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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起点，输在终点”，似乎成了中美教育比较的一种概念性定论，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高等教育比不上美国，但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教育比美国质量更高。长期以来，这种认识成了中国基础教育界自我陶醉的主题词。
当我静下心来，细细回味与美国校长同行的交流，反复回看我在美国校园拍摄的众多照片，有一种悚然之感。长期以来，我们道听途说，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美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情况，更没有清晰认识美国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与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况。当我们深入下去，一种警觉油然而生：“中国教育真的赢在起点了吗？”这里所说的起点，主要指的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己走过了十个年头，我们的教育视野，我们的言谈（有时也称之为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痛心地看到，教育评价依然“涛声依旧”，课程设置仍是“一张老船票”，我们的很多课堂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当我们把视野拓展至世界范畴，真正走进西方的中小学，当我们深度了解美国中小学的教育方式、素质教育的方向、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学校课程的设置与课程的实施，当我们理性分析美国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与“学习状态”，中国的校长们有了一种新的忧虑：我们真的赢在起跑线上了吗？
我们的基础教育最大的弊病是遮蔽了生活的丰富性和成长的选择性，把完全不同的人及人的成长逼到了同一条狭窄的小道，而从这种狭窄小道中走出来的人，往往只能有狭窄的人生。
痛苦至令人心碎地反省：倘若我们的方向偏了，越是用力，那么……？
一、美式德育，潜移默化和面向世界的引导
一直以为，我们是最重视德育的，因为所有学校的校长都在说“德育为首”，所有的学校都有专门的德育部门，都有班主任，都有大量的德育活动。但当我们走进美国的大学、中小学，则看到了“德育”的另一种境界。
在美国，到处可见飘扬的星条旗，在城市的摩天大楼，在政府机关，在公路两边，在汽车加油站，飘扬的星条旗似乎在告知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这就是美国。
星条旗也飘扬在社区，飘扬在林间独立的house，还飘扬在美国人的服装、生活用品上，似乎存在于美国人所有的生活中。
走进北卡教育理事会，走进北卡Onslow学区教育局的会议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醒目的星条旗，走进美国的大学、中小学，走进学校的体育馆、图书馆、所有的教室，走在学校建筑间的走廊上，星条旗在校园内无处不在。
看着遍布的星条旗，我一直在想，所谓国家意识的教育，所谓环境的熏陶，所谓潜移默化的德育，美国人可能比我们做得更真实、更扎实。
一直以为，我们已非常重视“常规管理”，在中国的学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有那么多常规考核与评比，但仔细比照学生的行为习惯，似乎是说得多而落实得少，实际效果并不怎样。一些德育工作者说：“我们也尽心尽力，组织了很多评比，但学生的素质习惯并没有真正形成。”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德育思维与德育方式仍然有“运动式”、“走过场”之嫌，我们的家长、教师并没有真正认同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对学生人生高度的奠基作用，家庭教育缺乏生活化、细节化的养成教育，学校教育重视了一些表层行为的量化，忽略了学生“内心价值”的引导与“规则”的教育，重视了“伟大”，却疏忽了“平凡”，教育行为有了轰轰烈烈的“整治”，但缺乏“滴水穿石”的坚持。
在Erwin Elementary Magnet School，校长对我们说，学生的习惯培养应从“小龄”抓起，从小事（排队，在公共场所说悄悄话，帮助他人等等）做起。听着美国校长的交流，走访美国的中小学，看着发型各异、肤色不同的学生，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表现，我感觉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一种隐形的德育“灌输”——对规则的遵守。
反观我们的学生，表面似乎很“听话”，因为学校有很多“扣分”的规定。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许多中小学管理依赖的是“考核”与“评比”，许多学校的德育部门每天“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学生的一言一行，但当学生走出校门，当班主任老师离开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与言语完全不同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表里不一的难堪的情况呢？原因在于我们的德育话语太“高、大、全”，我们的德育目标确实伟大，但忽略了平凡的生活过程中细节化的熏陶、养育，缺少播种生活规则的思维与扎实的培育过程，我们的教育行为是许多外在的、强行的、自上而下的“硬塑”，尚未真正认识“内化”的重要性与长久性、艰巨性。
在北卡一所高中的教室内，我看到了这样的教室规则：
1.不吃糖/不吃口香糖/不喝汽水。
2.要说话，请举手。
3.把书包放在地上。
4.不在桌子上写字。
5.不迟到，不早退。
6.不乱丢垃圾。
简简单单的几条，似乎德育目标很低，但效果是教室内井然有序。细细想来，人群聚集处，每个人自会有各自的性格与习惯，但既然走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必然应该有共同遵守的规则，有了规则，就有了秩序，有了和谐，也确保了每个人的舒适。一个群体，有了共同的规则，就减少了考核、评比的烦恼，一切变得简单了。面对着简单的教室规则，我在想，我们的德育工作确实应该从“天上”回到“人间”，从空洞的、口号式的“运动”回归到孩子们生活中种种优秀习惯的奠定。
在费城，看到许多小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参观建国“自由钟”。我们听到这样一段解说词：“自由钟”成为解放和自由的象征，成为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象征。要让自由的钟声响彻每一块土地，前面还有多少重任需要我们去承担，还有多少艰难的道路需要我们走过。在这样的实境教育中，“国家意识、美国文化”自然播种了。
走在Clyde Erain Elementary Magnet School的校园里，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美国基础教育、国家意识的培育确实每天在真实进行中。小学阶段IB（国际文凭项目）通过外观布置、主题活动以及在课堂中的不断渗透等方式让学生感受内涵并为之努力。校长告诉我，学校会不断告诉孩子们，世界上又发生了哪些灾难，哪些地区的人民需要帮助，学校号召孩子们节省自己的零用钱，捐献给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
在Northwoors Park Middle School，看到学生们头顶着水，在校园内走来走去，我大惑不解。一了解，原来他们正在进行“全球水危机”的讨论，为了体验水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强化珍惜水资源的意识，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头顶水、肩扛水，行走在学校。我问校长，要走多少路，校长说，要走“一英里”。
在一所初中的墙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是谁？公民和领袖。我们还看到，走廊的主题讨论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吃什么，世界不同地区每周食物的消费水平……学校不断组织各种世界性问题的主题讨论，在这种从小至大经常性的世界视野的教育中，美国孩子不仅拓展了全球的视野，更有了强烈的面向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责任意识。而我们的许多学校，也有“世界视野”的教育意识，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确实还存在“目标高大、行动不实”的问题。
二、运动与健康，是最重要的素质教育
许多人认为，西方人，人高马大，主要是遗传的因素，还有就是他们从小喝牛奶长大。其实并不仅仅这样，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的是运动。
多少年前，我们也习惯称日本人为“矮日本”，但二战以后几十年，日本民族的身高已变了。总体而言，今天中国孩子的身高、体重也在增加，但他们的身体素质呢？尤其是一些独生子女，其心理素养、生理素质更让人忧虑。
《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30日以“孩子能输足球但不能输了体质”为标题报道：
10月24日，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与由“00后”组成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少年迪纳摩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比赛，结果以0：15惨败。比赛中，身材高大的中国学生跑了20分钟就气喘吁吁。面对同一支俄罗斯少年队，以北京小学生冠军队身份出战的北京南湖东园小学队，又以3：7再次落败。悬殊的比分引发了社会对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的关注和反思。
我们这些10岁上下的孩子，个头虽然高，但体能、体质却有待提高，20分钟就气喘吁吁，与生龙活虎的俄罗斯孩子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两所北京小学孩子们的特殊情况，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根据最近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过去10年间，我国青少年的肺活量、速度、力量等指标持续下降，肥胖率却增长一倍。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的事实，令人不禁担心，长此下去，我们输掉的不仅是足球，更是未来。
认真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可能会有所醒悟。在家庭教育中，在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中，应该把“运动与健康”视为最基础性的素质，视作最重要的课程。
在美国的好几所学校，一进门看到的是学校的荣誉墙（展览柜），展出最多的是各类运动奖杯，那一排排金灿灿的奖杯既诉说着学校的运动水平，又反映着学校的办学思想。反观国内许多学校，橱窗内展出的大都是中考、高考光荣榜、高考本科进线率。
在Northside High School，校长安排了两位学生陪同我们。一路走着，黑人学生告诉我，他是学生橄榄球队的队长，学校橄榄球队在许多次校际比赛中赢得冠军，我问另一位女孩，你喜欢的社团的是什么？她说“运动队”。在Jacksonville High School，陪同我的两位学生也是一身运动装，在美国的学校里，我看到了学校对运动的高度重视。
在迪克森高中，我观摩了一节女生的体育课。以我非专业的眼光看，这是一节力量训练课。学生两人一组，相互鼓励，相互保护，自选不同的器械，进行着各种形体、力量的训练，与国内的女生不同（国内的女生，好多孩子不喜欢运动），整节体育课，女同学始终处在积极投入的运动状态，举杠铃，举哑铃，完全有男生的气势和力量。从技术上看，学生对器械的使用已非常熟练。在使用器械训练的过程中，一人保护，一人运动，配合默契，我始终没分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我一直想实地了解，美国的孩子周六、周日在干些什么。离开Onslow，在徐州一中美国友好学校副校长的陪同下，我们周六走进了West Johnston High School。副校长的两个女儿都是该校铜管乐队的成员，大厅内熙熙攘攘，午餐时间，乐队成员正在休息与用餐，应妈妈的要求，大女儿的同学吹奏了“小号”，女孩自豪地告诉我们，她们的乐队水平很高，得过很多奖。饭后，男孩子们正在外面的草坪上玩“美式足球”，我和另一位校长也加入了他们的游戏。一个孩子拿起橄榄球，一下子掷出几十米，我问，你多大？他告诉我“16岁”。看着美国孩子强壮的体魄，我在想，没有强壮的身体，孩子们会有事业，会成为创新型拔尖人才吗？
校长告诉我，这所学校有800人。当我走遍校园，由衷地感叹，800人的校园，却有两片棒球场，一片足球场，一片橄榄球场（含400m跑道），看着这样高标准的运动场地，我似乎顿悟了素质教育的一种基本方向。
三、拔尖人才培养：国家的需要，重点中学的责任
2011年7月，中国一批校长在美国考察了伊利诺伊理科高中、埃克塞德学校、安多福学校、杰弗逊理科高中等顶尖高中后，发出了不少感叹。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程红兵院长这样写道：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还在为基本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不过关发愁，并不关注英才教育，因此会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总统令。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总体质量不行，比如 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美国学生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科学能力排在中下游，只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比我们的强，所以美国科技发达。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都是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在玩中学，轻轻松松上学去，基本没有负担。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特别不重视学科教学，他们的学科教学远远不及我们，不及我们深，不及我们广，不及我们扎实。
2011年7月28日上午，我们访问了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切颠覆了以往我们自以为是的错误认识，反思中国基础教育中的英才教育，即以前叫重点中学、今天叫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教育，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
程红兵先生进一步思考：
中美对比：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外在条件并不特殊，甚至远远比不上中国的高中，特别是不像北京、上海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那么豪华、那么漂亮，但是他们在科学人才的早期培养上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走在世界的前面，让人震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加改变的话，未来科学世界的高峰仍然是美国人的，我们很难赶上。
很少听到美国人谈论精英人才的培养，因为这个方面他们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谈；他们最喜欢谈的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因为他们在教育均衡方面做得不够好。因此千万不要误读美国基础教育，不要以为他们只重视均衡，实际上他们特别重视英才培养。
当我们在痛批英才教育、着力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时候，美国人一边号召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一边悄悄把少数英才少年紧紧抓住，对高端人才进行卓有成效的早期培养；当我们的优秀学生在拼命做题的时候，他们在动手做实验；当我们的精英高中学生仍然在为分数、高考拼搏的时候，他们在做科学研究课题；当我们的英才少年在搞奥林匹克竞赛的时候，他们在研究攻克癌症，他们在制造火箭，他们在开发新能源，他们在做火星探测器。
今天中国最杰出的学校尚且基本停留在应试升学的准备上，国家的创新人才从哪里培养?中国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从起步上比美国至少晚了10年(笔者认为，中国从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本科，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我国迎来了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探索的黄金时期。
事实上，我们不缺潜在的拔尖创新人才，但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土壤与机制，在深入推进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在认识层面，我们既缺少“摸着石头过河”的机制，也没有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区，一些先行学校的探索行为淹没在无休止的争论之中。空洞乏味的阐释，晦涩艰深的理论，坐而论道的清谈，喋喋不休的批评，阻碍了先行学校的探索。
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我们缺乏顶层政策设计与专门机构；科研结果与政策无法对接；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尚未建立早期发现的机制；高考制度“以分取人，分分计较”的选拔方式极大地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社会文化层面，传统儒家“中庸”思想，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师的创新观念与素养，跟不上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特别要警觉的是，在不同学段，一些错误的教育文化误导着教育行为，而且，有些教育文化已根深蒂固。
在学校教育层面，普遍缺乏个性化教育干预手段和有选择性的丰富课程内容；缺乏自主、宽松、灵活的管理环境；教学方式单一且过于注重应试训练；教师在组织跨学科、研究型课程学习上缺乏知识准备和指导经验；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拔尖创新人才不可能是人为“拔”出来的，但一定是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教育的力量是强大的，创新人才通常不是原生态下的自然生长，而是良好教育生态下的主动生长。
一直以来，由于对“教育公平”的误读，以致我们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产生了忌讳心理。基础教育界一般不敢大张旗鼓地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仿佛一强调创新人才培养就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就同均衡教育对立起来，这是对教育公平的曲解。我以为，对相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对不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给智力超常、有创新潜质的孩子以特殊教育，不仅是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高层次的教育公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不仅不应该妨碍我们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恰恰相反，它应该推动我们更加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
从人才发展规律来看，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是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的最佳发展期，没有承上启下的有效培养，就会失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宝贵时间和良好基础。我们已经意识到，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提前，应该打破教育体系各阶段之间的分割，通过家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条龙的系统培养，将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向家庭、小学、中学延伸，使高中的培养方式从简单的生源输送提升到与大学联合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高中阶段，我们可以聚焦这样一些关键工作：
变革班级组织模式。探索“志”、“趣”招生；探索“六年一贯制”的实践；实践“小班学习”；设置“项目小组”：提供挑战性的研究项目，变“授课老师”为“项目指导老师”。
课程设计与实施。在课程设计层面，由增加选修课走向建立“学科群”（板块课程）；由研究性学习走向“高级研究”（挑战性项目）；由课堂学习走向“全面学习”。在课程实施方面，探索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书本学习、问题研究、社团活动、自我管理、专家对话、参观学习以及社区服务等）和学习经历的多样化（智育、德育和公民教育、艺术发展、体育发展、社会服务、与职业与工作有关的经验、闲暇教育以及海外浸润等）。
创新教育管理模式。通过充实、加速、能力分组等多种渠道保证资优学生能力的提升和差别化发展；增加学生对于课程的选择面和选择量；建立导师制，加大个别辅导的力度；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指导学生在学业、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健康成长。
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建立并完善与国内外高校自主招生更多的衔接机制；引进国外先进课程资源，开拓更多的世界名校绿色通道；让科研院所、高新企业把创新实验室建到校园中。
（沈茂德，江苏省天一中学，214101）
当我静下心来，细细回味与美国校长同行的交流，反复回看我在美国校园拍摄的众多照片，有一种悚然之感。长期以来，我们道听途说，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美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情况，更没有清晰认识美国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与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况。当我们深入下去，一种警觉油然而生：“中国教育真的赢在起点了吗？”这里所说的起点，主要指的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己走过了十个年头，我们的教育视野，我们的言谈（有时也称之为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痛心地看到，教育评价依然“涛声依旧”，课程设置仍是“一张老船票”，我们的很多课堂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当我们把视野拓展至世界范畴，真正走进西方的中小学，当我们深度了解美国中小学的教育方式、素质教育的方向、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学校课程的设置与课程的实施，当我们理性分析美国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与“学习状态”，中国的校长们有了一种新的忧虑：我们真的赢在起跑线上了吗？
我们的基础教育最大的弊病是遮蔽了生活的丰富性和成长的选择性，把完全不同的人及人的成长逼到了同一条狭窄的小道，而从这种狭窄小道中走出来的人，往往只能有狭窄的人生。
痛苦至令人心碎地反省：倘若我们的方向偏了，越是用力，那么……？
一、美式德育，潜移默化和面向世界的引导
一直以为，我们是最重视德育的，因为所有学校的校长都在说“德育为首”，所有的学校都有专门的德育部门，都有班主任，都有大量的德育活动。但当我们走进美国的大学、中小学，则看到了“德育”的另一种境界。
在美国，到处可见飘扬的星条旗，在城市的摩天大楼，在政府机关，在公路两边，在汽车加油站，飘扬的星条旗似乎在告知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这就是美国。
星条旗也飘扬在社区，飘扬在林间独立的house，还飘扬在美国人的服装、生活用品上，似乎存在于美国人所有的生活中。
走进北卡教育理事会，走进北卡Onslow学区教育局的会议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醒目的星条旗，走进美国的大学、中小学，走进学校的体育馆、图书馆、所有的教室，走在学校建筑间的走廊上，星条旗在校园内无处不在。
看着遍布的星条旗，我一直在想，所谓国家意识的教育，所谓环境的熏陶，所谓潜移默化的德育，美国人可能比我们做得更真实、更扎实。
一直以为，我们已非常重视“常规管理”，在中国的学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有那么多常规考核与评比，但仔细比照学生的行为习惯，似乎是说得多而落实得少，实际效果并不怎样。一些德育工作者说：“我们也尽心尽力，组织了很多评比，但学生的素质习惯并没有真正形成。”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德育思维与德育方式仍然有“运动式”、“走过场”之嫌，我们的家长、教师并没有真正认同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对学生人生高度的奠基作用，家庭教育缺乏生活化、细节化的养成教育，学校教育重视了一些表层行为的量化，忽略了学生“内心价值”的引导与“规则”的教育，重视了“伟大”，却疏忽了“平凡”，教育行为有了轰轰烈烈的“整治”，但缺乏“滴水穿石”的坚持。
在Erwin Elementary Magnet School，校长对我们说，学生的习惯培养应从“小龄”抓起，从小事（排队，在公共场所说悄悄话，帮助他人等等）做起。听着美国校长的交流，走访美国的中小学，看着发型各异、肤色不同的学生，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表现，我感觉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一种隐形的德育“灌输”——对规则的遵守。
反观我们的学生，表面似乎很“听话”，因为学校有很多“扣分”的规定。但可以看到的事实是，许多中小学管理依赖的是“考核”与“评比”，许多学校的德育部门每天“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学生的一言一行，但当学生走出校门，当班主任老师离开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与言语完全不同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表里不一的难堪的情况呢？原因在于我们的德育话语太“高、大、全”，我们的德育目标确实伟大，但忽略了平凡的生活过程中细节化的熏陶、养育，缺少播种生活规则的思维与扎实的培育过程，我们的教育行为是许多外在的、强行的、自上而下的“硬塑”，尚未真正认识“内化”的重要性与长久性、艰巨性。
在北卡一所高中的教室内，我看到了这样的教室规则：
1.不吃糖/不吃口香糖/不喝汽水。
2.要说话，请举手。
3.把书包放在地上。
4.不在桌子上写字。
5.不迟到，不早退。
6.不乱丢垃圾。
简简单单的几条，似乎德育目标很低，但效果是教室内井然有序。细细想来，人群聚集处，每个人自会有各自的性格与习惯，但既然走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必然应该有共同遵守的规则，有了规则，就有了秩序，有了和谐，也确保了每个人的舒适。一个群体，有了共同的规则，就减少了考核、评比的烦恼，一切变得简单了。面对着简单的教室规则，我在想，我们的德育工作确实应该从“天上”回到“人间”，从空洞的、口号式的“运动”回归到孩子们生活中种种优秀习惯的奠定。
在费城，看到许多小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参观建国“自由钟”。我们听到这样一段解说词：“自由钟”成为解放和自由的象征，成为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象征。要让自由的钟声响彻每一块土地，前面还有多少重任需要我们去承担，还有多少艰难的道路需要我们走过。在这样的实境教育中，“国家意识、美国文化”自然播种了。
走在Clyde Erain Elementary Magnet School的校园里，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美国基础教育、国家意识的培育确实每天在真实进行中。小学阶段IB（国际文凭项目）通过外观布置、主题活动以及在课堂中的不断渗透等方式让学生感受内涵并为之努力。校长告诉我，学校会不断告诉孩子们，世界上又发生了哪些灾难，哪些地区的人民需要帮助，学校号召孩子们节省自己的零用钱，捐献给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
在Northwoors Park Middle School，看到学生们头顶着水，在校园内走来走去，我大惑不解。一了解，原来他们正在进行“全球水危机”的讨论，为了体验水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强化珍惜水资源的意识，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头顶水、肩扛水，行走在学校。我问校长，要走多少路，校长说，要走“一英里”。
在一所初中的墙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是谁？公民和领袖。我们还看到，走廊的主题讨论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吃什么，世界不同地区每周食物的消费水平……学校不断组织各种世界性问题的主题讨论，在这种从小至大经常性的世界视野的教育中，美国孩子不仅拓展了全球的视野，更有了强烈的面向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责任意识。而我们的许多学校，也有“世界视野”的教育意识，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确实还存在“目标高大、行动不实”的问题。
二、运动与健康，是最重要的素质教育
许多人认为，西方人，人高马大，主要是遗传的因素，还有就是他们从小喝牛奶长大。其实并不仅仅这样，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的是运动。
多少年前，我们也习惯称日本人为“矮日本”，但二战以后几十年，日本民族的身高已变了。总体而言，今天中国孩子的身高、体重也在增加，但他们的身体素质呢？尤其是一些独生子女，其心理素养、生理素质更让人忧虑。
《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30日以“孩子能输足球但不能输了体质”为标题报道：
10月24日，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与由“00后”组成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少年迪纳摩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比赛，结果以0：15惨败。比赛中，身材高大的中国学生跑了20分钟就气喘吁吁。面对同一支俄罗斯少年队，以北京小学生冠军队身份出战的北京南湖东园小学队，又以3：7再次落败。悬殊的比分引发了社会对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的关注和反思。
我们这些10岁上下的孩子，个头虽然高，但体能、体质却有待提高，20分钟就气喘吁吁，与生龙活虎的俄罗斯孩子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两所北京小学孩子们的特殊情况，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根据最近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过去10年间，我国青少年的肺活量、速度、力量等指标持续下降，肥胖率却增长一倍。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的事实，令人不禁担心，长此下去，我们输掉的不仅是足球，更是未来。
认真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可能会有所醒悟。在家庭教育中，在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中，应该把“运动与健康”视为最基础性的素质，视作最重要的课程。
在美国的好几所学校，一进门看到的是学校的荣誉墙（展览柜），展出最多的是各类运动奖杯，那一排排金灿灿的奖杯既诉说着学校的运动水平，又反映着学校的办学思想。反观国内许多学校，橱窗内展出的大都是中考、高考光荣榜、高考本科进线率。
在Northside High School，校长安排了两位学生陪同我们。一路走着，黑人学生告诉我，他是学生橄榄球队的队长，学校橄榄球队在许多次校际比赛中赢得冠军，我问另一位女孩，你喜欢的社团的是什么？她说“运动队”。在Jacksonville High School，陪同我的两位学生也是一身运动装，在美国的学校里，我看到了学校对运动的高度重视。
在迪克森高中，我观摩了一节女生的体育课。以我非专业的眼光看，这是一节力量训练课。学生两人一组，相互鼓励，相互保护，自选不同的器械，进行着各种形体、力量的训练，与国内的女生不同（国内的女生，好多孩子不喜欢运动），整节体育课，女同学始终处在积极投入的运动状态，举杠铃，举哑铃，完全有男生的气势和力量。从技术上看，学生对器械的使用已非常熟练。在使用器械训练的过程中，一人保护，一人运动，配合默契，我始终没分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我一直想实地了解，美国的孩子周六、周日在干些什么。离开Onslow，在徐州一中美国友好学校副校长的陪同下，我们周六走进了West Johnston High School。副校长的两个女儿都是该校铜管乐队的成员，大厅内熙熙攘攘，午餐时间，乐队成员正在休息与用餐，应妈妈的要求，大女儿的同学吹奏了“小号”，女孩自豪地告诉我们，她们的乐队水平很高，得过很多奖。饭后，男孩子们正在外面的草坪上玩“美式足球”，我和另一位校长也加入了他们的游戏。一个孩子拿起橄榄球，一下子掷出几十米，我问，你多大？他告诉我“16岁”。看着美国孩子强壮的体魄，我在想，没有强壮的身体，孩子们会有事业，会成为创新型拔尖人才吗？
校长告诉我，这所学校有800人。当我走遍校园，由衷地感叹，800人的校园，却有两片棒球场，一片足球场，一片橄榄球场（含400m跑道），看着这样高标准的运动场地，我似乎顿悟了素质教育的一种基本方向。
三、拔尖人才培养：国家的需要，重点中学的责任
2011年7月，中国一批校长在美国考察了伊利诺伊理科高中、埃克塞德学校、安多福学校、杰弗逊理科高中等顶尖高中后，发出了不少感叹。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程红兵院长这样写道：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还在为基本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不过关发愁，并不关注英才教育，因此会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总统令。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总体质量不行，比如 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美国学生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科学能力排在中下游，只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比我们的强，所以美国科技发达。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都是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在玩中学，轻轻松松上学去，基本没有负担。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特别不重视学科教学，他们的学科教学远远不及我们，不及我们深，不及我们广，不及我们扎实。
2011年7月28日上午，我们访问了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切颠覆了以往我们自以为是的错误认识，反思中国基础教育中的英才教育，即以前叫重点中学、今天叫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教育，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
程红兵先生进一步思考：
中美对比：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外在条件并不特殊，甚至远远比不上中国的高中，特别是不像北京、上海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那么豪华、那么漂亮，但是他们在科学人才的早期培养上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走在世界的前面，让人震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加改变的话，未来科学世界的高峰仍然是美国人的，我们很难赶上。
很少听到美国人谈论精英人才的培养，因为这个方面他们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谈；他们最喜欢谈的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因为他们在教育均衡方面做得不够好。因此千万不要误读美国基础教育，不要以为他们只重视均衡，实际上他们特别重视英才培养。
当我们在痛批英才教育、着力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时候，美国人一边号召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一边悄悄把少数英才少年紧紧抓住，对高端人才进行卓有成效的早期培养；当我们的优秀学生在拼命做题的时候，他们在动手做实验；当我们的精英高中学生仍然在为分数、高考拼搏的时候，他们在做科学研究课题；当我们的英才少年在搞奥林匹克竞赛的时候，他们在研究攻克癌症，他们在制造火箭，他们在开发新能源，他们在做火星探测器。
今天中国最杰出的学校尚且基本停留在应试升学的准备上，国家的创新人才从哪里培养?中国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从起步上比美国至少晚了10年(笔者认为，中国从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本科，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我国迎来了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探索的黄金时期。
事实上，我们不缺潜在的拔尖创新人才，但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土壤与机制，在深入推进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在认识层面，我们既缺少“摸着石头过河”的机制，也没有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区，一些先行学校的探索行为淹没在无休止的争论之中。空洞乏味的阐释，晦涩艰深的理论，坐而论道的清谈，喋喋不休的批评，阻碍了先行学校的探索。
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我们缺乏顶层政策设计与专门机构；科研结果与政策无法对接；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尚未建立早期发现的机制；高考制度“以分取人，分分计较”的选拔方式极大地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社会文化层面，传统儒家“中庸”思想，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师的创新观念与素养，跟不上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特别要警觉的是，在不同学段，一些错误的教育文化误导着教育行为，而且，有些教育文化已根深蒂固。
在学校教育层面，普遍缺乏个性化教育干预手段和有选择性的丰富课程内容；缺乏自主、宽松、灵活的管理环境；教学方式单一且过于注重应试训练；教师在组织跨学科、研究型课程学习上缺乏知识准备和指导经验；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拔尖创新人才不可能是人为“拔”出来的，但一定是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教育的力量是强大的，创新人才通常不是原生态下的自然生长，而是良好教育生态下的主动生长。
一直以来，由于对“教育公平”的误读，以致我们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产生了忌讳心理。基础教育界一般不敢大张旗鼓地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仿佛一强调创新人才培养就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就同均衡教育对立起来，这是对教育公平的曲解。我以为，对相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对不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给智力超常、有创新潜质的孩子以特殊教育，不仅是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高层次的教育公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不仅不应该妨碍我们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恰恰相反，它应该推动我们更加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
从人才发展规律来看，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是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的最佳发展期，没有承上启下的有效培养，就会失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宝贵时间和良好基础。我们已经意识到，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提前，应该打破教育体系各阶段之间的分割，通过家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条龙的系统培养，将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向家庭、小学、中学延伸，使高中的培养方式从简单的生源输送提升到与大学联合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高中阶段，我们可以聚焦这样一些关键工作：
变革班级组织模式。探索“志”、“趣”招生；探索“六年一贯制”的实践；实践“小班学习”；设置“项目小组”：提供挑战性的研究项目，变“授课老师”为“项目指导老师”。
课程设计与实施。在课程设计层面，由增加选修课走向建立“学科群”（板块课程）；由研究性学习走向“高级研究”（挑战性项目）；由课堂学习走向“全面学习”。在课程实施方面，探索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书本学习、问题研究、社团活动、自我管理、专家对话、参观学习以及社区服务等）和学习经历的多样化（智育、德育和公民教育、艺术发展、体育发展、社会服务、与职业与工作有关的经验、闲暇教育以及海外浸润等）。
创新教育管理模式。通过充实、加速、能力分组等多种渠道保证资优学生能力的提升和差别化发展；增加学生对于课程的选择面和选择量；建立导师制，加大个别辅导的力度；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指导学生在学业、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健康成长。
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建立并完善与国内外高校自主招生更多的衔接机制；引进国外先进课程资源，开拓更多的世界名校绿色通道；让科研院所、高新企业把创新实验室建到校园中。
（沈茂德，江苏省天一中学，21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