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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试图运用目的论分析研究郑振铎译《飞鸟集》和冯唐译《飞鸟集》。根据德国功能主义的“目的论”，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在目的论指导下，分别探究两位译者翻译《飞鸟集》的目的，采用个案研究对比的方法，分析二者特征，翻译目的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关键词：《飞鸟集》 目的论 冯唐 郑振铎
《飞鸟集》创作于1913年至1916年间，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共收录325首短诗，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由于诗人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具有敏锐洞察自然、社会的能力和一支善于表达心曲的妙笔，这些形似只言片语的小诗就蕴涵了丰富的思想、深奥的哲理，表现出一种清新明快、优美隽永的风格。[1]《飞鸟集》在世界各地被译为多种文字版本[2]，在國内也吸引着众多译者为其不懈努力。现今可知的汉译本已多达15本，来自陆晋德，白开元，吴岩，徐翰林，郑振铎，冯唐等。
其中，在1922年出版的郑振铎译本被公认为是国内多个译本中水平最高的译本，一些富有哲理的句子被人们广为传颂。可近期，作家冯唐2015年最新出版的《飞鸟集》译本，一经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就因其“粗鄙”字眼而受到公众的批判，例如：“解开裤裆”、“舌吻”、“挺骚”等。《人民日报》曾发刊称：“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环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说道：“我不会把这称作翻译，这是恶搞。”[3]但是在一众的批判声中，不乏有人力挺冯唐，李银河在博客上写道：“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4]他强调冯唐译本并非“不信”，只是“不雅”，其次，冯唐将诗学押韵上发挥到了极致。目前，就冯唐译本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语言成分、译者主观性、翻译伦理、诗学等方面，从目的论角度入手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本文将从翻译目的论入手，分析冯唐翻译目的，并将其与郑正铎译本比较分析。
1.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是由德国功能学者Hans J Vermeer提出，其精髓便是在翻译中明确目的。根据目的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5]目的论要求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3个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目的原则是指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必须能让译文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而忠实原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保持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决定。
其中，语际连贯次于语内连贯，这两种连贯性原则又同时从属于目的原则。由于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法则必须服从于目的法则，比如翻译的目的要求译文连贯通顺，那么译者应尽力使句子读起来顺畅、连贯，这时连贯法则是符合翻译目的的。如果目的法则需要译文不必通顺，那么，连贯法则则不适用。同样的，如果翻译的目的要求译文文本再现原文文本的特点与风貌，那么忠实法则与目的法则是一致的，译者应尽最大努力再现原文风格、内容及特点。如果目的法则要求译文与原文的功能有某种程度的差异时，那么忠实法则就不再适用。因此，目的法则是普遍适用的法则，而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则是特殊法则。
不同的译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去从事翻译活动，最后翻译活动产生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翻译目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当代文化趋势、目的语读者的译文需求、已出版的译本等等，这些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译者的目的，进而在译者语言、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体现出来。就目的语读者而言，译者在翻译前期会预构其未来读者，一旦确定，其语言风格，选词造句会偏向其选定的目的语读者。那么，基于译者不同目的之下产生的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也就有了依据。
2.译时社会背景和译者翻译目的
2.1郑振铎所处社会背景及翻译目的
郑正铎在翻译《飞鸟集》所处的年代是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们需要精神指引。郑正铎大多被学术界当作文学家，作家，在面对着精神上需要启发的青年时，这些青年构成了他目的语读者的大部分。[6]当时，又正值白话文运动，新旧思想碰撞，郑振铎就肩负用白话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介绍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解放人们思想，实现民主与科学的重任，这也是郑振铎翻译的目的。
2.2冯唐所处社会背景及翻译目的
冯唐在翻译《飞鸟集》时是21世纪，是一个思想开放，百花争艳的时代，读者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渴望不一样的色彩。此外，冯唐翻译目的还受到他自己的影响。《飞鸟集》是一本诗集，而冯唐本身是一位诗人，追求诗歌韵律美学，他的译本更是一本有着中国色彩却又不失原本哲理的诗集，因而实现了他的翻译目的。
3.译本对比分析
例1：“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郑译：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译：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
纤细如诗行
郑将mask译为“面具”，属于直译，而冯唐译为“裤裆”，用词大胆。两者相差甚远，可以说是因为译者的目的有所差别。郑的目的是要通过直译尽可能还原泰戈尔诗中爱与美的精神；冯的目的更倾向于表现自我张扬的一面。
例2：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郑译：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冯译：有了绿草
大地变得挺骚
hospitable有两个意思：1.形容人好客的，殷勤周到的；2.形容气候、环境等适宜的。郑将hospitable翻译成殷勤好客，与泰戈尔原文一样采用拟人手法；冯将这句处理为“大地变得挺骚”，进行了大尺度的个性创作。除此以外，冯唐本是诗人，在译文中体现出“草”和“骚”的押韵。这也是两者译文差异的原因。 例3：Listen， my heart， to the whispers of the world with which it makes love to you.
郑译：静静地听，我的心呀，听那世界的低语，这是它对你求爱的表示呀。
冯译：心呐
听吧
这世界和你做爱的细碎响声啊
“求爱的表示”和“做爱”版本表现出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以及目的语读者的差异。郑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需要启发青年，所以较为保守地译为“求爱的表示”；而冯处的时代以及自身张扬的个性，大尺度地译为“做爱”。两者目的差别，是造成两篇译文在内容上有所去别的主要因素。
目的论是翻译功能主义的核心，按照目的论，翻译是一个有目的行为，译者的意愿和读者的期盼共同决定了在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对于郑振铎译本与冯唐译本比较分析，不能仅从语言内容等方面入手，更要比较其宏观历史外界条件、译者目的及目的语读者。郑振铎在《飞鸟集》译本序言中说道：“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得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由此可见，郑振铎翻译的目的是将泰戈尔深刻的思想介绍给中国读者，所以，尽力还原原诗。冯唐作为诗人，个性张扬，在译文中展现自己对诗学追求的自由。兩个译本因为不同目的产生不同译法，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本文仅以个案进行分析，不够全面，有待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吴满珍主编，大学语文[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2（216）.
[2]（印）泰戈尔著；郑振铎译；闻钟主编，飞鸟集：无障碍阅读·全译本[M].商务印书馆，2014.09（196）.
[3]魏英杰.冯唐的“僭越”[J].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2015（02）.
[4]李卫丽.“信达雅”视角下冯唐翻译作品研究——以《飞鸟集》为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03）.
[5]Nord， Chi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
[6]周桃元.译者动机研究——以郑正铎译《飞鸟集》为例[J].安徽文学，2014（06）.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飞鸟集》 目的论 冯唐 郑振铎
《飞鸟集》创作于1913年至1916年间，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共收录325首短诗，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由于诗人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具有敏锐洞察自然、社会的能力和一支善于表达心曲的妙笔，这些形似只言片语的小诗就蕴涵了丰富的思想、深奥的哲理，表现出一种清新明快、优美隽永的风格。[1]《飞鸟集》在世界各地被译为多种文字版本[2]，在國内也吸引着众多译者为其不懈努力。现今可知的汉译本已多达15本，来自陆晋德，白开元，吴岩，徐翰林，郑振铎，冯唐等。
其中，在1922年出版的郑振铎译本被公认为是国内多个译本中水平最高的译本，一些富有哲理的句子被人们广为传颂。可近期，作家冯唐2015年最新出版的《飞鸟集》译本，一经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就因其“粗鄙”字眼而受到公众的批判，例如：“解开裤裆”、“舌吻”、“挺骚”等。《人民日报》曾发刊称：“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环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说道：“我不会把这称作翻译，这是恶搞。”[3]但是在一众的批判声中，不乏有人力挺冯唐，李银河在博客上写道：“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4]他强调冯唐译本并非“不信”，只是“不雅”，其次，冯唐将诗学押韵上发挥到了极致。目前，就冯唐译本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语言成分、译者主观性、翻译伦理、诗学等方面，从目的论角度入手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本文将从翻译目的论入手，分析冯唐翻译目的，并将其与郑正铎译本比较分析。
1.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是由德国功能学者Hans J Vermeer提出，其精髓便是在翻译中明确目的。根据目的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5]目的论要求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循3个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目的原则是指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必须能让译文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而忠实原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保持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决定。
其中，语际连贯次于语内连贯，这两种连贯性原则又同时从属于目的原则。由于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法则必须服从于目的法则，比如翻译的目的要求译文连贯通顺，那么译者应尽力使句子读起来顺畅、连贯，这时连贯法则是符合翻译目的的。如果目的法则需要译文不必通顺，那么，连贯法则则不适用。同样的，如果翻译的目的要求译文文本再现原文文本的特点与风貌，那么忠实法则与目的法则是一致的，译者应尽最大努力再现原文风格、内容及特点。如果目的法则要求译文与原文的功能有某种程度的差异时，那么忠实法则就不再适用。因此，目的法则是普遍适用的法则，而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则是特殊法则。
不同的译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去从事翻译活动，最后翻译活动产生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翻译目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当代文化趋势、目的语读者的译文需求、已出版的译本等等，这些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译者的目的，进而在译者语言、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体现出来。就目的语读者而言，译者在翻译前期会预构其未来读者，一旦确定，其语言风格，选词造句会偏向其选定的目的语读者。那么，基于译者不同目的之下产生的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也就有了依据。
2.译时社会背景和译者翻译目的
2.1郑振铎所处社会背景及翻译目的
郑正铎在翻译《飞鸟集》所处的年代是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们需要精神指引。郑正铎大多被学术界当作文学家，作家，在面对着精神上需要启发的青年时，这些青年构成了他目的语读者的大部分。[6]当时，又正值白话文运动，新旧思想碰撞，郑振铎就肩负用白话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介绍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解放人们思想，实现民主与科学的重任，这也是郑振铎翻译的目的。
2.2冯唐所处社会背景及翻译目的
冯唐在翻译《飞鸟集》时是21世纪，是一个思想开放，百花争艳的时代，读者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渴望不一样的色彩。此外，冯唐翻译目的还受到他自己的影响。《飞鸟集》是一本诗集，而冯唐本身是一位诗人，追求诗歌韵律美学，他的译本更是一本有着中国色彩却又不失原本哲理的诗集，因而实现了他的翻译目的。
3.译本对比分析
例1：“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郑译：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译：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
纤细如诗行
郑将mask译为“面具”，属于直译，而冯唐译为“裤裆”，用词大胆。两者相差甚远，可以说是因为译者的目的有所差别。郑的目的是要通过直译尽可能还原泰戈尔诗中爱与美的精神；冯的目的更倾向于表现自我张扬的一面。
例2：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郑译：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冯译：有了绿草
大地变得挺骚
hospitable有两个意思：1.形容人好客的，殷勤周到的；2.形容气候、环境等适宜的。郑将hospitable翻译成殷勤好客，与泰戈尔原文一样采用拟人手法；冯将这句处理为“大地变得挺骚”，进行了大尺度的个性创作。除此以外，冯唐本是诗人，在译文中体现出“草”和“骚”的押韵。这也是两者译文差异的原因。 例3：Listen， my heart， to the whispers of the world with which it makes love to you.
郑译：静静地听，我的心呀，听那世界的低语，这是它对你求爱的表示呀。
冯译：心呐
听吧
这世界和你做爱的细碎响声啊
“求爱的表示”和“做爱”版本表现出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以及目的语读者的差异。郑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需要启发青年，所以较为保守地译为“求爱的表示”；而冯处的时代以及自身张扬的个性，大尺度地译为“做爱”。两者目的差别，是造成两篇译文在内容上有所去别的主要因素。
目的论是翻译功能主义的核心，按照目的论，翻译是一个有目的行为，译者的意愿和读者的期盼共同决定了在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对于郑振铎译本与冯唐译本比较分析，不能仅从语言内容等方面入手，更要比较其宏观历史外界条件、译者目的及目的语读者。郑振铎在《飞鸟集》译本序言中说道：“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得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由此可见，郑振铎翻译的目的是将泰戈尔深刻的思想介绍给中国读者，所以，尽力还原原诗。冯唐作为诗人，个性张扬，在译文中展现自己对诗学追求的自由。兩个译本因为不同目的产生不同译法，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本文仅以个案进行分析，不够全面，有待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吴满珍主编，大学语文[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2（216）.
[2]（印）泰戈尔著；郑振铎译；闻钟主编，飞鸟集：无障碍阅读·全译本[M].商务印书馆，2014.09（196）.
[3]魏英杰.冯唐的“僭越”[J]. China Academ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2015（02）.
[4]李卫丽.“信达雅”视角下冯唐翻译作品研究——以《飞鸟集》为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03）.
[5]Nord， Chi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
[6]周桃元.译者动机研究——以郑正铎译《飞鸟集》为例[J].安徽文学，2014（06）.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