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7年底，《南方周末》“中国文化原创榜”约请文艺界专家对当年艺术作品进行评比，王向荣《陕北民歌演唱专辑》入选优秀作品。适逢乔建中先生发来文稿述及专辑制做的前前后后，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王向荣专辑终于出版了。这件事，对于向荣本人、对于我、对于听过这套录音的少数同行以及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却迷恋着陕北民歌的无数同好来说，都包含了某种不平常的意义。“不平常”者何在？且听我一一道来。
　　我们都知道，有25年职业歌唱生涯的王向荣参加过无数次的表演，录制过难以计数的音像资料，甚至可以说，这些年来，凡是公开出版的陕北民歌盒带，几乎都少不了他的录音。然而，在众多的民歌音响出版物中，就是找不到他的一张专辑。在当今这个大大小小专业歌唱家乃至大大小小民间歌手都忙活着争相出版个人专辑的时代，这位早已名见经传的“歌王”竟然还没有“专辑”，似乎很让人费解。其实，出版专辑并不难，像他这样肚子里装着上百首传统曲目的唱家，别说一张专辑，就是三张五张，又何其易也！对他来说，难的是出什么样的专辑。像以往那样，请作曲家编配、请小型民族乐队伴奏录制吗？像有些歌手那样，凑合着与电子琴、合成器一起录制吗？显然，对于他这个几十年来习惯于想唱就唱、想唱就要自自在在地唱的歌者，很难做出如上的选择。那么，他的个人专辑到底应该以何种形式、载体，何种理念见诸当代社会呢？……他一直为此而苦苦思索。其中，他想的最多的，或者说他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在未来的专辑里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住父辈和老师传给他的、也是他每歌一曲都努力凸现出来的陕北民歌所特有的风格和个性。因为他知道，陕北人把他们最喜爱的歌称作“信天游”，就是希望自己的歌声像蓝天上的云、黄河里的水、空中的风那样，悠扬、自然、洒脱、奔放，无所拘束。而要保持这样的歌唱状态，只能如父辈、祖辈那样，于赶脚、放牧、种田之际，矢口寄兴，引吭而歌。如果加进伴奏，必定让这样的歌唱大受限制而无所适存。然而，迄今为止，又有哪个音像公司愿意出版一张一个人从头到尾都以“徒歌”（西北人称“干咂”）方式没完没了地唱一个地方一种风格的民歌呢？就这样，想用徒歌演唱保留民歌的原生性特征与大多数音响公司不接受这一方式之间的矛盾，成了王向荣出版专辑之打算一拖再拖的主要障碍。
　　当然，有障碍不等于不做准备。1994年春，我和向荣终于有了一个合作的机缘。此前，我多次听过他的演唱，以我个人的判断，在历年发现的陕北民间男歌手中，就掌握的曲目数量、涉猎的民歌品种以及个性、风格而言，向荣无疑是最优秀的一位。所以，我事先与他联络，建议他将自己所积累的曲目作一次盘点，再利用他在北京演出的空档，请他来音乐研究所录音棚录音。对此，他欣然应允，并在4月的一个整天完成了全部录音。记得当天是上午十点左右开始，我当场提出的要求是，彻底放松，随心随意，就像我在陕北家乡的山峁上对他采访那样，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他自然知道我说的意思，所以，前后两个来小时，就录完了一大半。每录一首，他先酝酿一两分钟，便立即进入状态。录音过程中，唱词的段数、调门的高低，一任他当时的情绪和状态而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曲目都是一气呵成而不再重录。两个小时顺利的工作成效让我们兴奋不已，所以，午餐时，大家激情满怀，举杯痛饮。下午的录音基本上是在半醉半醒中进行的。向荣越唱情绪越高,效果一点都不比上午差。四点左右，录音全部结束。从上午到下午，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共录了90多分种音乐，四十二首曲目。我知道，这样的录制速度、方式，与某些流行音乐采用的大制作、高投入、长时间等做法相比，只能称作是短、平、快，因此，它的质量肯定也会遭到质疑乃至否定。但以一个具有一定田野考察经验的音乐学者的观点看，我恰恰认为此番录音是我采录生涯中非常难忘也极具价值的一份资料。12年后回头看，它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1.向荣当年四十一二岁，他的声音、经验、感觉正值其艺术生命的高峰期；2.他当天的歌唱情绪、心态十分自然，无任何心理压力或紧张感；3.虽然是一个现代录音环境，但因无其他外部因素的限制，歌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调适自己的歌唱和声音。我想，以放松和充满艺术感觉来衡量，他当时简直可以与一位富有经验的伟大歌唱家在舞台上的状态相比。4.所录曲目，事前并未讨论，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腹稿”，而是想起哪首唱哪首，整个一个“信天游”。但正是在这样的无备、无序中“亮”出了这位唱家的真功夫。可以说，除了两三首因作品原因外，所有录音首首精彩，几无瑕疵可挑。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次富有创新意味的歌唱实践，一次愉快、默契、无可挑剔、会心会意的合作。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种艺术创造、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或者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常常发生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所谓有意者，是在发明创造之前曾经经历的艰辛、探索、钻研；所谓无意者，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思考、积累之后，或许因为个人的悟性、灵感，或许因为外部因素的启迪和机缘，使预设的目标得以实现。如上所述，1994年4月的这次录音，一方面看，它不过是一位歌手和一位学人偶然凑在一起的顺利合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却是王向荣近三十年学习、演唱、传播陕北及其周边地区民歌的全面总结和收获，是他作为民歌传人进入巅峰时期的一次集中展示。我甚至认为，这次录音，不仅对于他个人，而且对于陕北民歌文化，也是一个颇具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至少我们可以对后人说，在这一天，我们采用录音的方式，将这位歌手歌声中所积淀的陕北文化传统留住并传之后世。人们从中领略到的，将不仅是一首首民歌，而是用声音记录的历史，用真情谱就的传统，以及这块曾经使中华文明冉冉升起的土地上的人们博大宏阔的精神世界。
　　是的，我和他都为这次成功的录音活动而欣慰。然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套录音竟遭到连续十二年被束之高阁的冷寂之运。最早，我曾将它推荐给台湾一家对传统音乐的历史音响相当认同甚至有些使命感的唱片公司，也许是地缘关系，他们觉得无法接受这种从头到尾的“徒唱”形式。后来，又先后与几家大陆的公司接触，也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2002年在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时，该校教授民歌的一位老师对录音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表示如果没有哪个公司认可，他宁愿自己出资出版。我不忍心让他这样做，所以也就没答应。就这样，原本是一套现时录音，三拖两拖，几乎也成了“历史音响”了。我和向荣的失落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开始与中唱公司谈及出版事宜。令人感慨的是，自从听完录音样带以后，中唱的老总们就明确表态，不仅完全接受它，而且一定要当成重要选题隆重推出。这个决断确实也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五十多年来，尽管中唱高度重视中国传统音乐，并推出数以万计的传统音乐唱片，但也从未发行过这种一律“徒唱”形式的制品。而这种制品在西方音乐界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对于中唱公司而言，它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张，也是该公司制作理念的一大突破。有鉴于此，在双方决定进行正式合作之后，我们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文案编撰、装帧设计、图片选用符合这种新理念，如何通过我们的精心编制尽可能凸现出歌手演唱的精微和绝妙，如何保证他代表这一地区历代歌手所创造、传承的这种民歌的完整性，使它以更加感性、生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想到这一切，我们对于十多年来所遭遇的坎坷、冷漠也就不去在意了。
　　近三十年来，由于职业使然，我先后接触过二十多个民族的上千位民间歌手、乐手。老者有九十多岁，幼者才六七岁；有的只给我唱或奏过一首作品，仅有一面之缘；有的录下近百首民歌，且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谊；有的是著名歌手，有“王”者风范，如哈扎布、朱仲禄、宝音德力格尔、白秀珍；有的是普通人。但无论是谁，只要我听了他们的唱，与他们有一言半语的交流，他们的歌声、琴声就会自然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生活中值得回味的一部分。我的经验是，与民间传人交往，如果你为了完成某个学术研究任务，当然可以做大量的访谈，以便取得你所需要的资料。但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记，而只听只录他们的唱奏。在听赏中，感受他们那奔腾的生命的旋律，并渐渐贴近那个民族或群体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因生活空间的差别而熔铸成的多种多样的音色、音响，简直可以深入到你的灵魂中，无论你走到哪里，那声音都可能唤起你对某个文化现场的无穷回味。对于王向荣的歌唱，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如果说，1982年第一次在北京地质礼堂听他唱《五月散花》就让我受到其演唱技艺、个性和风格的巨大冲撞的话，那么，1994年录下的这四十余首民歌，不仅成为我走进他的歌声世界的重要媒介，而且，也成为我真正了解一位优秀的民间歌手与一种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联系、影响能够达到怎样的深度。以往，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优秀民间歌手对某一民歌品种的生存、发展的历史贡献。而对于他们的歌唱艺术中所蕴含的种种文化因素，例如自然风土、民间习俗、社会结构、礼俗交往等，常常会不自觉地被疏忽。而听王向荣所歌所唱，诸如“走西口”、“社火曲”、“搬船调”、“神官调”、“酒曲”“脚夫调”等，我们简直就像在观赏陕北黄土高原上一幅幅民俗生活画卷。反过来说，王向荣无论唱什么，或喜、或忧、或庄、或谐、或沉郁、或高放，它都将你引入一个境界：世世代代的高原人对黄土地无法割舍的眷恋。
　　步入这种境界，不仅是因为他对歌唱中声、情的辩证理解和处理，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在陕北高原上数十年的生活经历和特殊感受。他放过羊、种过地、下过煤窑、当过民办教师；他到山西、内蒙学过二人台、蒙汉调、爬山调；他南下绥、米学“信天游”、社火曲，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生命历程中曾经吞嚼过的酸、甜、苦、辣，一点点、一滴滴，全都融进了声音、升华为感情，见之于一句句高起低落的旋律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人生的这些体味，全都来自陕北这块黄土地。且不说当职业演员的前几十年，就是近二十余年，他虽然有机会走了很多地方，远到欧洲，近到台湾、香港，但只要任务一结束，他就赶紧返回榆林，继续过他早已习惯了的家乡的日常生活。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就是怕唱歌的时候，丢了根、丢了味、丢了本。古人云：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适于任何艺术审美判断的箴言。王向荣所唱，无论是山歌、小调，还是神曲、酒歌，均融绚烂华丽于质朴平实，让听者顿生浸透肺腑、刻骨铭心之感。同时还有那陕北人一听亲近无比的乡土气息。这股气息，正是黄土地民俗风尚赋予他的；这股气息，恰恰也就是他最害怕丢的那个根、味、本。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优秀民歌手的历史使命，不外乎有两点：保持与创造。在他们向前辈人学唱的阶段，为了把传统延续下去，“保持”也许是头等任务。但在他们参与民俗演唱乃至再传之后人时，他们必然要发挥个人才智，在前辈的基础上求新求变，这个时候，创造就成了最重要的因素。在民间社会，民间歌手总是以“传歌人”身份出现。传者，承上启下之谓也。无论在平时，还是在节日，传歌者常常扮演某种十分活跃的角色，同时他们也是一个具有主动创造意识的主体。所以，凡经他所“传”之歌，已经不是他从前辈承接下来的那种意义上的歌，而是既保持原歌之“基因”又加入某些生命活力的新作。就像一位西方音乐家所言：任何调子都没有原本，任何调子都有几百个来源。即传歌人所唱的，表面听起来都很新颖，犹如他重新编写的，但认真追究，却首首有根有源。就这个意义上说，本专辑收入的三十多首陕北民歌，没有一首不是王向荣几十年来从前辈老师那儿学习来的，但又没有一首是原封不动的模唱。一词一调、一抑一扬，都浸注了他创新精神的血汗。对之，人们可以逐词逐句地加以研究，并一定可以从中探寻出优秀歌手成功的奥秘所在。
　　如果说，民歌是民族、地域文化的集体记忆，那么，民间歌手就是这一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这样的保管者每代皆有，但在当代，对于黄土地上的民间歌唱而言，王向荣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
　　为了黄土地文化传统的特性永存，我们应该向王向荣和所有的传歌人鞠躬致敬！
　　
　　乔建中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