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回答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在何处。
　　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各级政府会继续用旧有的办法来支撑城镇化，最后还是摊铺子、摊大饼，演变为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认为，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缺陷使获取土地差价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导致政府偏离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定位，成为“城市经营者”，财政也偏离公共财政的方向。各级政府的GDP增长导向，使我国城市化离开了创新的基本功能。
　　人的城镇化反映在哪里？首先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的就业，不可能有城镇化。千万不能变成无工作、无土地，甚至家里房子也没有的“三无流民”，这不是城镇化，这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这对整个经济社会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消除妨碍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政策限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水平，促进就业和创业。
　　其次是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逐步做到和本地的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同等公共服务资源，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不能在城市里再形成新的二元结构。
　　——5 月31 日，城镇化专题调研组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吕祖善接受《中国人大》杂志记者专访时提出，要更加强调人的城镇化，不能光注重物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统筹 “人、业、钱、地、房”五要素，要趋利避害，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城镇化要统筹人、业、钱、地、房“五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