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多年前的一天，塾师刘微之写了一首《鹭鸶》，末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一个学生在旁看了，插嘴道：“老师的诗写得好，但我觉得结句好像还没完似的，用‘雪片落蒹葭’怎么样？”刘微之听了，叹道：“我实在不能当你的老师啊！”
　　好一个“雪片落蒹葭”！雪片落在《诗经》的芦苇上，不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吗？
　　这个口吟“蒹葭”的学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的光焰，照亮了宋朝的文化天空。这颗星，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那一刻就璀璨夺目了。
　　但是，苏轼倘不是生在宋朝，能否成为一个传奇呢？每个时代都不缺乏禀赋超群的人才，所不同的是怎样对待他。残酷的时代用屠刀摧毁一切，无所用心的时代任他自生自灭。苏轼是不幸的，他的一生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顺畅。但我想，苏轼又是幸运的，他生在文质彬彬的宋朝。
　　换在别的什么朝代，也许苏轼早就成了刀下鬼。当然，我不是赞颂宋朝，有汉唐在前，两宋实在是太窝囊了，何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也算不得有多光明。人们在宋朝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对士大夫手下留情，也可算作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文采蔚然的一页。试想，宋神宗若是杀了苏轼，还会有流传千古的东坡文采吗？宋朝的文化业绩是不是会因此而逊色很多？或者说，有了这一笔呆账，会不会使斯文鼎盛的宋朝大煞风景呢？
　　一个杰出人物的产生固然是天纵英才，但是倘没有可供生长的土壤，也免不了成为豆芽菜。何况苏轼曾身遭厄运，几乎到了被砍头的地步。
　　自然，每个时代都有小人。小人的能量往往胜过君子，因为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苏轼的“乌台诗案”，最初就源于改革派内部的小人的深文周纳的罗织。若是在明代或清代，这桩文字狱必定酿成悲剧。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小人猖獗的背景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亲朋和苏轼的“粉丝”，都体现出了人性中被文化熏陶过的柔软和宽容，而不是坚硬的残忍。苏轼有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小人就进谗言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宋神宗觉得这种关联太牵强了：“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又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这几句话毫无霸道武断之气，倒像是文化人说的。
　　其实，宋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始就善待读书人。赵匡胤有遗训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他还将此言立碑密室以警示子孙。也许正因如此，太皇太后得知苏轼下狱也为他求情，对神宗说：“我记得有一次仁宗皇帝高兴地罢朝回来对我说：‘今天得到两个文士，可惜我老了，用不着，留给后人用吧。’这两个文士，就是苏轼兄弟啊。”听了这样一番唏嘘感慨，恐怕神宗再怎么着也下不了手。
　　为了营救苏轼，他的亲友和正直官员纷纷向皇帝上书。他的弟弟苏辙表示，愿辞去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告老还乡的老丞相张方平也愤然上书痛骂小人，地方官不敢转呈，他就派儿子直接进京。刚做宰相的吴充也对神宗说，连曹操这样猜疑的人都容得下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就容不下苏轼呢。改革派内部也有人为苏轼开脱，与苏轼有嫌隙的王安石惺惺相惜，最后也为苏轼说了一句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于是，一锤定音，苏轼终于被释放。
　　一个人在位时人们为他说好话算不了什么，但当苏轼下狱后仍有这么多人为他辩诬，殊为不易。这里面除了平时的友情之外，恐怕更多的是文化的力量了。没有文化的自觉，没有对文化的敬畏，那么，苏轼入狱后也只能落得墙倒众人推的下场。
　　我想，对于苏轼来讲，“雪片落蒹葭”也许说的正是他自己吧。想当初，他还没出道，欧阳修就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后来，每读到苏轼的诗文，欧阳修总要高兴一整天。他对儿子说：“三十年后，世人再也不会讲起我了。”果然，欧阳修死后三十年，苏轼流放海南所作的诗文广为流行，把欧阳修的诗文压下去了。当时，朝廷对苏轼的诗文越禁越严，举报悬赏增至八十万钱。然而，苏轼的诗文越禁流传越广，读书人甚至以不会诵读苏诗而感到丢脸。苏东坡自黄州北迁路过金陵，王安石与之畅谈后赞叹：“不知要经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就难怪苏轼因“乌台诗案”一路南贬到天涯海角，却仍受到有许多朋友和地方官的善待。据说，东坡遇赦从海南归朝路经常州报恩寺，一时高兴，在板壁上几乎题遍了字。后来蔡京专权，苏轼被诬为奸党，指令对苏的遗墨一律销毁。寺僧闻讯赶紧用厚纸把板壁糊上，外面涂上漆，苏字才得以保全。南宋绍兴年间，朝廷征召苏轼和黄庭坚的墨迹。报恩寺当年护字寺僧已逝，有一老头陀知道此事，报告知州。人们除去漆纸，将苏轼墨迹临摹后进呈皇帝，皇帝大喜。可见，苏东坡生前就已被时人所看重，并非酒到陈年才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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