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汉姆·库珀（Harm Kuper）教授，现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院长、德国教育学会会长，是教育管理、成人与继续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等多个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他还是德国教育研究和教师培训中心的创办人之一，在教师培训和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作为教育实证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他在高等教育、教育管理等多个领域主持十多项由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资助的研究项目。在采访中，库珀教授介绍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情况和经验，对国际化背景下中德高等教育交流和教师教育发展提出了建议，对当前我国坚持扩大教育开放、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国家软实力的政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举措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柏林自由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德交流；教师教育
一、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发展策略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库珀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采访。首先，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情况。国际交流合作对学校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库珀：柏林自由大学诞生于冷战时期，从建校之初就带有浓厚的“国际化”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柏林被分割为两个区域，原柏林大学被划入东柏林境内，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管治；而原柏林大学的部分师生从原校出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下，于1948年12月4日建立了“自由的柏林大学”，即今天的柏林自由大学。在特殊的冷战背景下，国际化从一开始就对学校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校与美国等国家的高校也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之后的发展中，柏林自由大学逐渐成长为德国的学术重镇，尤其是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人文、数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形成了非常强的科研实力，而且几乎每个学科领域都建立起了良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关系，大学教授个人的国际交流也非常活跃和频繁。
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同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有的学科由于学科属性必须要国际化，比如比较文学或外语类学科，它们本身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国际化的。自然类学科，比如数学，国际化起步较早而且程度较高，成果也多用英语发表，这得益于它们的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国际共通性。而其他一些学科，比如教育科学，有很强的国别传统，它的研究更多是基于本国国内的教育情况，研究主题也主要涉及本国的教育问题，虽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涉及国际经验，但相比之下国际化进程比较缓慢。在我所在的教育与心理学院就能明显感觉到，与心理科学相比，教育科学研究关注的大都是本国的教育问题，研究成果也多用德语发表；而心理学的国际化进程则开始得早得多，他们的研究不局限于本国层面的问题，而是全球共通的问题，很多成果都用英语发表。
《世界教育信息》：柏林自由大学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有什么样的战略和举措？
库珀：柏林自由大學有很多推动国际化发展的举措。从国家层面来说，德国有支持本国精英大学的计划和项目，精英大学可以申请到额外的资金支持，柏林自由大学就属于其中之一。秉持建立大学国际网络的理念，柏林自由大学在莫斯科、纽约、新德里、开罗等全球多个城市建立了联络办事处，包括在中国北京也有办事处。这些联络办事处作为柏林自由大学在当地的代表，主要工作就是与所在的国家和大学建立联系，推动其与柏林自由大学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也提高柏林自由大学在当地的知名度。例如，北京办事处就在推动两国学者和学生交流方面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柏林自由大学在全球已经拥有苏黎世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浙江大学等很多合作伙伴，双方签署了伙伴协议或合作协议，为进一步开展合作项目奠定了基础。
国际合作涉及合作模式问题，国际合作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其中，“自下而上”的模式是双方教师通过接触先有了共同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愿意合作而产生的研究项目，但这种合作可能会缺少来自于双方机构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在北京办事处的安排下到中国的大学寻找合作研究伙伴，但最后没有成功，原因之一是语言不通，可能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但因为他们不会讲德语或英语，而我又不懂汉语，双方无法深入沟通，也就无法开展合作。当然，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改善了很多。双方有了具体的合作项目之后就可以向学校领导建议签署伙伴合作协议来支持项目的开展。因此，大学推进国际合作不应只是在“收集”合作协议，而应是“聚焦”开展实质性的项目合作。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您认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大学应该做些什么？德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发展中有哪些成功经验，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应如何应对？
库珀：当我们谈到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少提及它的研究的方面，而更多的只是把它理解为高中后教育（tertiary education）。当下，包括中国和德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面临高等教育系统的膨胀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学习。这一方面使得国际化变得容易，因为大学的学生基数增多，就会有更多感兴趣的年轻人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中来。另一方面，这又使得事情变得复杂和困难：随着大学自身的膨胀，大学往往面临一系列内部问题，这会造成本来可以用于国际化的资源不得不倾斜给处理由于学校膨胀所造成的内部问题。当我在将高等教育理解为高中后教育的情况下来谈国际化进程时，涉及的主要问题或者说主要任务就是语言，大学要为那些到海外留学和来本国学习的学生开设不同等级的相关语言类课程，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技能。此外，还涉及大学授课的语种问题。国外的学生到德国的大学上课，大学是否能够提供国际通用语言授课的课程呢？我们会发现不同学科的情况不同。自然科学领域在这方面就比较先进，它们共通的学科语言和概念等因素会使得国际化比较容易，有更多的英语授课的课程。因此，语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大挑战。 欧洲有伊拉斯谟交流项目（Erasmus program），该项目向学者、学生以及行政人员开放，提供交流资助和支撑保障。伊拉斯谟项目虽然不仅仅面向欧洲，但主要还是侧重欧洲。这项计划就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个性化层面的交流机会，哪怕两所学校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合作关系也并不影响师生的交流互访。我认为设置灵活的国际交流的想法是非常棒的，可以让国际交流成为日常的经历和体验，师生可以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学校参与课程、讨论会或其他活动。对于学生的国际交流来说，学分互认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末，欧盟就开始推动建立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ECTS），欧洲国家先后开始将其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立法，大学开始实施。目前这个系统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很多学生受益于这个系统。另外一点，大的合作需要有计划性、系统性的支持和推动，小型交流和项目不妨先做起来再说，不要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好的交流项目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世界教育信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综合性大学中教育学院的发展策略与生长空间应该是怎样的？
库珀：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学科发展的问题。就教育学科来说，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教育科学领域的概念和理念的不同，国际教育科学领域的交流合作确实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教育科学由于其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化难度大，往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慢慢沦为综合性大学的边缘学科，不那么受重视。在德国，大学中的教育学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教师的重任，因此在教育教学方面与政府、学校之间的国家内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在“研究”层面可以更加国际化。尤其是与传统师范类大学相比，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更应该偏重“研究”，因为研究是交流合作的基础。就我个人的理解和经验来说，可以从博士生项目入手，因为博士生是最容易融进某个研究项目中开展合作的。教育科学领域的合作，要求合作双方要有相似的教育概念、理念和研究主题，还有就是要使用共同的语言——英语发表论文和出版书籍，这是必要的，可以分享观点、交流成果。目前，中德两国在教育科学领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大量的出版物都是用本国语言出版的，这对教育科学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
三、中德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前景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提出了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新的目标，同时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提出了教育方面的建设内容，您认为中国和德国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可以开展哪些合作？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库珀：我认为双方应该有更多的交流，尤其是双向交流，目前中国学生去德国学习的人数很多，但德国学生到中国的却很少，在人数上严重不平衡。两国要达到交流人数的完全均衡不太可能，毕竟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而德国只有800多万人。这确实也是双方交流人数不均衡的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在中国，出国交流关乎到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国的学生也比较感兴趣，愿意到国外去深造。遗憾的是，反过来情况却并非如此。对德国学生的国际职业发展来说，到中国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中国的大学结构以及科学的飞速发展，这种情况也许会慢慢改变。这一方面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宣传的问题——怎样增强中国对德国学生的吸引力，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德国学生在考虑国际交流时，首选是欧洲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他们可能不会首先想到中国。但我们可以一步步来，先从他们感兴趣的、灵活的、短期交流项目开始。
我个人认为，在当前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未来中德两国的关系将会非常关键。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开始得非常早，必须要为未来做好准备，或许也可以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合作，比如中德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就非常紧密，这也会对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有所启发。中德两国在對方国家均有很多经济投资，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在中国的德国企业中的员工或是在德国的中国企业的员工的人格发展方面的情况如何呢？这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又有何影响呢？这些都是可以共同探讨的主题。在社会合作（society cooperation）层面，我们两国的社会彼此不同，差异很大，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障碍与困难都不少，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的合作还是相当不错的。教育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在这种整体层面的合作推进中会得到改善，双向的交流会进一步加强。
说到合作的难点，语言当然是障碍之一，汉语与德语之间没有一点共同点。我本来对中国不太了解，但我来了以后，就想鼓励我的学生来中国看一看。好在我们有英语作为媒介。目前两国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的英语还是不错的，这为以后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另外，我来中国经常遇到的一点困难是我找不到中国大学的英文主页。德国有些大学也存在这个问题。英文主页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向世界展示大学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外国学生到中国的大学来，首先就会到学校的官网上去查看信息。
四、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世界教育信息》：柏林自由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位置靠前，您认为其中有哪些影响因素？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大学排名的？
库珀：这取决于世界大学排名的评价标准。有时人们也会有疑问，为什么某一所高校排名会比其他高校靠前。当你看排名最靠前、最顶尖的那些大学时，你会发现都是美国或是英国的高校，其中一所欧洲大陆的高校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所学校资金充足，在很多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聘请世界最顶尖的研究人员，为他们的工作提供非常优越的环境以及薪水。有时事情可能就这么简单，没有资金就不可能成就一所顶尖大学。当然，光有资金也不行，学术传统、合作、氛围等都非常重要，但是资金确实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顶尖大学比其他大学入学要求更高，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挑选每一位申请人，以此确保他们选择的学生都是最优秀、最有才华的。
如何看待大学排名，我认为这涉及到排名背后的运作机制。各大世界大学排名都有一定的具体标准，比如科研成果、国际化程度等，这些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所大学的发展状况。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大学自身对排名的态度和反应。有些大学并不十分看重排名，而有些大学则非常看重，甚至过于看重，会专门为了排名标准而去努力提高指标，进而提升排名，但他们的整体发展水平却并未因此而得到提高。这也跟大学的治理结构有关。我知道在中国，大学排名是很被看重的，排名可以决定学校的声誉以及对学生的吸引力。但在德国乃至欧洲并不是这样。对于大学排名，我认为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照标准，看到不同大学间的发展差异，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补短板、促发展，但也不能因为过于看重排名而一切为了排名，这样做得不偿失。 五、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教师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在教育国际化发展背景下，柏林自由大学在国际教师交流方面的情况如何？学校是否有国际教师培训项目？
库珀：柏林自由大学在教师层面的国际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对教师国际交流的资助也是非常大的，整体形势都非常好。但在教师培训领域，国际化程度并不高。教师通常要学习两门专业：一门是未来要教授的学科，一门是教育学。对于语言专业的教师，比如英语教师，他们的专业决定了必须要国际化，这些教师的国际交流就会开展得比较好。但是在教育学领域，因为课程、教学等更多的还是与本国的教育体制相关，因而国际化程度可以说很低。整体来说，德国本土的教师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
《世界教育信息》：与传统教师的能力相比，您如何界定未来教师的能力？我们如何帮助教师获得和提升所需的能力？
库珀：教师是一项要求有专业技能的职业，既要有教育教学的实践技能，又要有运用科学知识来指导实践的转化能力。教师需要善于从实践中寻找出哪些问题值得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教学，需要找出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科目，学生在学校应该获得哪些必要的知识，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哪些体验和经历。教师要知道从研究中汲取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学生的东西。教師自己并不一定是研究者，但是教师需要能够理解研究，并善于从研究成果中总结和提取；另一方面，教师也要能够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提供给研究者去研究。这对教师教育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要把这种“转化”能力的培养渗透进教师培养的过程中去。整体层面上的问题是要如何调整教师教育的课程，从教师个体上来说，是教师个体如何能拥有这种“转化”的体验。好的教师教育是能够将体验和经历与科学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结合起来的。
《世界教育信息》：德国的教师培养模式是怎样的？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库珀：德国的教师教育处于不断的改革中。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师范高等学校与综合性大学融合。有些大学的教师教育开展得很好，有些则不尽如人意。教师教育的主要课程有两类，一类是学科专业课程，另一类是教育学、教学论的课程。如何将这些不同领域的复杂的课程有机地整合到教师培养的过程中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是关于课程组织的问题。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还是完成得非常好。而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如何“转化”的问题。大家一般讨论时不称之为“转化”，而是说理论与实践的过渡问题，大家对此颇有争论。在德国传统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尽相同。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教育学的传统认为，实践有其自身的理论在其中，教育科学要做的就是解释实践中应用了哪种理论，因此教育学是实践的反映。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并不全面，我认为教育科学对专业的实践来说也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还有的观点是关注教与学的过程：学习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什么，这就与心理学、神经科学相关，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就有理论认为，只有当你明白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你才能知道如何去教。因此我们不需要教授的理论，我们需要学习的理论，教的理论只是学的理论的副产品。这种观点虽不免有些简单化，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当我们提到学习，是一个处理知识的“域”（domains）的过程，但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域”的学习，我们学的是整体的语言、物理学、音乐或艺术。搞清楚这些“域”是怎样被组织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学习。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
关键词：柏林自由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德交流；教师教育
一、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发展策略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库珀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采访。首先，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柏林自由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情况。国际交流合作对学校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库珀：柏林自由大学诞生于冷战时期，从建校之初就带有浓厚的“国际化”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柏林被分割为两个区域，原柏林大学被划入东柏林境内，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管治；而原柏林大学的部分师生从原校出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下，于1948年12月4日建立了“自由的柏林大学”，即今天的柏林自由大学。在特殊的冷战背景下，国际化从一开始就对学校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校与美国等国家的高校也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之后的发展中，柏林自由大学逐渐成长为德国的学术重镇，尤其是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人文、数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形成了非常强的科研实力，而且几乎每个学科领域都建立起了良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关系，大学教授个人的国际交流也非常活跃和频繁。
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同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有的学科由于学科属性必须要国际化，比如比较文学或外语类学科，它们本身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国际化的。自然类学科，比如数学，国际化起步较早而且程度较高，成果也多用英语发表，这得益于它们的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国际共通性。而其他一些学科，比如教育科学，有很强的国别传统，它的研究更多是基于本国国内的教育情况，研究主题也主要涉及本国的教育问题，虽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涉及国际经验，但相比之下国际化进程比较缓慢。在我所在的教育与心理学院就能明显感觉到，与心理科学相比，教育科学研究关注的大都是本国的教育问题，研究成果也多用德语发表；而心理学的国际化进程则开始得早得多，他们的研究不局限于本国层面的问题，而是全球共通的问题，很多成果都用英语发表。
《世界教育信息》：柏林自由大学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有什么样的战略和举措？
库珀：柏林自由大學有很多推动国际化发展的举措。从国家层面来说，德国有支持本国精英大学的计划和项目，精英大学可以申请到额外的资金支持，柏林自由大学就属于其中之一。秉持建立大学国际网络的理念，柏林自由大学在莫斯科、纽约、新德里、开罗等全球多个城市建立了联络办事处，包括在中国北京也有办事处。这些联络办事处作为柏林自由大学在当地的代表，主要工作就是与所在的国家和大学建立联系，推动其与柏林自由大学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也提高柏林自由大学在当地的知名度。例如，北京办事处就在推动两国学者和学生交流方面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柏林自由大学在全球已经拥有苏黎世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浙江大学等很多合作伙伴，双方签署了伙伴协议或合作协议，为进一步开展合作项目奠定了基础。
国际合作涉及合作模式问题，国际合作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其中，“自下而上”的模式是双方教师通过接触先有了共同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愿意合作而产生的研究项目，但这种合作可能会缺少来自于双方机构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在北京办事处的安排下到中国的大学寻找合作研究伙伴，但最后没有成功，原因之一是语言不通，可能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但因为他们不会讲德语或英语，而我又不懂汉语，双方无法深入沟通，也就无法开展合作。当然，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改善了很多。双方有了具体的合作项目之后就可以向学校领导建议签署伙伴合作协议来支持项目的开展。因此，大学推进国际合作不应只是在“收集”合作协议，而应是“聚焦”开展实质性的项目合作。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您认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大学应该做些什么？德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发展中有哪些成功经验，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应如何应对？
库珀：当我们谈到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少提及它的研究的方面，而更多的只是把它理解为高中后教育（tertiary education）。当下，包括中国和德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面临高等教育系统的膨胀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学习。这一方面使得国际化变得容易，因为大学的学生基数增多，就会有更多感兴趣的年轻人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中来。另一方面，这又使得事情变得复杂和困难：随着大学自身的膨胀，大学往往面临一系列内部问题，这会造成本来可以用于国际化的资源不得不倾斜给处理由于学校膨胀所造成的内部问题。当我在将高等教育理解为高中后教育的情况下来谈国际化进程时，涉及的主要问题或者说主要任务就是语言，大学要为那些到海外留学和来本国学习的学生开设不同等级的相关语言类课程，帮助他们提高语言技能。此外，还涉及大学授课的语种问题。国外的学生到德国的大学上课，大学是否能够提供国际通用语言授课的课程呢？我们会发现不同学科的情况不同。自然科学领域在这方面就比较先进，它们共通的学科语言和概念等因素会使得国际化比较容易，有更多的英语授课的课程。因此，语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大挑战。 欧洲有伊拉斯谟交流项目（Erasmus program），该项目向学者、学生以及行政人员开放，提供交流资助和支撑保障。伊拉斯谟项目虽然不仅仅面向欧洲，但主要还是侧重欧洲。这项计划就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个性化层面的交流机会，哪怕两所学校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合作关系也并不影响师生的交流互访。我认为设置灵活的国际交流的想法是非常棒的，可以让国际交流成为日常的经历和体验，师生可以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学校参与课程、讨论会或其他活动。对于学生的国际交流来说，学分互认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末，欧盟就开始推动建立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ECTS），欧洲国家先后开始将其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立法，大学开始实施。目前这个系统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很多学生受益于这个系统。另外一点，大的合作需要有计划性、系统性的支持和推动，小型交流和项目不妨先做起来再说，不要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好的交流项目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世界教育信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综合性大学中教育学院的发展策略与生长空间应该是怎样的？
库珀：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学科发展的问题。就教育学科来说，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教育科学领域的概念和理念的不同，国际教育科学领域的交流合作确实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教育科学由于其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化难度大，往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慢慢沦为综合性大学的边缘学科，不那么受重视。在德国，大学中的教育学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教师的重任，因此在教育教学方面与政府、学校之间的国家内部联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在“研究”层面可以更加国际化。尤其是与传统师范类大学相比，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更应该偏重“研究”，因为研究是交流合作的基础。就我个人的理解和经验来说，可以从博士生项目入手，因为博士生是最容易融进某个研究项目中开展合作的。教育科学领域的合作，要求合作双方要有相似的教育概念、理念和研究主题，还有就是要使用共同的语言——英语发表论文和出版书籍，这是必要的，可以分享观点、交流成果。目前，中德两国在教育科学领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大量的出版物都是用本国语言出版的，这对教育科学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
三、中德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前景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提出了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新的目标，同时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提出了教育方面的建设内容，您认为中国和德国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可以开展哪些合作？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库珀：我认为双方应该有更多的交流，尤其是双向交流，目前中国学生去德国学习的人数很多，但德国学生到中国的却很少，在人数上严重不平衡。两国要达到交流人数的完全均衡不太可能，毕竟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而德国只有800多万人。这确实也是双方交流人数不均衡的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在中国，出国交流关乎到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国的学生也比较感兴趣，愿意到国外去深造。遗憾的是，反过来情况却并非如此。对德国学生的国际职业发展来说，到中国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中国的大学结构以及科学的飞速发展，这种情况也许会慢慢改变。这一方面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宣传的问题——怎样增强中国对德国学生的吸引力，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德国学生在考虑国际交流时，首选是欧洲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他们可能不会首先想到中国。但我们可以一步步来，先从他们感兴趣的、灵活的、短期交流项目开始。
我个人认为，在当前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未来中德两国的关系将会非常关键。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开始得非常早，必须要为未来做好准备，或许也可以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合作，比如中德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就非常紧密，这也会对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有所启发。中德两国在對方国家均有很多经济投资，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在中国的德国企业中的员工或是在德国的中国企业的员工的人格发展方面的情况如何呢？这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又有何影响呢？这些都是可以共同探讨的主题。在社会合作（society cooperation）层面，我们两国的社会彼此不同，差异很大，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障碍与困难都不少，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的合作还是相当不错的。教育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在这种整体层面的合作推进中会得到改善，双向的交流会进一步加强。
说到合作的难点，语言当然是障碍之一，汉语与德语之间没有一点共同点。我本来对中国不太了解，但我来了以后，就想鼓励我的学生来中国看一看。好在我们有英语作为媒介。目前两国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的英语还是不错的，这为以后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另外，我来中国经常遇到的一点困难是我找不到中国大学的英文主页。德国有些大学也存在这个问题。英文主页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向世界展示大学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外国学生到中国的大学来，首先就会到学校的官网上去查看信息。
四、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世界教育信息》：柏林自由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位置靠前，您认为其中有哪些影响因素？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大学排名的？
库珀：这取决于世界大学排名的评价标准。有时人们也会有疑问，为什么某一所高校排名会比其他高校靠前。当你看排名最靠前、最顶尖的那些大学时，你会发现都是美国或是英国的高校，其中一所欧洲大陆的高校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所学校资金充足，在很多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聘请世界最顶尖的研究人员，为他们的工作提供非常优越的环境以及薪水。有时事情可能就这么简单，没有资金就不可能成就一所顶尖大学。当然，光有资金也不行，学术传统、合作、氛围等都非常重要，但是资金确实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顶尖大学比其他大学入学要求更高，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挑选每一位申请人，以此确保他们选择的学生都是最优秀、最有才华的。
如何看待大学排名，我认为这涉及到排名背后的运作机制。各大世界大学排名都有一定的具体标准，比如科研成果、国际化程度等，这些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所大学的发展状况。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大学自身对排名的态度和反应。有些大学并不十分看重排名，而有些大学则非常看重，甚至过于看重，会专门为了排名标准而去努力提高指标，进而提升排名，但他们的整体发展水平却并未因此而得到提高。这也跟大学的治理结构有关。我知道在中国，大学排名是很被看重的，排名可以决定学校的声誉以及对学生的吸引力。但在德国乃至欧洲并不是这样。对于大学排名，我认为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照标准，看到不同大学间的发展差异，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补短板、促发展，但也不能因为过于看重排名而一切为了排名，这样做得不偿失。 五、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教师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在教育国际化发展背景下，柏林自由大学在国际教师交流方面的情况如何？学校是否有国际教师培训项目？
库珀：柏林自由大学在教师层面的国际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对教师国际交流的资助也是非常大的，整体形势都非常好。但在教师培训领域，国际化程度并不高。教师通常要学习两门专业：一门是未来要教授的学科，一门是教育学。对于语言专业的教师，比如英语教师，他们的专业决定了必须要国际化，这些教师的国际交流就会开展得比较好。但是在教育学领域，因为课程、教学等更多的还是与本国的教育体制相关，因而国际化程度可以说很低。整体来说，德国本土的教师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
《世界教育信息》：与传统教师的能力相比，您如何界定未来教师的能力？我们如何帮助教师获得和提升所需的能力？
库珀：教师是一项要求有专业技能的职业，既要有教育教学的实践技能，又要有运用科学知识来指导实践的转化能力。教师需要善于从实践中寻找出哪些问题值得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实践教学，需要找出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科目，学生在学校应该获得哪些必要的知识，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哪些体验和经历。教师要知道从研究中汲取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学生的东西。教師自己并不一定是研究者，但是教师需要能够理解研究，并善于从研究成果中总结和提取；另一方面，教师也要能够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提供给研究者去研究。这对教师教育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要把这种“转化”能力的培养渗透进教师培养的过程中去。整体层面上的问题是要如何调整教师教育的课程，从教师个体上来说，是教师个体如何能拥有这种“转化”的体验。好的教师教育是能够将体验和经历与科学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结合起来的。
《世界教育信息》：德国的教师培养模式是怎样的？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库珀：德国的教师教育处于不断的改革中。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师范高等学校与综合性大学融合。有些大学的教师教育开展得很好，有些则不尽如人意。教师教育的主要课程有两类，一类是学科专业课程，另一类是教育学、教学论的课程。如何将这些不同领域的复杂的课程有机地整合到教师培养的过程中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是关于课程组织的问题。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还是完成得非常好。而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如何“转化”的问题。大家一般讨论时不称之为“转化”，而是说理论与实践的过渡问题，大家对此颇有争论。在德国传统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尽相同。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教育学的传统认为，实践有其自身的理论在其中，教育科学要做的就是解释实践中应用了哪种理论，因此教育学是实践的反映。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并不全面，我认为教育科学对专业的实践来说也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还有的观点是关注教与学的过程：学习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什么，这就与心理学、神经科学相关，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就有理论认为，只有当你明白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你才能知道如何去教。因此我们不需要教授的理论，我们需要学习的理论，教的理论只是学的理论的副产品。这种观点虽不免有些简单化，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当我们提到学习，是一个处理知识的“域”（domains）的过程，但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域”的学习，我们学的是整体的语言、物理学、音乐或艺术。搞清楚这些“域”是怎样被组织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学习。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