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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交融“哺育”下，贾平凹的散文作品中蕴藏着现代性的审美特点。贾平凹在中西文化的观照下，形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观，其散文在“民间立场下的文化关怀”、“生活经验中的人性关怀”以及“生命体验中的哲学思考”三个方面体现着作家的现代意识，呈现了现代性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贾平凹;散文;现代性
引言
费秉勋是较早研究贾平凹的评论家，他出版的《贾平凹论》中有一章“论贾平凹的散文”，他评价称，“与写小说相比，写散文似乎更能见出贾平凹的才情和艺术素质。他的散文确实写出了特色，写出了个性，在全国能自成一家。”这样评价贾平凹的散文，不仅是批评文章中较早的，而且也是研究中比较深入的。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学家，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实践及其提倡的散文理论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贾平凹自七十年代初创作开始，一直进行着散文的创作。他不仅提出了“大散文”观念，并且创办了《美文》杂志，以提倡和实践“大散文”，为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开拓了视野，打破了散文发展的困境。贾平凹成长于乡土的中国，成熟于中西文化的学习中，他的散文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透露着现代意识。该文拟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试图阐释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性的具体表现。
一、现代性何来？
现代性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现代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即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经济与社会的急速发展的产物。另一种是“审美的现代性”，即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卡林内斯库认为，“规定文化现代性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就是一种强烈的否定情绪”[1]，也就是，文化的现代性是对于社会的现代性的反抗。
现代性引入中国的时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也有学者将这一时间延伸至明清时期），是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以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的移植。文化是一种意识，一旦扎根，不会主动灭亡。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土壤的栽培下，我们要是深入观察，仍能看到在包裹着中式文明的外衣内的西方文化的思想光芒。现代性自“出生”时便带有矛盾的特征，既对抗社会的现代性，有依赖于社会的现代性。这样，文学审美中的现代性就具有了卡林内斯库所说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
总而言之，现代性源自于社会的工业化发展。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第一次将人类自己抛进了精神的深渊。现代性的审美开始逐渐占据人们的视野，它以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艺术，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异于往常的问题以及现代人的种种精神困境。
二、中西文化滋养下的现代意识
贾平凹常被称为最具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作家，不仅是因为作家个人的收藏爱好，更是其文章中包藏的传统文学意蕴。事实上，贾平凹不仅热爱传统文化并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刻，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也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热情。在写给朱鸿的通信中，贾平凹写道：
散文发展很快，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散文的工作还相当庞巨，我们又面临了继承西方传统的问题（我认为，凡是意产生了的东西都应称之为传统）。诚然，云层上边都是阳光，但我们再力图立意上穿过云层时，看到东方有东方的思维，西方有西方的思维，我们应尽量寻找东西方相同相似的地方來开拓我们的思维，丰富我们的想象力。西方人善于立意哲学，东方人的意蕴似乎境界更广泛深邃，西方人讲究透视点，创造了不同的叙述人的地位，东方人的重整体重感觉的模糊角度，着其中的同异优劣实在够我们研究了。[2]
由此可见，贾平凹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他认为不仅要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更要和中国传统一样深入研究，并作比较学习，以便“开拓我们的思维”。贾平凹是当代比较少的具有开阔视野的作家之一。在《<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中，贾平凹认为作为一位作家，“要对中国的问题做深入的理解，须得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重铸我们的传统，又须得籍传统的伸展或转换，来确定自身的价值”。自己则是“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参照系里，确立自我的意识，寻求立足之地”的。贾平凹在这里直白地说明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重视，对现代性意识的追寻。正如曾令存在《贾平凹散文研究》中所说的那样，“其实贾平凹一直都未停止过对西方现代文学从艺术到思想的借鉴与吸纳，从早年的川端康成到后来的乔伊斯、福克纳与海明威等”[3]。贾平凹的现代意识被他娴熟的中国化思维和语言表达所掩盖，读者也被他的传统文人气质所“欺骗”，往往不容易被看到。这和评论家雷达称贾平凹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的看法相同。他们都肯定了贾平凹在传统文化包裹的外衣中孕育的现代意识。评论家谢有顺评论贾平凹，“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寓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4]。
尽管许多评论家对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意识已有了清晰的认识，但是，正如曾令存在《漫谈贾平凹散文中的“颓废”》中所做的总结一样，目前对于贾平凹散文的现代性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研究还局限于表述，深入的探析仍然鲜见。评论家程光炜认为，“有些评论家在论及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的时候，曾经不客气地指出了他文学世界深处的‘暮气’，表示不喜欢他身上那些‘颓废’的东西，然而自我看来，作家所做的其实并不‘彻底’，让人在读完他的作品之后，尤有‘意犹未尽’之感”[5]。因此，对于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性意识深入文本进行分析就显得必要且重要。
三、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性表现
（一）民间立场下的文化关怀
贾平凹的文学写作扎根于故乡商州。贾平凹始终站在民间的文化立场，关注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根源，以特定地域的地理文化书写人的心理和精神，探寻民族文化成因和造成这一状态的历史根源，以现代意识思考其中潜在的人生问题和生命哲学。 贾平凹创作的民间立场，不仅根源于贾平凹青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和“乡下人”身份造成的作家对于乡村（或者说民间）的一种认同和指归，更是因为他是认识到了民间文化的特殊意义。早在1982年的散文《“卧虎”说》中，贾平凹就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关注。卧虎“卧着，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澜深藏，它卧了个恰好，是东方的味，是我们民族的味”，“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山川水土，拙厚，古朴，旷远，其味与卧虎同也。”[6]曾令存在《贾平凹散文研究》一书中对贾平凹的民间立场做了这样的表述：“贾平凹的民俗散文创作对文化的关怀，其切入点更多地结穴于‘民间’。他是在有意识地从更平易平俗的层面上去表达自己的文化关怀意识”。[7]1983年，贾平凹返回故乡商州，在感受商州民情和文化的历程中迸发出了创作的激情，创作出了《商州初录》。
《商州初录》借着作家敏锐的艺术眼光和个人感受力，对商州山水的地理描写和人文风光做了一番魅力十足的展现。商州历来为外界所少知。但是，“商州者，商鞅封地也。”历史悠久的商州，自有其深藏的文化魅力和人情风俗。外面世界越加进步和繁荣，商州这块闭塞之地就越加显出了古老和落后。正因其闭塞和落后，商州就有了现代社会难以找寻的民俗风情和人性美，也留藏着民族文化中的“污垢”、民族精神心理上的劣性。商州地理上的艱难，造就了商州人的耐苦的性格。商州的男人由于苦焦的背负劳作，身材都不高大，但是忍耐性高。生存的艰辛，也赋予了他们“若给他们滴水好处，便会得以涌泉之报”和热情好客的美好品性。这里的山路，大凡走十里、二十里路，总会遇见路边有一批旧草鞋。“每一个人在半路上草鞋破了，换上新的，就将旧草鞋双双好生放在路边，后边的人走到这儿，草鞋或许也破了一只，就在前边人放下的草鞋里找一只较好的换上，即使实在不能穿了，也抽一条草绳儿可以修补脚上穿的，如果要换新的，又将旧的端端放在这里。”[8]进商州人家做客，“让烟就吃，让水就喝，他们便认作是看得起他们的朋友，敬他一尺，回敬一丈，自酿的酒就端上来，双手捧递”。[9]商州的女人美丽善良，往往剧团里的商州女人都成了名角。小白菜是商州山阳剧团的人才尖子。凡有小白菜的戏，剧场便场场爆满。“她幕后一叫板，掌声便响，千声锣，万点鼓，她只是现个背影，一步一移，一移一步，人们一声地叫好”。“看了小白菜的戏，三天吃肉不知意（味）”。[10]不仅样貌好，小白菜更是在武斗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以无惧无畏的牺牲救下了许多的“走资派”好人。正是“世上一切都是平均分配的，有了善就有了恶，有直树就有弯材”[11]，《小白菜》里的那些心怀嫉妒的男人女人们活生生用造谣“脏”了小白菜，一个纯洁美丽的小白菜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破鞋”，连结了婚的丈夫都因小白菜的失身而动不动就打她。这种“恨人有，笑人无”的民性，是鲁迅笔下看客的模样，是中国民族精神里面深藏的污垢。贾平凹以商州的地域文化书写寄予着作家的现代意识。从这些散文的叙写中看到民族精神和文化里的枯朽不死的摧残人性的因子。在充满温情和赞颂歌般的文笔之下，贾平凹以平民作家的身份和视角，沉潜在商州这片丰饶的文学沃土上，以商州的商山丹水的自然风光透漏着生存在其中的人的气息和精神成长，以其间的人的精神心理和文化形成的民俗民情书写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追溯其中的历史根源与历史联系，以民族精神、心理、文化上的残缺和创伤的映现，表达着作家在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上的现代思考，传递出作家创作中的文化关怀意识。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游记，出版了《走虫集》、《老西安》、《西路上》等游记散文集。在这些游记，贾平凹同样将文学的视点聚焦在了地域的民俗文化、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映现和思考上。贾平凹喜爱戏剧，尤其是秦腔。在《走三边》中，贾平凹“大凡到了一地，总喜欢听听本地戏文，因为地方戏剧最易于表现当地风土人情”[12]。秦腔是秦地人闲时的娱乐，是秦地人的腔腔调调，传达的是秦地人的喜怒哀乐、悲和离欢。“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13]秦腔是秦人的艺术，产生在八百里一望无际的广阔黄土平原上，产生在住着粗苯的木椽土屋，吃着大碗牛羊肉泡馍的豪爽的关中百姓身上。当外地人看到秦地的辽阔平原、冲天直上的白杨树，再看看千年之前的秦始皇兵马俑，便要惊叹着秦腔、秦地和秦人竟是如此妥帖的互为依存。那阔大壮观的自然景观和生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二愣子”秦人是多么的般配啊！而秦腔正是这块土地上的天、地、人的和谐之音。“当他们在收获时节的土场上，在月挂中天的庄院里，大吼大叫唱起来的时候，那种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雄壮，与那些献身于诗歌的文人，与那些有吃有穿却总感空虚的都市人相比，常说的什么伟大而痛苦的爱情，是多么渺小、有限和虚弱啊！”几声雄壮的秦腔，唱地人心胸的气魄和身体的肌肉一起产生了力量。秦腔已不仅仅是一种闲时的娱乐，更是一种传承的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一次秦腔演出，是一次演员亮相，也是一次演员受村人评论的考场。每每角色一出场，台下就一篇嘁嘁喳喳：这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子，谁家的媳妇，娘家何处？于是乎，谁有出息，谁没能耐，一下子就有了定论。”[14]待客的最高级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秦地的大众，教育子女，就是一字一板的传授他们秦腔。尽管他们大字不识，却背得出一本一本的秦腔剧本，将历史故事和人物一个一个张口就来，如同熟读史书一样。秦腔已经不只是一种民间娱乐项目，而是民间文化传播的一部分，是民间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成了秦地老百姓的精神传承、价值观念形成的教科书。贾平凹不仅以地理文化视角关注关中民俗文化的秦腔，更以现代的意识思考着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心理的联系。“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突显其美，善使他们获得了美的教育，恶的也在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15]生死是人生最大的哲学命题。在生和死的关节，秦腔作为民间的文化样式，唱出的是民间普通人的精神寄予。他们以美的艺术净化了生死这个凌厉的哲学难题，柔和了生死的距离。生与死带来的人生哀喜，便在秦腔的大吼大叫中得到了缓释。 贾平凹除了关注于陕西地域的历史文化，也曾远游过许多地方，对游历地方的民俗文化和民众精神心理有着特别的关注。《入川小记》写了川人的精神气息。川人如竹，女子皆曼妙多姿，秀中有骨;男子有节有气，性情倔强。虚实结合、幽默诙谐的川剧艺术，则是川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生哲学。《进山东》是贾平凹进山东，登泰山的所见，所思，所感。“望着这大的平原，我醒悟到平原是黄天厚土，它深沉博大，它平坦辽阔，它正规，它也保守而滞板，儒文化是大平原的产物，大平原只能产生于儒文化。”[16]贾平凹以平民的视角审视地域的自然景象和民俗文化，用关切的态度探寻地理、历史和文化以及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以现代意识思考和拷问背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心理，深刻地体现着作家的文化关怀。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言，“我们实在是需要清点我们的来龙去脉，我们有什么，我们缺什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最根本的并不是地理环境而是人的呀”[17]。
（二）生活经验中的人性关怀
深入贾平凹的散文文本，笔者发现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人性关怀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对社会世相、对世人心理的病态呈现和幽默式批判。作家往往用了一种幽默嘲讽的语言表达，对一种病态世相进行着普遍意义上的批判。《人病》、《名人》、《十字街菜市》以及“說家庭”系列等散文，贾平凹以幽默嘲讽的语言书写人性中的“病相”，批判的背后显露着微笑过后的悲凉感。《人病》写“我”患上肝炎后，往昔亲近的朋友得知后，如同躲避瘟神一样逃“我”而去。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了，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炎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吗？！”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了，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到：“哎哟，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去××处办一件事的！”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爪，恨不能剁断了去。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吗？蠢东西！[18]
由“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到“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了，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拍脑门就要走了，极其精致地刻画了这样一个“朋友”的行为，也刻画出了虚伪、虚情的人性。“我隔窗看”——冷静而嘲讽的态度，流露着作家对人性冷漠、虚伪的深刻批判。
我们失却了社会上所谓的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到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19]
这里极具现代批判意识的是，“我们”只有在医院里才“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而“我们”在社会上找不到了人的意义。周国栋在《疾病的隐喻与原生态伦理生活的展现——论贾平凹散文中的人文关怀》一文中说，《人病》中的疾病是一种隐喻，作家通过它让人看到世界的某些本质。他引用苏珊.桑塔格的话——“为现代幻象所包围的那些疾病则被视为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自我背叛的一种形式”来说明《人病》中的隐喻性意义。现代社会潜藏着疾病，这种疾病使人在社会上失去了人的意义。这种批判性的剖析所呈现的现代意识在西方许多作品中都有呈现。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小职员一夜间变形为甲虫来呈现现代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尤内斯库的《犀牛》用象征手法，讲述了小镇上的人因为疾病变成了犀牛，表达的正是人的兽性化。可见，西方对文明发展中人类关系的异化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
《名人》写“我”“忽然浪成了一个名人”，“本来是很丑的”却被人夸出了美来。人们会说名人“丑而大象无形”，“口拙而大音希声”，“吝啬而大盈若盅”。总之，名人的“一切都令人们刮目相看”了。名人走到哪都会招来别人的惊奇，以至于要从人群的腿缝下爬出来，逃去厕所。“社会要的是你的名，你也在为名活着。”名人活得是名，不是人。贾平凹从名人种种无可奈何的麻烦事写出社会对于名声的过度嗜好，写出名人在社会畸变地追捧名声中被挤压的人生状态，透露着作家对社会这种极度扭曲的现象的嘲讽和批判。
《说奉承》讲的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奉承行为，语言风格上有鲁迅杂文的风格和意蕴。
寓言里的狐狸奉承乌鸦的嗓音好，是想得到乌鸦叼着的一块肉，说“站惯了”的奴才贾桂，是想早日做坐下的主子。善奉承的眼光雪亮，他绝不肯奉承比他位低的，势小的，科长只能奉承处长，处长只能奉承局长，一级撵一级，只要有官之阶，人就往高处走。[20]
这篇短文风格极像鲁迅的杂文风格，以犀利尖锐的语言讽刺着我们以往司空见惯的世相。比较一下鲁迅的《我之节烈观》：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21]
两相比较，贾平凹的《说奉承》有着鲁迅杂文的遗风，将国人人性中的那点痼疾满含讽刺和批判地刻画了出来。同样风格的文章还有《十字街菜市》。这篇散文描写了不同身份的人赶菜市时的状貌，写得世人的心态、灵魂惟妙惟肖。
还有一种人，是属于“葡萄吃不上就说葡萄酸”的性格，男人者有之，女人者有之，而女人比男人有之更甚罢了。他们是一些想发财而还没有发财的人，或者是想成事而还没有成事的人。他们也忌恨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单艳红要大于忌恨。......平日里买了白菜，见了熟人，总夸讲道这白菜好吃，指责鱼不是鲜鱼，一股腥臭。别人问，怎么不买鸡蛋？回答一定是：那是什么鸡蛋，全放陈了。[22] 我们似乎从其中看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那种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好就在心里咒骂、嫉妒的阿Q，那个自己不如人，倒用了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说一声“我儿子可比你们利害多了”来长自己威风的阿Q。也许贾平凹不是有意模仿鲁迅，然而作家已经和鲁迅有着一样的批判——对国民性弱点不留情面的批判。
从贾平凹的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对于社会世相，对人性弱点的幽默式嘲讽和批判，批判的风格大有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之势，体现着作家在现代意识下的人文关怀。
（三）生命体验中的哲学思考
贾平凹的散文有许多体现出作家对人生、生命意义的哲学上的思考和探寻的篇章。贾平凹在和陈泽顺的答问录中，有一段话：
我一直搞不清：人究竟是什么呢？人应该是什么呢？正如你说的，夜郎的精神苦痛并不是社会的唯一原因，在二十世纪之末和走入二十一世纪，生活苍茫而来，无序而去，夜郎苦闷究竟是什么？他的罪孽在哪里，又怎样摆脱危难、获得一种力量呢？这些明确的答案我与夜郎一样糊涂，却同夜郎一样讨厌和厌恶自己，所以再生人的那把钥匙永远寻不着要打开的锁，夜郎只有害夜游症。将一种哲学的意识和生活态度暗藏在琐碎的生活细节里，这里可能没有答案，只有唤起吧。[23]
物質上的现代化驱赶着人们感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快速发展。当现代文明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如往昔时，当人感到孤独、迷茫时，人就容易对自身、人生产生疑问：“人究竟是什么呢？人应该是什么呢？”贾平凹在散文中以真诚的态度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性苦闷。“在二十世纪之末和走入二十一世纪，生活苍茫而来，无序而去”，这样的迷惘和哲学思考代表的是世纪末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正如评论家曾令存所言，正因为有了现代文明催生的孤独感，才会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刻拷问。有些评论家却将这“误读”为道德上的“颓废”。这种‘颓废’是一种被貌似传统的形式（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情绪’）笼罩起来的现代思想。
我的感觉里，《废都》二字有太多的沧桑，又难以言传，西京城如果是中国的一座废都，中国在地球上算什么，地球在宇宙中算什么？时间到了一个世纪结束前，在这个并非特定地域的废都中作为人的心态如何、情绪如何？[24]
当人开始思考存在问题的时候，人便有了苦恼。当人苦恼的时候，人便容易思考人生的哲学问题。《废都》写作前后，正是贾平凹遭遇人生大变故之时。遭遇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贾平凹在创作中便借用文字来“安妥”自己破碎的灵魂。生活的苦难能使人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但思想上则因此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生命哲学思索。从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和《高兴》等多部小说的主题就可以见得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一种叹息和焦虑心态，也可以看到作家对现代化文明产生的对乡村传统生存方式的破坏的一种批判态度。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态度：反抗社会的现代性。不管是在小说的创作中，还是散文的创作中，贾平凹都毫无掩饰地将这种现代意识填充在了作品中。
在这样的晚上，龟兹班的号令在疯狂吹打，全村的人在合唱一种孝歌，我震撼着巨大的凄苦和悲凉，以至在返回城市的长久的时间里，我觉得我在唱那一段孝歌，不是用口，而是全身每一个细胞，我听见沉沉的声音到处在唱：
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
说一声死了就死了
亲戚朋友都不知道
......[25]
面对长辈的死亡，贾平凹称自己已将这看做是一种命运的缘分，走到尽头时，他能做到只是尽力地完满孝道。面对死亡，作家心情上一片悲苦、凄凉，头顶上的天空也总是阴天甚至下起雨来。由族人长辈的去世联想着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刻，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唱着孝歌，体会着人活世上，原来是赤条条的来和去，不由地从心底生出无限的凄苦和悲凉。曾令存将贾平凹散文中的这种审美概括为“世纪末的华丽”，将其视为“颓废”的另一种现代性认知。这是评论家将社会背景融入到了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中。如果从现代意识这一个单纯角度来说，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意识的高扬，使主体更加强调个人的感受，这正是现代性意识对人的自我感受深刻化的重要特点。这也是贾平凹散文中现代意识的散落之处。
在对人生问题不断探寻的过程中，贾平凹并不是始终地迷茫和“颓废”。他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思想化解着生命的哲学问题，与人生苦难做了和解。“世界是阴与阳的构成，人在世上活着也就是一舍一得的过程。我们不否认我们有着强烈的欲望，比如面对了金钱、权势、声名和感情，欲望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25]面对人生取舍和人的本性，贾平凹以坦然、赤裸的态度剖析人性，展示人的欲望，继以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积极地回应人生的哲学问题。《说死》中，贾平凹以理性的思考和个人经验表达了自己对于死亡的认知。“人在世上，是最艰难的事，要吃喝拉撒，要七情六欲，要伤病灾痛，要悲欢离合，活人真不容易的。”“死是人的最后归宿，既然寿的长短是闻道的迟早，既然闻道而死去的时候是一种解脱和幸福，对于死应该坦然。”[26]
结语
贾平凹散文的现代性潜藏于其作品的诸多角落。贾平凹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沁润着传统文化的审美韵味，也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学习中，现代意识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作家创作的血脉之中，成为了作品的潜在审美特质。在对民俗文化的关注、生活经验的观察和人生体验的思考中，处处渗透着贾平凹在中西文化浸润下的现代意识。在主张真情实感的散文中，贾平凹以现代意识的导引，呈现出了散文的独具现代性的美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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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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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236页.
[14] 同上，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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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314页.
[18][25]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21、125页.
[19]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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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壹）[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25页.
[22][24][25]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301、239、197页.
[23]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39页.
[24] 同上，197页.
[25]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4页.
[26]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84页.
关键词：贾平凹;散文;现代性
引言
费秉勋是较早研究贾平凹的评论家，他出版的《贾平凹论》中有一章“论贾平凹的散文”，他评价称，“与写小说相比，写散文似乎更能见出贾平凹的才情和艺术素质。他的散文确实写出了特色，写出了个性，在全国能自成一家。”这样评价贾平凹的散文，不仅是批评文章中较早的，而且也是研究中比较深入的。
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学家，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实践及其提倡的散文理论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贾平凹自七十年代初创作开始，一直进行着散文的创作。他不仅提出了“大散文”观念，并且创办了《美文》杂志，以提倡和实践“大散文”，为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发展开拓了视野，打破了散文发展的困境。贾平凹成长于乡土的中国，成熟于中西文化的学习中，他的散文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透露着现代意识。该文拟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试图阐释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性的具体表现。
一、现代性何来？
现代性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现代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即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经济与社会的急速发展的产物。另一种是“审美的现代性”，即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卡林内斯库认为，“规定文化现代性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就是一种强烈的否定情绪”[1]，也就是，文化的现代性是对于社会的现代性的反抗。
现代性引入中国的时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也有学者将这一时间延伸至明清时期），是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以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的移植。文化是一种意识，一旦扎根，不会主动灭亡。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土壤的栽培下，我们要是深入观察，仍能看到在包裹着中式文明的外衣内的西方文化的思想光芒。现代性自“出生”时便带有矛盾的特征，既对抗社会的现代性，有依赖于社会的现代性。这样，文学审美中的现代性就具有了卡林内斯库所说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
总而言之，现代性源自于社会的工业化发展。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第一次将人类自己抛进了精神的深渊。现代性的审美开始逐渐占据人们的视野，它以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艺术，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异于往常的问题以及现代人的种种精神困境。
二、中西文化滋养下的现代意识
贾平凹常被称为最具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作家，不仅是因为作家个人的收藏爱好，更是其文章中包藏的传统文学意蕴。事实上，贾平凹不仅热爱传统文化并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刻，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也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热情。在写给朱鸿的通信中，贾平凹写道：
散文发展很快，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散文的工作还相当庞巨，我们又面临了继承西方传统的问题（我认为，凡是意产生了的东西都应称之为传统）。诚然，云层上边都是阳光，但我们再力图立意上穿过云层时，看到东方有东方的思维，西方有西方的思维，我们应尽量寻找东西方相同相似的地方來开拓我们的思维，丰富我们的想象力。西方人善于立意哲学，东方人的意蕴似乎境界更广泛深邃，西方人讲究透视点，创造了不同的叙述人的地位，东方人的重整体重感觉的模糊角度，着其中的同异优劣实在够我们研究了。[2]
由此可见，贾平凹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他认为不仅要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更要和中国传统一样深入研究，并作比较学习，以便“开拓我们的思维”。贾平凹是当代比较少的具有开阔视野的作家之一。在《<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中，贾平凹认为作为一位作家，“要对中国的问题做深入的理解，须得从世界的角度来审视和重铸我们的传统，又须得籍传统的伸展或转换，来确定自身的价值”。自己则是“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参照系里，确立自我的意识，寻求立足之地”的。贾平凹在这里直白地说明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重视，对现代性意识的追寻。正如曾令存在《贾平凹散文研究》中所说的那样，“其实贾平凹一直都未停止过对西方现代文学从艺术到思想的借鉴与吸纳，从早年的川端康成到后来的乔伊斯、福克纳与海明威等”[3]。贾平凹的现代意识被他娴熟的中国化思维和语言表达所掩盖，读者也被他的传统文人气质所“欺骗”，往往不容易被看到。这和评论家雷达称贾平凹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的看法相同。他们都肯定了贾平凹在传统文化包裹的外衣中孕育的现代意识。评论家谢有顺评论贾平凹，“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寓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4]。
尽管许多评论家对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意识已有了清晰的认识，但是，正如曾令存在《漫谈贾平凹散文中的“颓废”》中所做的总结一样，目前对于贾平凹散文的现代性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研究还局限于表述，深入的探析仍然鲜见。评论家程光炜认为，“有些评论家在论及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的时候，曾经不客气地指出了他文学世界深处的‘暮气’，表示不喜欢他身上那些‘颓废’的东西，然而自我看来，作家所做的其实并不‘彻底’，让人在读完他的作品之后，尤有‘意犹未尽’之感”[5]。因此，对于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性意识深入文本进行分析就显得必要且重要。
三、贾平凹散文中的现代性表现
（一）民间立场下的文化关怀
贾平凹的文学写作扎根于故乡商州。贾平凹始终站在民间的文化立场，关注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根源，以特定地域的地理文化书写人的心理和精神，探寻民族文化成因和造成这一状态的历史根源，以现代意识思考其中潜在的人生问题和生命哲学。 贾平凹创作的民间立场，不仅根源于贾平凹青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和“乡下人”身份造成的作家对于乡村（或者说民间）的一种认同和指归，更是因为他是认识到了民间文化的特殊意义。早在1982年的散文《“卧虎”说》中，贾平凹就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关注。卧虎“卧着，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澜深藏，它卧了个恰好，是东方的味，是我们民族的味”，“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山川水土，拙厚，古朴，旷远，其味与卧虎同也。”[6]曾令存在《贾平凹散文研究》一书中对贾平凹的民间立场做了这样的表述：“贾平凹的民俗散文创作对文化的关怀，其切入点更多地结穴于‘民间’。他是在有意识地从更平易平俗的层面上去表达自己的文化关怀意识”。[7]1983年，贾平凹返回故乡商州，在感受商州民情和文化的历程中迸发出了创作的激情，创作出了《商州初录》。
《商州初录》借着作家敏锐的艺术眼光和个人感受力，对商州山水的地理描写和人文风光做了一番魅力十足的展现。商州历来为外界所少知。但是，“商州者，商鞅封地也。”历史悠久的商州，自有其深藏的文化魅力和人情风俗。外面世界越加进步和繁荣，商州这块闭塞之地就越加显出了古老和落后。正因其闭塞和落后，商州就有了现代社会难以找寻的民俗风情和人性美，也留藏着民族文化中的“污垢”、民族精神心理上的劣性。商州地理上的艱难，造就了商州人的耐苦的性格。商州的男人由于苦焦的背负劳作，身材都不高大，但是忍耐性高。生存的艰辛，也赋予了他们“若给他们滴水好处，便会得以涌泉之报”和热情好客的美好品性。这里的山路，大凡走十里、二十里路，总会遇见路边有一批旧草鞋。“每一个人在半路上草鞋破了，换上新的，就将旧草鞋双双好生放在路边，后边的人走到这儿，草鞋或许也破了一只，就在前边人放下的草鞋里找一只较好的换上，即使实在不能穿了，也抽一条草绳儿可以修补脚上穿的，如果要换新的，又将旧的端端放在这里。”[8]进商州人家做客，“让烟就吃，让水就喝，他们便认作是看得起他们的朋友，敬他一尺，回敬一丈，自酿的酒就端上来，双手捧递”。[9]商州的女人美丽善良，往往剧团里的商州女人都成了名角。小白菜是商州山阳剧团的人才尖子。凡有小白菜的戏，剧场便场场爆满。“她幕后一叫板，掌声便响，千声锣，万点鼓，她只是现个背影，一步一移，一移一步，人们一声地叫好”。“看了小白菜的戏，三天吃肉不知意（味）”。[10]不仅样貌好，小白菜更是在武斗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以无惧无畏的牺牲救下了许多的“走资派”好人。正是“世上一切都是平均分配的，有了善就有了恶，有直树就有弯材”[11]，《小白菜》里的那些心怀嫉妒的男人女人们活生生用造谣“脏”了小白菜，一个纯洁美丽的小白菜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破鞋”，连结了婚的丈夫都因小白菜的失身而动不动就打她。这种“恨人有，笑人无”的民性，是鲁迅笔下看客的模样，是中国民族精神里面深藏的污垢。贾平凹以商州的地域文化书写寄予着作家的现代意识。从这些散文的叙写中看到民族精神和文化里的枯朽不死的摧残人性的因子。在充满温情和赞颂歌般的文笔之下，贾平凹以平民作家的身份和视角，沉潜在商州这片丰饶的文学沃土上，以商州的商山丹水的自然风光透漏着生存在其中的人的气息和精神成长，以其间的人的精神心理和文化形成的民俗民情书写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追溯其中的历史根源与历史联系，以民族精神、心理、文化上的残缺和创伤的映现，表达着作家在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上的现代思考，传递出作家创作中的文化关怀意识。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游记，出版了《走虫集》、《老西安》、《西路上》等游记散文集。在这些游记，贾平凹同样将文学的视点聚焦在了地域的民俗文化、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映现和思考上。贾平凹喜爱戏剧，尤其是秦腔。在《走三边》中，贾平凹“大凡到了一地，总喜欢听听本地戏文，因为地方戏剧最易于表现当地风土人情”[12]。秦腔是秦地人闲时的娱乐，是秦地人的腔腔调调，传达的是秦地人的喜怒哀乐、悲和离欢。“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13]秦腔是秦人的艺术，产生在八百里一望无际的广阔黄土平原上，产生在住着粗苯的木椽土屋，吃着大碗牛羊肉泡馍的豪爽的关中百姓身上。当外地人看到秦地的辽阔平原、冲天直上的白杨树，再看看千年之前的秦始皇兵马俑，便要惊叹着秦腔、秦地和秦人竟是如此妥帖的互为依存。那阔大壮观的自然景观和生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二愣子”秦人是多么的般配啊！而秦腔正是这块土地上的天、地、人的和谐之音。“当他们在收获时节的土场上，在月挂中天的庄院里，大吼大叫唱起来的时候，那种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雄壮，与那些献身于诗歌的文人，与那些有吃有穿却总感空虚的都市人相比，常说的什么伟大而痛苦的爱情，是多么渺小、有限和虚弱啊！”几声雄壮的秦腔，唱地人心胸的气魄和身体的肌肉一起产生了力量。秦腔已不仅仅是一种闲时的娱乐，更是一种传承的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一次秦腔演出，是一次演员亮相，也是一次演员受村人评论的考场。每每角色一出场，台下就一篇嘁嘁喳喳：这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子，谁家的媳妇，娘家何处？于是乎，谁有出息，谁没能耐，一下子就有了定论。”[14]待客的最高级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秦地的大众，教育子女，就是一字一板的传授他们秦腔。尽管他们大字不识，却背得出一本一本的秦腔剧本，将历史故事和人物一个一个张口就来，如同熟读史书一样。秦腔已经不只是一种民间娱乐项目，而是民间文化传播的一部分，是民间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成了秦地老百姓的精神传承、价值观念形成的教科书。贾平凹不仅以地理文化视角关注关中民俗文化的秦腔，更以现代的意识思考着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心理的联系。“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突显其美，善使他们获得了美的教育，恶的也在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15]生死是人生最大的哲学命题。在生和死的关节，秦腔作为民间的文化样式，唱出的是民间普通人的精神寄予。他们以美的艺术净化了生死这个凌厉的哲学难题，柔和了生死的距离。生与死带来的人生哀喜，便在秦腔的大吼大叫中得到了缓释。 贾平凹除了关注于陕西地域的历史文化，也曾远游过许多地方，对游历地方的民俗文化和民众精神心理有着特别的关注。《入川小记》写了川人的精神气息。川人如竹，女子皆曼妙多姿，秀中有骨;男子有节有气，性情倔强。虚实结合、幽默诙谐的川剧艺术，则是川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生哲学。《进山东》是贾平凹进山东，登泰山的所见，所思，所感。“望着这大的平原，我醒悟到平原是黄天厚土，它深沉博大，它平坦辽阔，它正规，它也保守而滞板，儒文化是大平原的产物，大平原只能产生于儒文化。”[16]贾平凹以平民的视角审视地域的自然景象和民俗文化，用关切的态度探寻地理、历史和文化以及生存于其中的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以现代意识思考和拷问背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心理，深刻地体现着作家的文化关怀。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言，“我们实在是需要清点我们的来龙去脉，我们有什么，我们缺什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最根本的并不是地理环境而是人的呀”[17]。
（二）生活经验中的人性关怀
深入贾平凹的散文文本，笔者发现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人性关怀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对社会世相、对世人心理的病态呈现和幽默式批判。作家往往用了一种幽默嘲讽的语言表达，对一种病态世相进行着普遍意义上的批判。《人病》、《名人》、《十字街菜市》以及“說家庭”系列等散文，贾平凹以幽默嘲讽的语言书写人性中的“病相”，批判的背后显露着微笑过后的悲凉感。《人病》写“我”患上肝炎后，往昔亲近的朋友得知后，如同躲避瘟神一样逃“我”而去。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了，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炎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吗？！”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了，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到：“哎哟，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去××处办一件事的！”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爪，恨不能剁断了去。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吗？蠢东西！[18]
由“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到“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了，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拍脑门就要走了，极其精致地刻画了这样一个“朋友”的行为，也刻画出了虚伪、虚情的人性。“我隔窗看”——冷静而嘲讽的态度，流露着作家对人性冷漠、虚伪的深刻批判。
我们失却了社会上所谓的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到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19]
这里极具现代批判意识的是，“我们”只有在医院里才“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而“我们”在社会上找不到了人的意义。周国栋在《疾病的隐喻与原生态伦理生活的展现——论贾平凹散文中的人文关怀》一文中说，《人病》中的疾病是一种隐喻，作家通过它让人看到世界的某些本质。他引用苏珊.桑塔格的话——“为现代幻象所包围的那些疾病则被视为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自我背叛的一种形式”来说明《人病》中的隐喻性意义。现代社会潜藏着疾病，这种疾病使人在社会上失去了人的意义。这种批判性的剖析所呈现的现代意识在西方许多作品中都有呈现。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小职员一夜间变形为甲虫来呈现现代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尤内斯库的《犀牛》用象征手法，讲述了小镇上的人因为疾病变成了犀牛，表达的正是人的兽性化。可见，西方对文明发展中人类关系的异化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
《名人》写“我”“忽然浪成了一个名人”，“本来是很丑的”却被人夸出了美来。人们会说名人“丑而大象无形”，“口拙而大音希声”，“吝啬而大盈若盅”。总之，名人的“一切都令人们刮目相看”了。名人走到哪都会招来别人的惊奇，以至于要从人群的腿缝下爬出来，逃去厕所。“社会要的是你的名，你也在为名活着。”名人活得是名，不是人。贾平凹从名人种种无可奈何的麻烦事写出社会对于名声的过度嗜好，写出名人在社会畸变地追捧名声中被挤压的人生状态，透露着作家对社会这种极度扭曲的现象的嘲讽和批判。
《说奉承》讲的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奉承行为，语言风格上有鲁迅杂文的风格和意蕴。
寓言里的狐狸奉承乌鸦的嗓音好，是想得到乌鸦叼着的一块肉，说“站惯了”的奴才贾桂，是想早日做坐下的主子。善奉承的眼光雪亮，他绝不肯奉承比他位低的，势小的，科长只能奉承处长，处长只能奉承局长，一级撵一级，只要有官之阶，人就往高处走。[20]
这篇短文风格极像鲁迅的杂文风格，以犀利尖锐的语言讽刺着我们以往司空见惯的世相。比较一下鲁迅的《我之节烈观》：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21]
两相比较，贾平凹的《说奉承》有着鲁迅杂文的遗风，将国人人性中的那点痼疾满含讽刺和批判地刻画了出来。同样风格的文章还有《十字街菜市》。这篇散文描写了不同身份的人赶菜市时的状貌，写得世人的心态、灵魂惟妙惟肖。
还有一种人，是属于“葡萄吃不上就说葡萄酸”的性格，男人者有之，女人者有之，而女人比男人有之更甚罢了。他们是一些想发财而还没有发财的人，或者是想成事而还没有成事的人。他们也忌恨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单艳红要大于忌恨。......平日里买了白菜，见了熟人，总夸讲道这白菜好吃，指责鱼不是鲜鱼，一股腥臭。别人问，怎么不买鸡蛋？回答一定是：那是什么鸡蛋，全放陈了。[22] 我们似乎从其中看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那种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好就在心里咒骂、嫉妒的阿Q，那个自己不如人，倒用了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说一声“我儿子可比你们利害多了”来长自己威风的阿Q。也许贾平凹不是有意模仿鲁迅，然而作家已经和鲁迅有着一样的批判——对国民性弱点不留情面的批判。
从贾平凹的文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对于社会世相，对人性弱点的幽默式嘲讽和批判，批判的风格大有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之势，体现着作家在现代意识下的人文关怀。
（三）生命体验中的哲学思考
贾平凹的散文有许多体现出作家对人生、生命意义的哲学上的思考和探寻的篇章。贾平凹在和陈泽顺的答问录中，有一段话：
我一直搞不清：人究竟是什么呢？人应该是什么呢？正如你说的，夜郎的精神苦痛并不是社会的唯一原因，在二十世纪之末和走入二十一世纪，生活苍茫而来，无序而去，夜郎苦闷究竟是什么？他的罪孽在哪里，又怎样摆脱危难、获得一种力量呢？这些明确的答案我与夜郎一样糊涂，却同夜郎一样讨厌和厌恶自己，所以再生人的那把钥匙永远寻不着要打开的锁，夜郎只有害夜游症。将一种哲学的意识和生活态度暗藏在琐碎的生活细节里，这里可能没有答案，只有唤起吧。[23]
物質上的现代化驱赶着人们感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快速发展。当现代文明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如往昔时，当人感到孤独、迷茫时，人就容易对自身、人生产生疑问：“人究竟是什么呢？人应该是什么呢？”贾平凹在散文中以真诚的态度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性苦闷。“在二十世纪之末和走入二十一世纪，生活苍茫而来，无序而去”，这样的迷惘和哲学思考代表的是世纪末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正如评论家曾令存所言，正因为有了现代文明催生的孤独感，才会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刻拷问。有些评论家却将这“误读”为道德上的“颓废”。这种‘颓废’是一种被貌似传统的形式（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情绪’）笼罩起来的现代思想。
我的感觉里，《废都》二字有太多的沧桑，又难以言传，西京城如果是中国的一座废都，中国在地球上算什么，地球在宇宙中算什么？时间到了一个世纪结束前，在这个并非特定地域的废都中作为人的心态如何、情绪如何？[24]
当人开始思考存在问题的时候，人便有了苦恼。当人苦恼的时候，人便容易思考人生的哲学问题。《废都》写作前后，正是贾平凹遭遇人生大变故之时。遭遇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贾平凹在创作中便借用文字来“安妥”自己破碎的灵魂。生活的苦难能使人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但思想上则因此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生命哲学思索。从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和《高兴》等多部小说的主题就可以见得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一种叹息和焦虑心态，也可以看到作家对现代化文明产生的对乡村传统生存方式的破坏的一种批判态度。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态度：反抗社会的现代性。不管是在小说的创作中，还是散文的创作中，贾平凹都毫无掩饰地将这种现代意识填充在了作品中。
在这样的晚上，龟兹班的号令在疯狂吹打，全村的人在合唱一种孝歌，我震撼着巨大的凄苦和悲凉，以至在返回城市的长久的时间里，我觉得我在唱那一段孝歌，不是用口，而是全身每一个细胞，我听见沉沉的声音到处在唱：
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
说一声死了就死了
亲戚朋友都不知道
......[25]
面对长辈的死亡，贾平凹称自己已将这看做是一种命运的缘分，走到尽头时，他能做到只是尽力地完满孝道。面对死亡，作家心情上一片悲苦、凄凉，头顶上的天空也总是阴天甚至下起雨来。由族人长辈的去世联想着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刻，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唱着孝歌，体会着人活世上，原来是赤条条的来和去，不由地从心底生出无限的凄苦和悲凉。曾令存将贾平凹散文中的这种审美概括为“世纪末的华丽”，将其视为“颓废”的另一种现代性认知。这是评论家将社会背景融入到了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中。如果从现代意识这一个单纯角度来说，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意识的高扬，使主体更加强调个人的感受，这正是现代性意识对人的自我感受深刻化的重要特点。这也是贾平凹散文中现代意识的散落之处。
在对人生问题不断探寻的过程中，贾平凹并不是始终地迷茫和“颓废”。他以中国文化的儒释道思想化解着生命的哲学问题，与人生苦难做了和解。“世界是阴与阳的构成，人在世上活着也就是一舍一得的过程。我们不否认我们有着强烈的欲望，比如面对了金钱、权势、声名和感情，欲望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25]面对人生取舍和人的本性，贾平凹以坦然、赤裸的态度剖析人性，展示人的欲望，继以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积极地回应人生的哲学问题。《说死》中，贾平凹以理性的思考和个人经验表达了自己对于死亡的认知。“人在世上，是最艰难的事，要吃喝拉撒，要七情六欲，要伤病灾痛，要悲欢离合，活人真不容易的。”“死是人的最后归宿，既然寿的长短是闻道的迟早，既然闻道而死去的时候是一种解脱和幸福，对于死应该坦然。”[26]
结语
贾平凹散文的现代性潜藏于其作品的诸多角落。贾平凹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沁润着传统文化的审美韵味，也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学习中，现代意识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作家创作的血脉之中，成为了作品的潜在审美特质。在对民俗文化的关注、生活经验的观察和人生体验的思考中，处处渗透着贾平凹在中西文化浸润下的现代意识。在主张真情实感的散文中，贾平凹以现代意识的导引，呈现出了散文的独具现代性的美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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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39页.
[24] 同上，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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