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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时间〕 2020-07-21
〔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内蒙古口岸城市边贸语言生活现状”（编号： NMDYB18064）。
〔作者简介〕 王跃平（1983—） ，女，内蒙古通辽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杜敏（1966—） ，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本文中的语言选择通指语言单位、种类、方言变体及语体等的选择，同时包括使用者因交际需求而做出的交际用语的选择。文中关于语言选
择内涵特征及功能的阐释，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涵盖不同主体的语言选择及其内在关联。
〔摘要〕 语言选择是理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重点。语言选择指使用者在“约定俗成”的心理规约及语法规范内的组词造句、表意述事并以言行事。以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使用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理论基础，首先认为语言选择关涉可供选择的语言与变体的选择性使用，并以交际性、语境性和规约性为主要特征。其次语言选择具有表情达意及以言取效的社会功能。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或语词，顺应或调适规约意义，生成基于选择的话语意义，实现表情达意及言语取效的功能。
〔关键词〕 语言选择; 内涵特征; 功能旨向
〔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264-09
语言选择是使用中的语言现象，人们说话即做出选择[1]1。语言选择①指使用者在“约定俗成”的心理规约及语法规范内的组词造句、表意述事并以言行事。语言选择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内侧重点有异。社会语言学重在探究使用者语言及变体选择的社会因素，也会探究这些变体的变异特征;而造成使用者语言及其变体选择差异的社会因素则涉及如年龄、性别、职业、民族、教育背景、居住地、收入、社会地位等 [2]。语用学则更加关注语言使用中的互动意义，认为意义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涉言者、听者、话语语境（包括物理语境、社会语境、语言语境）间的意义协商及话语的意义潜势 [3]。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选择理论认为“选择即意义”（meaning as choice），选择被视为意义选择与表达的功能实现，同时指出语言结构、语法规则、社会语境和文化规约影响并制约语言选择[4]。“选择”实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意义表达”的核心机制，“选择”思想来源于对语言单位纵聚合关系的描写，具体涉及系统网络中选项的选择、作为过程的选择及作为文本结果的选择[5]。系统功能语言学尤为重视语言研究的整体性，着重关注使用者基于语境“选择”所实施的语言的概念、人际及语篇功能[6-9]，也有学者从生物进化演化视角研究语言选择，如有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生物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相类似，是一种自然选择的适应[10]，同时环境也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语言选择与语言生态环境相关[11-12];而文化DNA概念及语言模因论则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借鉴，解释语言选择、复制、变异与传播的过程与机制 [13-16]。“选择”在生物演化中通常指生物体对外在生存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广义的选择理论包括复制者、作用者、选择和世袭四个要素[17]。基于广义选择理论的语句选择理论强调语言的规约性为选择前提，认为功能性创新和选择性传播是语言演化机制的不同形式[18]。 语言选择也构成一种文化行为。文化研究视域内的语言选择，关注语言的文化属性即语言作为表征、传承并创新文化精神与实体的媒介作用。语言选择也包含对文化传承媒介及传承内容的选择，表现为精神与物质实践中所形成的同一或趋同性选择。总而述之，语言选择是社会因素驱动的使用者语言及变体的选择，并以互动中意义的选择为功能实现，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参与人与社会的互动。语言选择的跨学科研究，目前主要以使用者、社会、使用中的意义、生物演化及文化为视角。本文融合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选择观，首先从理论层面上阐释语言选择的内涵指涉及主要特征，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认为语言选择以“表情达意与以言取效”为主要功能。
一、 语言选择的内涵及特征
双语及多语现象为语言选择提供了客观前提，语言及变体的社会化使其附带不同的价值功能。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为满足人类的交际需求，而选择交际语言是其功能实现的主要途径。语言选择不同，可触发语言本体或社会功能分布差异。与此同时，语言选择以交际性、语境性与规约性为主要特征。
（一） 语言选择的内涵
维索尔伦[19]认为“使用语言就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包括微观结构及宏观功能的选择。语言选择的内涵首先关涉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及变体种类或语言单位的选择。语言单位的选择，以英语单词 “book（书）”为例，主谓一致用法要求使用者根据表意需求，选择符合语法规范的单数book或复数books形式。当“book（预定）”用作动词时则有“book-booking-booked”的词形变化，此时，词形需根据使用者意图及事件相关的时态、语态及数的关系做出选择。而当“book”出现于例如“我已经book房间了”的汉英语码混合句中时，“book”作为英语词汇，被使用者选择性嵌入汉语语句，跨语言的词汇选择在遵循主体语语法规则的同时，也呈现了“选择”所要表达的人际语用意义。类似的汉英混合语码选择，常见于日常口语或网络语境中，如“很nice你也太low了令人心动的offer很看重品牌的地位和给的titletoday郁闷小白板上擦了又添上的to do list”文中语料来自日常生活观察及新浪娱乐微博。等表达形式，均涉及英语单词或结构单位的选择。由此，语言选择也关涉不同语言单位结构层级的选择，而“选择”则以意义及功能实现为导向。通常而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主要依据交际语境或语篇需求，做出符合语言使用规则的语言单位及结构形式选择。然而，语言选择的动因复杂，关涉主观意图、语言能力、社会因素等的影响与制约。从选择视角看，语言选择涉及语言种类、方言变体、语体、语言单位结构层级等的选择。其次，语言选择的内涵也表现为存在可供选择的语言及变体。语言接触及语言自身结构性矛盾所引发的，语言及变体并存兼用的语言环境，为语言选择提供了发生基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及变体的认同度、认可度与接受度，构成语言选择行为倾向实施的内在动力。认可度与接受度与语言及变体的实用性、权威性、文化性、个体心理认同等影响因素相关。语言及变体的产生与发展流向，究其根本是“说话者语言选擇的结果” [1]。从传播视角看，语言选择是对语言选择性复制并进行人际传播的语言传播过程。在此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语言选择促成语言的人际传播，语言通过“模因式”的传播获得相对稳定的使用人群，形成社会规约与制度引导的语言使用格局及相应的语言选择模式。语言具有能产性并可传承、传播或创新已有的语言结构，使其更高效便捷地满足交际需求，适应社会发展。语言约定俗成，种类多样，其结构相对稳定。创新性使用所产生的新语言形式、变体或称指，通过人际传播不断丰富可选择的“语言库”资源，形成基于选择的群体使用特征，实现社会化的语言选择与传播。再者，语言正式度的选择也是语言选择的呈现方式。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选择;正式与非正式场域中用词用体的选择;口语或书面语篇出于语用修辞的用词用语选择等。就此而言，语言选择也涵盖基于使用者主观意图或语境需求的言词选择，语词、结构及语体选择。因此，语言选择的内涵指涉语言及变体结构的选择及其功能实现。语言选择可产生结构变异、构式化、词汇化、语法化及相应的使用者或社会语境所驱动的语用功能变化;在宏观选择方面，语言种类的选择，可形成单语、语言兼用、语言转用、语言消亡、语言复兴等语言使用格局，及与之相应的选择模式和存在方式。 （二） 语言选择的特征
1. 交际性
语言选择的交际性体现于人类沟通交流的需求及人与社会互动实践的语言关联。交际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构成特征，通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往来及信息互递[20]649。语言是可认知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概念的口语或文字符号系统，其功能旨向则是满足人类的交际需求[21]。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方式。语言用以传递信息、表露情感或实施行为，涵盖了人类思维情感及社会实践中交际的双重行为特征与意义。语言选择以交际主体自需求和他需求为导向，选择何种语言及变体则是交际主体满足并实现交际需求的能动行为。人类创造形式各异、用法不一的语言符号系统作为交际媒介。由此，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作为交际媒介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沟通方式。通约的语言符号表现为使用群体互通的“共同选择”。人类交际的本质相同，选择不同的交际语言则是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客体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人的自我认知及对客体的认知体验，可以借助语言符号关联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及关系建构。同质语言群体内部的语言选择，以选择语言形式或变体所能实现的社会功用为交际预期。非同质语言群体的语言选择，则关涉不同语言及变体的选择，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现交际意图的理性选择的“算计行为”[22]。交际、语言及语言选择的发生离不开“人—语言—社会”的三维互动关系。语言选择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交际互动与协调，兼具社会制约性。语言选择可起到“社会标签”的作用，选择需符合并遵循业已形成的内隐或外显的社会规约。以不同语言礼谦词选择为例，汉语中“你和您”在礼貌及敬他程度上具有区别作用;日语的敬他及自谦动词通过变化词尾，实现特定语境中的交际功能，“敬他或自谦”形式的选择受交际对象所附带的自然性或社会性身份的影响;蒙古语中“你[thi]和您[tha]”在表达礼貌及尊敬的程度时也具有区别作用，前者多为熟人间及非正式场合的日常用语，后者在表达礼遇时较前者正式;法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TV在表达正式与非正式度、社会地位及亲疏程度时也有标记作用。语言选择的交际目标实现，依托于主体交际意图及社会现实需求，选择适恰、实用、得体的言语形式。在此过程中，语言选择表现为人际与社会效用的主观意向与客观现实的协调博弈。
言语交际是人类交往的主要形式。交际需求触发语言选择，语言选择实现多样化的交际意图。交际意图导向的语言选择可衍生语言新旧形式的更替。创新性的语言形式在言语交际中，生成、复制、传播或消逝。语言的交际功能在人类文明发展及社会变迁中的传承、断裂或石化，因使用者或社会因素诱发的选择行为而异。语言选择的交际性可归纳为三个维度中的语言选择，直接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及形式选择;间接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及形式选择;作为社会事实及社会制度的语言选择。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际形式，使人类的交际行为超越了其他生物体，成为高智生物体的区别性特征。语词“音-形-义”的通约化及其在语法规范内的横组合与纵聚合关系的建立，加之文字的产生，使得听说读写的媒介更新为动态的言说与静态的文字相辅相成的语言交际系统，突破了交际的时空限制，使言说及其建构的人文世界得以书写。直接的言语交际指发生于共时的动态的人际与社会交往中的言语交际，其语言选择以参与主体的语言能力及所处的社会交际语境需求为驱动因素。间接的言语交际则指以语言为媒介的非面对面的交际形式，涵盖纸媒、电媒、网媒等为媒介的口语或书面语交际。纸媒的语言选择常以“雅俗”为界，纸媒以官方标准通用语为主。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书面语的形体变化较之动态口語相对稳定。电媒、网媒为媒介的言语交际，其语言选择以主流语言为主，融合多模态的表达方式或多种语码组合的语篇呈现形式。语言选择交际性的宏观层面则关涉社会性及制度性事实的建构。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没有人就没有社会。语言交际表征人类建构的社会运行机制及主体语言选择的文明化、规约化、道德化、伦理化、制度化与法律化，如国家官方语言的确立、法律典章的书面化、外交语言与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选择等。语言选择不仅可表征社会事实性、制度性存在，同时社会事实及制度建构也可规约化语言选择。
2. 语境性
（1） 语境关系
语言选择依赖语境，语境建构语言选择。语境可通俗地理解为使用语言的内部及外部环境，前者指一定的言语片段和一定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后者为存在于言语片段之外的语言的社会环境[20]1601。语境中的语言选择关涉“人-语言-社会”三者静态的、已有的预设关系及动态的相互建构关系。语言选择的做出，需要使用者语言知识、世界认知在语境中的选择性使用与互动协同，表现为“在哪里对谁选择什么语言，会产生什么效果”。选择适切的交际语言具有语境依赖性，关涉语言能力、交际意图、场合、对象、内容等诸多语境要素。同时选择不同的语言及变体，可改变或建构临时动态的语境。语境依赖的语言选择涵盖口语或书面语形式的言语实践，如亲朋好友间母语、他语或他方言的选择;同事及社会交往中基于工作需求的交际用语选择;语体或语言正式度的选择;书面语种、文白、简繁或修辞需求的跨语言选择;契约合同、规章制度及法典的语言选择;官方语言及地区通用语的选择;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选择等。社会实践中的语言使用环境建构语言选择的外部语境，其与语言选择的内部关联程度，促成语言选择与语境的影响及制约关系。基于此，语言选择的语境特征可表现为语言选择发生的内部心理语境、外部社会语境。同时，同一会话相关的语言知识、共有知识的心理语境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关联，可影响、约束或改变使用主体的语言选择意愿及行为。两种语境共同作用，发生语言选择关联。
（2） 内部语境
语言选择的内部语境指人的心理语境。心理语境通指基于生理机能的心理及认知活动。人类语言机能的发展、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的提升，萌生以沟通与合作为需求的心理动机[23]。语言最终以直接、便捷、高效的思维及心理诉求的表达媒介，外化交流、沟通与合作的内在心理需求。同时人类思维、内心活动及世界认知的内化，建构起基于客观认知的心理语境。心理语境是交际意图的思维组织形式，其以使用者母语或有意的他语选择为媒介。语言选择心理语境的内在建构，源于语言相关生理机能的逐步完善与社会化。使用者社会化的母语及多语能力、共有知识、认知经验、行为体验的习得或获得，不断建构思维活动内认知的心理语境及内在动机。生理机能与外部世界的刺激，可形成诸如态度偏好、理想信念、愿望期待等心理活动，并经语言选择外化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涉及语言种类、形式、语体及功能的选择。而内化的无声的“思维语言”的选择，以自我“内心独白”的形式，满足心理语境中的自我交际需求。相反，言语外化，对外延伸并衍生特定的社会语境，关乎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内在思维认知。就群体而言，语言选择表现为心理认同为基础的趋同性选择。而群体心理认同则关涉个体心理语境的群体化。单语或多语群体，个体心理语境的群体化，首先是对群体通用语心理认同为基础的趋同性选择。其次，自利需求驱动个体语言选择心理与行为从众性的群体化趋同。因而，语言选择的心理语境源于生理机能、思维认知、体认与经验共同建构的内在语境。使用者心理语境预设的言语形式，外化为具体的语言选择行为即内部心理语境外延化的过程。心理语境衍生出的语言选择，对社会语境不同程度的重塑、改变或建构，则是语言选择内部语境性特征的外在表征方式。 （3） 外部语境
语言选择的外部语境指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社会语境意指内部心理语境外的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前者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后者包括社会性的语言、社会实践建构的人类生活环境，如政治经济制度、政权组织形式、文化习俗、技术发明与革新等不同社会关系中，语言选择的语境依赖性。语言选择的外部语境由使用者与其参与的社会实践协同建构。首先，语言的地域、群体差异表征为不同社会群体或民族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可触发不同社会语境中的语言选择多样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国家的产生，对个体及群体社会关系及语言选择形成制度性影响。个体交往与群体合作需要语言选择趋同，实现互通交流。其次，语言选择的制度性影响，一方面表现为群体规约的社会化与自利需求的选择。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导向亦可引导、规范、管理或改变其社会成员的语言选择。再者，人口流动引发的语言接触，建构了语言选择宏大的社会语境。在此过程中，语言多样性通过使用者语言选择，形成融合性或差异性的变异变化。就目前总体情况而言，世界上语言种类的减少一定程度上表明，语言选择可对语言发展演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中，当一种语言或变体被选择的心理或社会语境前提弱化，其被选择和使用的频率与可能性也将逐步降低，与之相应，该语言的实用性也随之降低，同时伴随并预示着使用人数及社会功能的弱化。换言之，是否选择使用某种语言，需要使用者心理需求与外部社会语境需求的融通。语言社会功能的心理映射建构或解构语言的心理选择机制，形成基于社会语境的实用性选择。最后，文化语境驱动语言选择的趋同性。人的活动包含精神及物质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语言不仅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有异，但兼具相对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文化整体性视角出发，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选择相对稳定。语言选择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表征与文化语境的互动。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实践活动、社会习俗、交往方式、语言态度、使用惯习等共同促成群体语言选择文化行为趋同。由此，文化作为社会语境，构成对主体语言选择的精神及实践动量，同时主体的语言选择也可能动性地触发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
3. 规约性
（1） 社会规约
语言选择遵循语言使用的社会规范，构成一种社会规约[9，21]。语言以人为媒介，在社会环境中实现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同时在不同语种、语系、语支中存在结构性、系统性及功能性差异。语言结构或社会功能的选择差异，关涉使用者内部心理语境及外部社会语境的相互协调，形成实现语言选择预设与期望目标的认知行为过程。语言选择具有相对自由性和规约性。自由性是以规约性为前提的自由选择。规约性则体现于社会活动中的语言选择，遵循集体使用习惯、成文或非成文的使用规范。从社会视角出发，语言选择构成以社会人为主体的语言实践。语言是人基于自身及社会需求的能动性产物，语词具有相互承诺或达成契约的能力[24]，可成为主体共同认可的行为，同时语言可作为调节或约束的规约性及制度性表征。语言选择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规范引导的社会性规约。社会规范通过规则、规章、制度及法律，调节、规范、约束、管理社会人的行为关系，维护稳定社会秩序。个体或群体的语言选择，在特定的社会规范内言说社会事实、建构社会关系、进行社会实践，实现语言的工具职能和社会价值。语言选择遵从人际交往、规章化、法典化及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制度可以是对人类行为具有约束力的习俗惯例[25]27，而社会制度则可表现为制约和影响人们社会行动选择的规范系统[26]253。制度内的社会人，何时何地选择何种语言及变体既是一种习俗性的规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性的规约。习俗性的规约侧重具体言语使用行为中的语言选择及其语用功能实现。同时伦理道德规范意识的内化，引导言行主体依据社会规约所形成的内在判断或评价，进行语言选择。内在判断或评价是对言说是否符合大众及社会认可规约的理性行为。语言选择的制度性规约，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权威性的社会规约。国家层面的语言选择，其规约性以政策性、法律化的权威，以对语言行为的规范与治理为表现，如多语国家针对社会语言使用而制定的语言政策或法律法规;语言本体与地位规划。官方层面语言政策的制定与语言规划的实施，尤其是多语国家官方语言的选择，常要综合语言的历史背景、人口民族、广泛性、通用度、实用性及社会威望等諸多因素。语言选择的制度性规约对个体语言选择予以制度性引导、规范与管理。在形成内化的语言选择与使用意识后，经群体社会性使用固化，形成制度性事实与社会成员心理认同与实践为基础的社会性规约。
（2） 结构规约
语言结构功能历时与共时的变化，可透视语言选择在语言本体演化及社会功能发挥中的规约性。首先，语言的结构、形态及使用规则是人的创造性产物。群体共识性认可，促成语言结构系统与社会功能的规约性契约存在。语言多样性从不同侧面表明群体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客观环境、思维方式与认知模式的差异，使特定群体在建立认知与抽象或具体事物间的关联时，形成语言结构系统的差异，以及对同一客观事物不同的言语及文字表述方式。选择何种符号与声响、符号与事物，建构服务于人与社会的语言文字符号体系依赖于群体性、规约性的选择。每一种语言的历时传承均以业已形成的结构系统、使用规则与规约为前提。人们选择并使用已有结构及语法规则，组词造句，言说或书写具身感受与客观世界。口语与文字逐步发展完善其结构与功能的过程，是使用者基于自身及社会环境需求，而做出适应性与实用性选择的过程。选择是对已有的规约性结构及社会功能的调节、改变、修补或完善。语言古今形式的演变、语义句法的变化、使用规范的“约定俗成”，均可视为使用者不断进行选择并重建规约性关系的社会实践。语言音、形、义最初的“约定俗成”，在历时传承与共时使用中，历经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改变，促成特定阶段已有或新建的规约性使用样态。语言变化若不能成为社会及社会成员共同接受或认可的社会性存在，并在群体内形成模因式传播，便很难形成相对稳定的使用规约与内化的选择意识。语言结构、形态、能指与所指及功能，约定俗成的使用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活动等社会实践并建构新联结，或潜移默化或日新月异地影响语言内部结构及外部使用功能的变化。结构规约在词汇系统方面，通过旧词新义、新词新语、词汇借用、外来词等方式重塑、更新或新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形成一定时期内临时或持续的使用规约。语言音、形、义的变化，源于使用者对言语表述所表达的抽象或具体概念内容的适应与选择，选择恰当、贴切、实用的语词作为其表征方式。规范化、得体性与约定俗成的语言结构及其社会使用，构成社会秩序运行的语言实践。使用者主动或被动选择建构的语言选择与传播，促使相应的语言结构在选择与传播中规约化。 （3） 文化规约
语言选择的规约性在不同文化群体中表征为一种文化规约[9，21]。文化规约以具体或文化主体内在抽象物的形式，引导或规范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使用者的语言选择。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集体记忆与社会文化记忆传承的载体。选择行为源于主体自有文化或他文化接触。文化语境不同，语言选择的行为倾向、语言、语词、语体选择所附带的特定文化规约的印记不同。文化是一种历时积淀，同一群体的文化规约所引导的语言行为具有传承性，是集体意识及行为的共同性选择。语言选择的文化规约表现形式多样，如委婉语、礼俗用语、行话隐语、宗教用语、社会生活用语等均可体现文化规约对语言选择的影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化群体思维模式与认知方式的差异，可对客观事物形成不同的概念化意象图式，并借助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表达内容。语言符号及其所指表达的规约化，构成不同文化模式中语言选择的内在规约，如日常生活中一些被认为是“污言秽语、粗俗不雅”的词，要避免在礼貌、郑重及传统节日场合使用，遇到无法避免的情况也多采用委婉说法。跨语言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可视为一种语言选择的言辞或语用失误，其产生原因有，言者缺乏他语文化规约的内涵知识，选择基于自文化规约的语词，导致言辞语用失误。语词选择失误实则是误判或违背他文化规约的语言选择，所引发的言辞语用失误。因而，使用者内化的规约意识或外化的社会行为，有意或无意地引导、规范、约束并遵循其所属文化内隐或外显的文化规约。
二、 语言选择的功能旨向
人们选择不同的语词，连词成句，言说或书写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并进行实践活动。语词可通过叙述、请求、命令、想象等多种方式得以使用，而掌握一种语言意即能够适当地使用语词且当听到相关语词时能做出适当的行为[27]23。韩礼德[28]认为语言有概念、人际及语篇三个基本功能，而抽象化或具体化的功能表达则通过范畴化的经验、体验、意义的选择及其语法实现为途径。奥斯汀[29]指出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言内、言外及言后行为即遣词造句、以言行事、以言取效。言语行为或语言功能的实现，以语言、人及其行为的客观存在及主观使用为前提，具体的使用过程则关涉人基于主客观认知的语言符号选择。就微观层面而言，语言选择的功能表现为语音、词汇、语法、语调及语言变异形式的选择，元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实现;宏观层面以微观选择为基础，实施社会事实相关的话语的组合、重组与解组。语言是有力量的社会存在。语言选择对语言的力量形成不同程度的赋值，以语言活力或话语体系为表征参与或建构社会实践。换言之，语言选择在关联语言结构系统横组合与纵聚合关系的同时形成话语产出，实现语言表情达意与以言取效的社会功能。
1. 表情达意
表情达意是一种基于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心理活动。人类可通过语言或非语言，如感官表情、肢体行为等方式，表情达意。语言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首先是语言“音形义”约定俗成的组合及其社会化使用;其次关涉使用者对语言系统，不同层级意义表达形式的选择性组合与话语产出。单独的语词根据其形式、意义及功能分类，表意组合形式与语法规则不同。在词汇选择上，不同语言中对同一概念或事物的音形表达方式有异，如“水、说、大”在汉语、英语、日语中的文字表达分别为，水、water、水[みず];说、speak、言う[いう];大、big、大きい[おおきい]，在上述语言中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其音形及语法规则不同。意义的表达需要语词及句法选择遵循约定的语法规则。在语法规则内，形成基于选择的不同意义表达，以“鸟在喝水”的汉英日表达方式为例，“鸟在喝水;Bird is drinking water; 鳥が水を飲んでいます”，上述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进行词汇句法的选择变换。增加描述“鸟”的颜色，需要使用者在已有的词汇资源中提取颜色相关词，再选择恰当的词，归置于适当的语法位置。如果限定颜色“红色的鸟”，强调对“鸟”作为主位的描述，其可选择所需颜色限定词置于“鸟”的前面形成修饰关系，如红色的鸟—red bird—赤い鳥;如果限定地点“在……地方喝水”描述位置，则可选择增加位置描述或限定词“在河边”，如鸟在河边喝水—bird is drinking water by the river—鳥が川で水を飲んでいます。使用语言表情达意即对语言形式与意义进行符合达意需求的语法性语词组合。达意需求通过选择言辞组合方式实现达意功能。上述不同语言关于同义概念意义的表达形式对应其表达需求。在不同语法位置变换语词及其组合方式，可生成不同的话语意义，话语意义的生成以增减符合语法规约与社会使用规约的语词组合为途径。选择贯穿于语言使用的过程，语言选择以主观能动性引导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客观规约式，表情达意。语言选择不仅是字面意义的选择与生成。乔姆斯基曾表示人们可以用有限的词汇生成无限多的句子，对有限语词选择并组合的过程实则是生成无限表情达意表达式的过程。语词的字面意义在心理与社会共生语境中形成语用意义。语用意义是使用中的意义呈现及内化的语言选择的外化表现。生成表情达意的表达式关涉思维认知、语言能力与社会规约引导和约束的语词组合。在约定及规定的语法及使用规则内，选择合适的语词组合方式，是一种意义的功能实现。语法既是语词选择的规约理据也是其实现功能的途径。遣词造句遵循语法规则而选择是其过程实现。因而，语言选择的内化，以使用者为中心、以心理与社会语境为驱动、以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为认知基础，经由语言为媒介的思维认知内循环选择语詞，最终以外化的言语行为，实现表情达意功能。
2. 以言取效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说话即做事”。人们通过言说表述个人意图，而语词选择及其组合，以话语的形式实施“以言述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言外之意”的“以言取效”行为，且取效可成可败[30]90-111。在业已形成的社会制度及道德规范体系内，言语交际成为个体意向性及社会交际性沟通需求的重要实现途径。以言取效是社会成员的共建和共识行为，其中基于社会需求的个体意向性促使语言选择形成“取效”导向的多元化言语行为。语言在使用中发挥交际功能，语词是创造性的产物并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形成规则性、规约性及规范性的语言结构，承载相应的社会功能。动态的言语行为或静态的文本生成，以选择语词达意及实现话语效果为目标。“以言取效”以语言为媒介，效果为目的，目的的实现需要凭借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法。使用者的语言选择，使语言成为“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法”，在社会成员间得以关联，成为言语行为实施的媒介，而其本身也是一种手段和方法。选择适切的、得体的、规范的、实用的语言及变体，其主要目的是选择的有效性即以语言选择为策略着眼于功效或功效期待最大化[31]113-114。语言选择的取效旨向在个体层面上，以个体意向性引导的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为表征。同时说者与听者的心理共识及社会语境、身份关系与合作意愿、说者对意图表达后的言说效果预设性的选择、自认为听者尽可能理解的话语表述，共同参与语言选择过程，以期使言语行为效果最大化。个体“以言取效”就是选择性的语言使用。使用者话语的效果及影响，在动态的交际主体互动过程中，通过言语选择协调协商言语行为。对语言及其形式的选择，以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及功能为前提。使用者在既定的社会语境中，将自身社会化过程中习得性的语言知识赋予主体意向性，内化为心理动机，而语言选择的外化过程同时实施取效过程。语词的组合在意义表达及功能实现方面，要比单个的语词更加丰富。词、短语、句子及语篇，以不同结构层次的形态变化及组合方式，表达字面意义、修辞意义、话语意义及社会语用意义，如简单的陈述“水有点热”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取效的心智与行为过程不同，并可对参与主体形成不同的心理、言语及行为影响。对“口渴”为意图的取效行为表达，可表示 “不适合马上喝水”;以“烹饪”为意图的表达，可表示“可能不适合马上使用”;以“沐浴”为取效目的则可表达“水温不适合沐浴”等话语意义。如果语词顺序调整为“有点热水”则表示一种存在状态或拥有关系，其行为目的与结果发生了变化。语言结构层面的选择或语种的选择，可触发不同的取效行为及结果。语言选择的心智过程及其具体行为表现，在“以言取效”的功能发挥方面具有普适性。使用者、语言结构及其社会语境存在差异，而语言选择的动机及行为旨向，以个体或群体信息互递及人际交往实现为结果导向。换言之，无论语言结构、语法规则及社会文化规约的异同，世界语言的共性特征为交际工具。“以言取效”，以主观意图为动因经由语言或语言选择外化为表述及取效的言语行为。 语言选择的“以言取效”功能，其结果可表现为显性的言语或事实行为，语言选择的主体及言语交际直接或间接的言说客体，可以是面对面的言说对象或社会空间中特定的受众。语言选择作为言语行为的表现不仅是通过选择语言种类及语言形式表达内容，还包括行为的做出，并且说话人通过这种言语行为使得语词与世界发生了关联[32]。关联行为可产生相应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结果，选择语词实施并产生预设相符、相佐或相反的言语或行为效果。具体而言，语词与世界发生关联归因于语言的创造及使用。语言结构、社会规约及交际需求引导与约束的语词选择，以不同的言语形式在语言交际中发挥言语的承载及能动调节功能[33]，并通过言语微观或宏观层面的选择，实施言语效用，影响言语效果。语词字面意义及其达意功能，以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方式施为取效。赛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通过完成一个言外行为而间接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并以“Can you reach me the salt？”为例，说明在表达字面意义“递盐”这个行为事实的同时，也向听者发出了请求行为[34]44-47。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需要使用者基于主观意图及客观社会环境的需求，做出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选择，以实现其行事达意的取效功能。就上述例句“Can you reach me the salt？”的达意及取效功能而言，当说者与听者处于同一心理与社会语境前提下，选择不同的语词或改变组词方式，可生成取效有异的话语形式，如选用“WouldCould”替换“Can”不仅用词形式不同，而且其所表达的言语效果不同，前者较后者在语气上更加委婉礼貌。因此，从言语取效视角看，语言及语言单位选择不仅传递其约定俗成的字面意义，也是实现间接言语行为与话语语用功能的途径。
簡言之，语言选择通过选择语词及其使用规约，表达语言符号的规约意义，实施直接或间接的言外之力并以言取效。使用者主观意图、客观语境、交际对象及其他相关社会变量影响与制约的语言选择，形成调节并建构社会关系与社会事实的语用力量，而言语主体能动性及意向性驱动的语词选择及其规约化组合，多元化交际需求为导向的取效功能。
三、 结 语
语言在使用中表情达意。使用者通过语言符号系统的创造、语言使用环境的建构，实现表情达意的功能。人类语言种类、结构系统、心理认知、社会文化规约等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通过语言实践表征，选择特定的语言及变体则是其具体表征路径。语言选择以交际性为主要特征，通过选择与心理及社会语境适切的语言形式，实现不同旨向的社会功能。语言作为人类能动性创造的符号系统，以不断满足人类交际需求为功能旨向。有意或无意的语言选择、语言结构形式变化，通过人类合作性、语境性需求与规约性使用习惯，形成使用者能动性选择、客观语境及社会环境协调与互限的动态语言选择，实现“以言述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传递“言外之意”。个体或群体的语言选择在微观层面上，“选词组句”继而“表情达意”，在个体言语交际及社会整体运行中实施交际取效功能。官方语言选择通过规范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规则及语言地位，实施有意的选择及规划，维护语言使用、选择行为规范及其宏观社会功能的传承。同时语言选择建构不同的话语行为及社会事实。文字或言说形式的制度性或法理性的语言表述、措辞的选择、语言种类的选择，赋予语言不同的话语建构“能力”。语言选择终以主体在社会话语体系中，选择运用被赋能的、码化的语言符号体系施为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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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ve Features and Functional Purpose of Language Choice
WANG Yue-ping1，2， DU Min1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choice is the focus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choice refers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user constructs words and sentences， within psychological and grammatical norms of “conventions” to express meaning and doing thing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o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about the interaction among language， user and society， the paper first argues that language choice is related to the selective use and social transmission of alternative languages and variant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communicative， contextual and convention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language choice ha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expressing ideas and taking effect by words. By choosing different languages or words to conform to the normative meaning， discourse meaning is generated to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expression and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language choice; connotative features; functional purpose
〔基金项目〕 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内蒙古口岸城市边贸语言生活现状”（编号： NMDYB18064）。
〔作者简介〕 王跃平（1983—） ，女，内蒙古通辽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杜敏（1966—） ，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本文中的语言选择通指语言单位、种类、方言变体及语体等的选择，同时包括使用者因交际需求而做出的交际用语的选择。文中关于语言选
择内涵特征及功能的阐释，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涵盖不同主体的语言选择及其内在关联。
〔摘要〕 语言选择是理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重点。语言选择指使用者在“约定俗成”的心理规约及语法规范内的组词造句、表意述事并以言行事。以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使用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理论基础，首先认为语言选择关涉可供选择的语言与变体的选择性使用，并以交际性、语境性和规约性为主要特征。其次语言选择具有表情达意及以言取效的社会功能。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或语词，顺应或调适规约意义，生成基于选择的话语意义，实现表情达意及言语取效的功能。
〔关键词〕 语言选择; 内涵特征; 功能旨向
〔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264-09
语言选择是使用中的语言现象，人们说话即做出选择[1]1。语言选择①指使用者在“约定俗成”的心理规约及语法规范内的组词造句、表意述事并以言行事。语言选择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内侧重点有异。社会语言学重在探究使用者语言及变体选择的社会因素，也会探究这些变体的变异特征;而造成使用者语言及其变体选择差异的社会因素则涉及如年龄、性别、职业、民族、教育背景、居住地、收入、社会地位等 [2]。语用学则更加关注语言使用中的互动意义，认为意义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涉言者、听者、话语语境（包括物理语境、社会语境、语言语境）间的意义协商及话语的意义潜势 [3]。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选择理论认为“选择即意义”（meaning as choice），选择被视为意义选择与表达的功能实现，同时指出语言结构、语法规则、社会语境和文化规约影响并制约语言选择[4]。“选择”实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意义表达”的核心机制，“选择”思想来源于对语言单位纵聚合关系的描写，具体涉及系统网络中选项的选择、作为过程的选择及作为文本结果的选择[5]。系统功能语言学尤为重视语言研究的整体性，着重关注使用者基于语境“选择”所实施的语言的概念、人际及语篇功能[6-9]，也有学者从生物进化演化视角研究语言选择，如有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生物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相类似，是一种自然选择的适应[10]，同时环境也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语言选择与语言生态环境相关[11-12];而文化DNA概念及语言模因论则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借鉴，解释语言选择、复制、变异与传播的过程与机制 [13-16]。“选择”在生物演化中通常指生物体对外在生存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广义的选择理论包括复制者、作用者、选择和世袭四个要素[17]。基于广义选择理论的语句选择理论强调语言的规约性为选择前提，认为功能性创新和选择性传播是语言演化机制的不同形式[18]。 语言选择也构成一种文化行为。文化研究视域内的语言选择，关注语言的文化属性即语言作为表征、传承并创新文化精神与实体的媒介作用。语言选择也包含对文化传承媒介及传承内容的选择，表现为精神与物质实践中所形成的同一或趋同性选择。总而述之，语言选择是社会因素驱动的使用者语言及变体的选择，并以互动中意义的选择为功能实现，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参与人与社会的互动。语言选择的跨学科研究，目前主要以使用者、社会、使用中的意义、生物演化及文化为视角。本文融合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选择观，首先从理论层面上阐释语言选择的内涵指涉及主要特征，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认为语言选择以“表情达意与以言取效”为主要功能。
一、 语言选择的内涵及特征
双语及多语现象为语言选择提供了客观前提，语言及变体的社会化使其附带不同的价值功能。语言最重要的功能为满足人类的交际需求，而选择交际语言是其功能实现的主要途径。语言选择不同，可触发语言本体或社会功能分布差异。与此同时，语言选择以交际性、语境性与规约性为主要特征。
（一） 语言选择的内涵
维索尔伦[19]认为“使用语言就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包括微观结构及宏观功能的选择。语言选择的内涵首先关涉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及变体种类或语言单位的选择。语言单位的选择，以英语单词 “book（书）”为例，主谓一致用法要求使用者根据表意需求，选择符合语法规范的单数book或复数books形式。当“book（预定）”用作动词时则有“book-booking-booked”的词形变化，此时，词形需根据使用者意图及事件相关的时态、语态及数的关系做出选择。而当“book”出现于例如“我已经book房间了”的汉英语码混合句中时，“book”作为英语词汇，被使用者选择性嵌入汉语语句，跨语言的词汇选择在遵循主体语语法规则的同时，也呈现了“选择”所要表达的人际语用意义。类似的汉英混合语码选择，常见于日常口语或网络语境中，如“很nice你也太low了令人心动的offer很看重品牌的地位和给的titletoday郁闷小白板上擦了又添上的to do list”文中语料来自日常生活观察及新浪娱乐微博。等表达形式，均涉及英语单词或结构单位的选择。由此，语言选择也关涉不同语言单位结构层级的选择，而“选择”则以意义及功能实现为导向。通常而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主要依据交际语境或语篇需求，做出符合语言使用规则的语言单位及结构形式选择。然而，语言选择的动因复杂，关涉主观意图、语言能力、社会因素等的影响与制约。从选择视角看，语言选择涉及语言种类、方言变体、语体、语言单位结构层级等的选择。其次，语言选择的内涵也表现为存在可供选择的语言及变体。语言接触及语言自身结构性矛盾所引发的，语言及变体并存兼用的语言环境，为语言选择提供了发生基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及变体的认同度、认可度与接受度，构成语言选择行为倾向实施的内在动力。认可度与接受度与语言及变体的实用性、权威性、文化性、个体心理认同等影响因素相关。语言及变体的产生与发展流向，究其根本是“说话者语言选擇的结果” [1]。从传播视角看，语言选择是对语言选择性复制并进行人际传播的语言传播过程。在此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语言选择促成语言的人际传播，语言通过“模因式”的传播获得相对稳定的使用人群，形成社会规约与制度引导的语言使用格局及相应的语言选择模式。语言具有能产性并可传承、传播或创新已有的语言结构，使其更高效便捷地满足交际需求，适应社会发展。语言约定俗成，种类多样，其结构相对稳定。创新性使用所产生的新语言形式、变体或称指，通过人际传播不断丰富可选择的“语言库”资源，形成基于选择的群体使用特征，实现社会化的语言选择与传播。再者，语言正式度的选择也是语言选择的呈现方式。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选择;正式与非正式场域中用词用体的选择;口语或书面语篇出于语用修辞的用词用语选择等。就此而言，语言选择也涵盖基于使用者主观意图或语境需求的言词选择，语词、结构及语体选择。因此，语言选择的内涵指涉语言及变体结构的选择及其功能实现。语言选择可产生结构变异、构式化、词汇化、语法化及相应的使用者或社会语境所驱动的语用功能变化;在宏观选择方面，语言种类的选择，可形成单语、语言兼用、语言转用、语言消亡、语言复兴等语言使用格局，及与之相应的选择模式和存在方式。 （二） 语言选择的特征
1. 交际性
语言选择的交际性体现于人类沟通交流的需求及人与社会互动实践的语言关联。交际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构成特征，通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往来及信息互递[20]649。语言是可认知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概念的口语或文字符号系统，其功能旨向则是满足人类的交际需求[21]。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方式。语言用以传递信息、表露情感或实施行为，涵盖了人类思维情感及社会实践中交际的双重行为特征与意义。语言选择以交际主体自需求和他需求为导向，选择何种语言及变体则是交际主体满足并实现交际需求的能动行为。人类创造形式各异、用法不一的语言符号系统作为交际媒介。由此，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作为交际媒介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沟通方式。通约的语言符号表现为使用群体互通的“共同选择”。人类交际的本质相同，选择不同的交际语言则是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客体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人的自我认知及对客体的认知体验，可以借助语言符号关联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及关系建构。同质语言群体内部的语言选择，以选择语言形式或变体所能实现的社会功用为交际预期。非同质语言群体的语言选择，则关涉不同语言及变体的选择，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实现交际意图的理性选择的“算计行为”[22]。交际、语言及语言选择的发生离不开“人—语言—社会”的三维互动关系。语言选择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交际互动与协调，兼具社会制约性。语言选择可起到“社会标签”的作用，选择需符合并遵循业已形成的内隐或外显的社会规约。以不同语言礼谦词选择为例，汉语中“你和您”在礼貌及敬他程度上具有区别作用;日语的敬他及自谦动词通过变化词尾，实现特定语境中的交际功能，“敬他或自谦”形式的选择受交际对象所附带的自然性或社会性身份的影响;蒙古语中“你[thi]和您[tha]”在表达礼貌及尊敬的程度时也具有区别作用，前者多为熟人间及非正式场合的日常用语，后者在表达礼遇时较前者正式;法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TV在表达正式与非正式度、社会地位及亲疏程度时也有标记作用。语言选择的交际目标实现，依托于主体交际意图及社会现实需求，选择适恰、实用、得体的言语形式。在此过程中，语言选择表现为人际与社会效用的主观意向与客观现实的协调博弈。
言语交际是人类交往的主要形式。交际需求触发语言选择，语言选择实现多样化的交际意图。交际意图导向的语言选择可衍生语言新旧形式的更替。创新性的语言形式在言语交际中，生成、复制、传播或消逝。语言的交际功能在人类文明发展及社会变迁中的传承、断裂或石化，因使用者或社会因素诱发的选择行为而异。语言选择的交际性可归纳为三个维度中的语言选择，直接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及形式选择;间接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及形式选择;作为社会事实及社会制度的语言选择。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际形式，使人类的交际行为超越了其他生物体，成为高智生物体的区别性特征。语词“音-形-义”的通约化及其在语法规范内的横组合与纵聚合关系的建立，加之文字的产生，使得听说读写的媒介更新为动态的言说与静态的文字相辅相成的语言交际系统，突破了交际的时空限制，使言说及其建构的人文世界得以书写。直接的言语交际指发生于共时的动态的人际与社会交往中的言语交际，其语言选择以参与主体的语言能力及所处的社会交际语境需求为驱动因素。间接的言语交际则指以语言为媒介的非面对面的交际形式，涵盖纸媒、电媒、网媒等为媒介的口语或书面语交际。纸媒的语言选择常以“雅俗”为界，纸媒以官方标准通用语为主。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书面语的形体变化较之动态口語相对稳定。电媒、网媒为媒介的言语交际，其语言选择以主流语言为主，融合多模态的表达方式或多种语码组合的语篇呈现形式。语言选择交际性的宏观层面则关涉社会性及制度性事实的建构。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没有人就没有社会。语言交际表征人类建构的社会运行机制及主体语言选择的文明化、规约化、道德化、伦理化、制度化与法律化，如国家官方语言的确立、法律典章的书面化、外交语言与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选择等。语言选择不仅可表征社会事实性、制度性存在，同时社会事实及制度建构也可规约化语言选择。
2. 语境性
（1） 语境关系
语言选择依赖语境，语境建构语言选择。语境可通俗地理解为使用语言的内部及外部环境，前者指一定的言语片段和一定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后者为存在于言语片段之外的语言的社会环境[20]1601。语境中的语言选择关涉“人-语言-社会”三者静态的、已有的预设关系及动态的相互建构关系。语言选择的做出，需要使用者语言知识、世界认知在语境中的选择性使用与互动协同，表现为“在哪里对谁选择什么语言，会产生什么效果”。选择适切的交际语言具有语境依赖性，关涉语言能力、交际意图、场合、对象、内容等诸多语境要素。同时选择不同的语言及变体，可改变或建构临时动态的语境。语境依赖的语言选择涵盖口语或书面语形式的言语实践，如亲朋好友间母语、他语或他方言的选择;同事及社会交往中基于工作需求的交际用语选择;语体或语言正式度的选择;书面语种、文白、简繁或修辞需求的跨语言选择;契约合同、规章制度及法典的语言选择;官方语言及地区通用语的选择;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选择等。社会实践中的语言使用环境建构语言选择的外部语境，其与语言选择的内部关联程度，促成语言选择与语境的影响及制约关系。基于此，语言选择的语境特征可表现为语言选择发生的内部心理语境、外部社会语境。同时，同一会话相关的语言知识、共有知识的心理语境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关联，可影响、约束或改变使用主体的语言选择意愿及行为。两种语境共同作用，发生语言选择关联。
（2） 内部语境
语言选择的内部语境指人的心理语境。心理语境通指基于生理机能的心理及认知活动。人类语言机能的发展、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的提升，萌生以沟通与合作为需求的心理动机[23]。语言最终以直接、便捷、高效的思维及心理诉求的表达媒介，外化交流、沟通与合作的内在心理需求。同时人类思维、内心活动及世界认知的内化，建构起基于客观认知的心理语境。心理语境是交际意图的思维组织形式，其以使用者母语或有意的他语选择为媒介。语言选择心理语境的内在建构，源于语言相关生理机能的逐步完善与社会化。使用者社会化的母语及多语能力、共有知识、认知经验、行为体验的习得或获得，不断建构思维活动内认知的心理语境及内在动机。生理机能与外部世界的刺激，可形成诸如态度偏好、理想信念、愿望期待等心理活动，并经语言选择外化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涉及语言种类、形式、语体及功能的选择。而内化的无声的“思维语言”的选择，以自我“内心独白”的形式，满足心理语境中的自我交际需求。相反，言语外化，对外延伸并衍生特定的社会语境，关乎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内在思维认知。就群体而言，语言选择表现为心理认同为基础的趋同性选择。而群体心理认同则关涉个体心理语境的群体化。单语或多语群体，个体心理语境的群体化，首先是对群体通用语心理认同为基础的趋同性选择。其次，自利需求驱动个体语言选择心理与行为从众性的群体化趋同。因而，语言选择的心理语境源于生理机能、思维认知、体认与经验共同建构的内在语境。使用者心理语境预设的言语形式，外化为具体的语言选择行为即内部心理语境外延化的过程。心理语境衍生出的语言选择，对社会语境不同程度的重塑、改变或建构，则是语言选择内部语境性特征的外在表征方式。 （3） 外部语境
语言选择的外部语境指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社会语境意指内部心理语境外的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前者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后者包括社会性的语言、社会实践建构的人类生活环境，如政治经济制度、政权组织形式、文化习俗、技术发明与革新等不同社会关系中，语言选择的语境依赖性。语言选择的外部语境由使用者与其参与的社会实践协同建构。首先，语言的地域、群体差异表征为不同社会群体或民族语言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可触发不同社会语境中的语言选择多样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国家的产生，对个体及群体社会关系及语言选择形成制度性影响。个体交往与群体合作需要语言选择趋同，实现互通交流。其次，语言选择的制度性影响，一方面表现为群体规约的社会化与自利需求的选择。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导向亦可引导、规范、管理或改变其社会成员的语言选择。再者，人口流动引发的语言接触，建构了语言选择宏大的社会语境。在此过程中，语言多样性通过使用者语言选择，形成融合性或差异性的变异变化。就目前总体情况而言，世界上语言种类的减少一定程度上表明，语言选择可对语言发展演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中，当一种语言或变体被选择的心理或社会语境前提弱化，其被选择和使用的频率与可能性也将逐步降低，与之相应，该语言的实用性也随之降低，同时伴随并预示着使用人数及社会功能的弱化。换言之，是否选择使用某种语言，需要使用者心理需求与外部社会语境需求的融通。语言社会功能的心理映射建构或解构语言的心理选择机制，形成基于社会语境的实用性选择。最后，文化语境驱动语言选择的趋同性。人的活动包含精神及物质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语言不仅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有异，但兼具相对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文化整体性视角出发，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选择相对稳定。语言选择以内隐或外显的方式，表征与文化语境的互动。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实践活动、社会习俗、交往方式、语言态度、使用惯习等共同促成群体语言选择文化行为趋同。由此，文化作为社会语境，构成对主体语言选择的精神及实践动量，同时主体的语言选择也可能动性地触发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
3. 规约性
（1） 社会规约
语言选择遵循语言使用的社会规范，构成一种社会规约[9，21]。语言以人为媒介，在社会环境中实现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同时在不同语种、语系、语支中存在结构性、系统性及功能性差异。语言结构或社会功能的选择差异，关涉使用者内部心理语境及外部社会语境的相互协调，形成实现语言选择预设与期望目标的认知行为过程。语言选择具有相对自由性和规约性。自由性是以规约性为前提的自由选择。规约性则体现于社会活动中的语言选择，遵循集体使用习惯、成文或非成文的使用规范。从社会视角出发，语言选择构成以社会人为主体的语言实践。语言是人基于自身及社会需求的能动性产物，语词具有相互承诺或达成契约的能力[24]，可成为主体共同认可的行为，同时语言可作为调节或约束的规约性及制度性表征。语言选择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规范引导的社会性规约。社会规范通过规则、规章、制度及法律，调节、规范、约束、管理社会人的行为关系，维护稳定社会秩序。个体或群体的语言选择，在特定的社会规范内言说社会事实、建构社会关系、进行社会实践，实现语言的工具职能和社会价值。语言选择遵从人际交往、规章化、法典化及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制度可以是对人类行为具有约束力的习俗惯例[25]27，而社会制度则可表现为制约和影响人们社会行动选择的规范系统[26]253。制度内的社会人，何时何地选择何种语言及变体既是一种习俗性的规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性的规约。习俗性的规约侧重具体言语使用行为中的语言选择及其语用功能实现。同时伦理道德规范意识的内化，引导言行主体依据社会规约所形成的内在判断或评价，进行语言选择。内在判断或评价是对言说是否符合大众及社会认可规约的理性行为。语言选择的制度性规约，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权威性的社会规约。国家层面的语言选择，其规约性以政策性、法律化的权威，以对语言行为的规范与治理为表现，如多语国家针对社会语言使用而制定的语言政策或法律法规;语言本体与地位规划。官方层面语言政策的制定与语言规划的实施，尤其是多语国家官方语言的选择，常要综合语言的历史背景、人口民族、广泛性、通用度、实用性及社会威望等諸多因素。语言选择的制度性规约对个体语言选择予以制度性引导、规范与管理。在形成内化的语言选择与使用意识后，经群体社会性使用固化，形成制度性事实与社会成员心理认同与实践为基础的社会性规约。
（2） 结构规约
语言结构功能历时与共时的变化，可透视语言选择在语言本体演化及社会功能发挥中的规约性。首先，语言的结构、形态及使用规则是人的创造性产物。群体共识性认可，促成语言结构系统与社会功能的规约性契约存在。语言多样性从不同侧面表明群体语言的区别性特征。客观环境、思维方式与认知模式的差异，使特定群体在建立认知与抽象或具体事物间的关联时，形成语言结构系统的差异，以及对同一客观事物不同的言语及文字表述方式。选择何种符号与声响、符号与事物，建构服务于人与社会的语言文字符号体系依赖于群体性、规约性的选择。每一种语言的历时传承均以业已形成的结构系统、使用规则与规约为前提。人们选择并使用已有结构及语法规则，组词造句，言说或书写具身感受与客观世界。口语与文字逐步发展完善其结构与功能的过程，是使用者基于自身及社会环境需求，而做出适应性与实用性选择的过程。选择是对已有的规约性结构及社会功能的调节、改变、修补或完善。语言古今形式的演变、语义句法的变化、使用规范的“约定俗成”，均可视为使用者不断进行选择并重建规约性关系的社会实践。语言音、形、义最初的“约定俗成”，在历时传承与共时使用中，历经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改变，促成特定阶段已有或新建的规约性使用样态。语言变化若不能成为社会及社会成员共同接受或认可的社会性存在，并在群体内形成模因式传播，便很难形成相对稳定的使用规约与内化的选择意识。语言结构、形态、能指与所指及功能，约定俗成的使用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活动等社会实践并建构新联结，或潜移默化或日新月异地影响语言内部结构及外部使用功能的变化。结构规约在词汇系统方面，通过旧词新义、新词新语、词汇借用、外来词等方式重塑、更新或新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形成一定时期内临时或持续的使用规约。语言音、形、义的变化，源于使用者对言语表述所表达的抽象或具体概念内容的适应与选择，选择恰当、贴切、实用的语词作为其表征方式。规范化、得体性与约定俗成的语言结构及其社会使用，构成社会秩序运行的语言实践。使用者主动或被动选择建构的语言选择与传播，促使相应的语言结构在选择与传播中规约化。 （3） 文化规约
语言选择的规约性在不同文化群体中表征为一种文化规约[9，21]。文化规约以具体或文化主体内在抽象物的形式，引导或规范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使用者的语言选择。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集体记忆与社会文化记忆传承的载体。选择行为源于主体自有文化或他文化接触。文化语境不同，语言选择的行为倾向、语言、语词、语体选择所附带的特定文化规约的印记不同。文化是一种历时积淀，同一群体的文化规约所引导的语言行为具有传承性，是集体意识及行为的共同性选择。语言选择的文化规约表现形式多样，如委婉语、礼俗用语、行话隐语、宗教用语、社会生活用语等均可体现文化规约对语言选择的影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化群体思维模式与认知方式的差异，可对客观事物形成不同的概念化意象图式，并借助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表达内容。语言符号及其所指表达的规约化，构成不同文化模式中语言选择的内在规约，如日常生活中一些被认为是“污言秽语、粗俗不雅”的词，要避免在礼貌、郑重及传统节日场合使用，遇到无法避免的情况也多采用委婉说法。跨语言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可视为一种语言选择的言辞或语用失误，其产生原因有，言者缺乏他语文化规约的内涵知识，选择基于自文化规约的语词，导致言辞语用失误。语词选择失误实则是误判或违背他文化规约的语言选择，所引发的言辞语用失误。因而，使用者内化的规约意识或外化的社会行为，有意或无意地引导、规范、约束并遵循其所属文化内隐或外显的文化规约。
二、 语言选择的功能旨向
人们选择不同的语词，连词成句，言说或书写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并进行实践活动。语词可通过叙述、请求、命令、想象等多种方式得以使用，而掌握一种语言意即能够适当地使用语词且当听到相关语词时能做出适当的行为[27]23。韩礼德[28]认为语言有概念、人际及语篇三个基本功能，而抽象化或具体化的功能表达则通过范畴化的经验、体验、意义的选择及其语法实现为途径。奥斯汀[29]指出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言内、言外及言后行为即遣词造句、以言行事、以言取效。言语行为或语言功能的实现，以语言、人及其行为的客观存在及主观使用为前提，具体的使用过程则关涉人基于主客观认知的语言符号选择。就微观层面而言，语言选择的功能表现为语音、词汇、语法、语调及语言变异形式的选择，元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实现;宏观层面以微观选择为基础，实施社会事实相关的话语的组合、重组与解组。语言是有力量的社会存在。语言选择对语言的力量形成不同程度的赋值，以语言活力或话语体系为表征参与或建构社会实践。换言之，语言选择在关联语言结构系统横组合与纵聚合关系的同时形成话语产出，实现语言表情达意与以言取效的社会功能。
1. 表情达意
表情达意是一种基于客观存在的主观认知心理活动。人类可通过语言或非语言，如感官表情、肢体行为等方式，表情达意。语言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首先是语言“音形义”约定俗成的组合及其社会化使用;其次关涉使用者对语言系统，不同层级意义表达形式的选择性组合与话语产出。单独的语词根据其形式、意义及功能分类，表意组合形式与语法规则不同。在词汇选择上，不同语言中对同一概念或事物的音形表达方式有异，如“水、说、大”在汉语、英语、日语中的文字表达分别为，水、water、水[みず];说、speak、言う[いう];大、big、大きい[おおきい]，在上述语言中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其音形及语法规则不同。意义的表达需要语词及句法选择遵循约定的语法规则。在语法规则内，形成基于选择的不同意义表达，以“鸟在喝水”的汉英日表达方式为例，“鸟在喝水;Bird is drinking water; 鳥が水を飲んでいます”，上述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进行词汇句法的选择变换。增加描述“鸟”的颜色，需要使用者在已有的词汇资源中提取颜色相关词，再选择恰当的词，归置于适当的语法位置。如果限定颜色“红色的鸟”，强调对“鸟”作为主位的描述，其可选择所需颜色限定词置于“鸟”的前面形成修饰关系，如红色的鸟—red bird—赤い鳥;如果限定地点“在……地方喝水”描述位置，则可选择增加位置描述或限定词“在河边”，如鸟在河边喝水—bird is drinking water by the river—鳥が川で水を飲んでいます。使用语言表情达意即对语言形式与意义进行符合达意需求的语法性语词组合。达意需求通过选择言辞组合方式实现达意功能。上述不同语言关于同义概念意义的表达形式对应其表达需求。在不同语法位置变换语词及其组合方式，可生成不同的话语意义，话语意义的生成以增减符合语法规约与社会使用规约的语词组合为途径。选择贯穿于语言使用的过程，语言选择以主观能动性引导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客观规约式，表情达意。语言选择不仅是字面意义的选择与生成。乔姆斯基曾表示人们可以用有限的词汇生成无限多的句子，对有限语词选择并组合的过程实则是生成无限表情达意表达式的过程。语词的字面意义在心理与社会共生语境中形成语用意义。语用意义是使用中的意义呈现及内化的语言选择的外化表现。生成表情达意的表达式关涉思维认知、语言能力与社会规约引导和约束的语词组合。在约定及规定的语法及使用规则内，选择合适的语词组合方式，是一种意义的功能实现。语法既是语词选择的规约理据也是其实现功能的途径。遣词造句遵循语法规则而选择是其过程实现。因而，语言选择的内化，以使用者为中心、以心理与社会语境为驱动、以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为认知基础，经由语言为媒介的思维认知内循环选择语詞，最终以外化的言语行为，实现表情达意功能。
2. 以言取效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说话即做事”。人们通过言说表述个人意图，而语词选择及其组合，以话语的形式实施“以言述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言外之意”的“以言取效”行为，且取效可成可败[30]90-111。在业已形成的社会制度及道德规范体系内，言语交际成为个体意向性及社会交际性沟通需求的重要实现途径。以言取效是社会成员的共建和共识行为，其中基于社会需求的个体意向性促使语言选择形成“取效”导向的多元化言语行为。语言在使用中发挥交际功能，语词是创造性的产物并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形成规则性、规约性及规范性的语言结构，承载相应的社会功能。动态的言语行为或静态的文本生成，以选择语词达意及实现话语效果为目标。“以言取效”以语言为媒介，效果为目的，目的的实现需要凭借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法。使用者的语言选择，使语言成为“有效的手段和恰当的方法”，在社会成员间得以关联，成为言语行为实施的媒介，而其本身也是一种手段和方法。选择适切的、得体的、规范的、实用的语言及变体，其主要目的是选择的有效性即以语言选择为策略着眼于功效或功效期待最大化[31]113-114。语言选择的取效旨向在个体层面上，以个体意向性引导的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为表征。同时说者与听者的心理共识及社会语境、身份关系与合作意愿、说者对意图表达后的言说效果预设性的选择、自认为听者尽可能理解的话语表述，共同参与语言选择过程，以期使言语行为效果最大化。个体“以言取效”就是选择性的语言使用。使用者话语的效果及影响，在动态的交际主体互动过程中，通过言语选择协调协商言语行为。对语言及其形式的选择，以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及功能为前提。使用者在既定的社会语境中，将自身社会化过程中习得性的语言知识赋予主体意向性，内化为心理动机，而语言选择的外化过程同时实施取效过程。语词的组合在意义表达及功能实现方面，要比单个的语词更加丰富。词、短语、句子及语篇，以不同结构层次的形态变化及组合方式，表达字面意义、修辞意义、话语意义及社会语用意义，如简单的陈述“水有点热”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取效的心智与行为过程不同，并可对参与主体形成不同的心理、言语及行为影响。对“口渴”为意图的取效行为表达，可表示 “不适合马上喝水”;以“烹饪”为意图的表达，可表示“可能不适合马上使用”;以“沐浴”为取效目的则可表达“水温不适合沐浴”等话语意义。如果语词顺序调整为“有点热水”则表示一种存在状态或拥有关系，其行为目的与结果发生了变化。语言结构层面的选择或语种的选择，可触发不同的取效行为及结果。语言选择的心智过程及其具体行为表现，在“以言取效”的功能发挥方面具有普适性。使用者、语言结构及其社会语境存在差异，而语言选择的动机及行为旨向，以个体或群体信息互递及人际交往实现为结果导向。换言之，无论语言结构、语法规则及社会文化规约的异同，世界语言的共性特征为交际工具。“以言取效”，以主观意图为动因经由语言或语言选择外化为表述及取效的言语行为。 语言选择的“以言取效”功能，其结果可表现为显性的言语或事实行为，语言选择的主体及言语交际直接或间接的言说客体，可以是面对面的言说对象或社会空间中特定的受众。语言选择作为言语行为的表现不仅是通过选择语言种类及语言形式表达内容，还包括行为的做出，并且说话人通过这种言语行为使得语词与世界发生了关联[32]。关联行为可产生相应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结果，选择语词实施并产生预设相符、相佐或相反的言语或行为效果。具体而言，语词与世界发生关联归因于语言的创造及使用。语言结构、社会规约及交际需求引导与约束的语词选择，以不同的言语形式在语言交际中发挥言语的承载及能动调节功能[33]，并通过言语微观或宏观层面的选择，实施言语效用，影响言语效果。语词字面意义及其达意功能，以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方式施为取效。赛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通过完成一个言外行为而间接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并以“Can you reach me the salt？”为例，说明在表达字面意义“递盐”这个行为事实的同时，也向听者发出了请求行为[34]44-47。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需要使用者基于主观意图及客观社会环境的需求，做出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选择，以实现其行事达意的取效功能。就上述例句“Can you reach me the salt？”的达意及取效功能而言，当说者与听者处于同一心理与社会语境前提下，选择不同的语词或改变组词方式，可生成取效有异的话语形式，如选用“WouldCould”替换“Can”不仅用词形式不同，而且其所表达的言语效果不同，前者较后者在语气上更加委婉礼貌。因此，从言语取效视角看，语言及语言单位选择不仅传递其约定俗成的字面意义，也是实现间接言语行为与话语语用功能的途径。
簡言之，语言选择通过选择语词及其使用规约，表达语言符号的规约意义，实施直接或间接的言外之力并以言取效。使用者主观意图、客观语境、交际对象及其他相关社会变量影响与制约的语言选择，形成调节并建构社会关系与社会事实的语用力量，而言语主体能动性及意向性驱动的语词选择及其规约化组合，多元化交际需求为导向的取效功能。
三、 结 语
语言在使用中表情达意。使用者通过语言符号系统的创造、语言使用环境的建构，实现表情达意的功能。人类语言种类、结构系统、心理认知、社会文化规约等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通过语言实践表征，选择特定的语言及变体则是其具体表征路径。语言选择以交际性为主要特征，通过选择与心理及社会语境适切的语言形式，实现不同旨向的社会功能。语言作为人类能动性创造的符号系统，以不断满足人类交际需求为功能旨向。有意或无意的语言选择、语言结构形式变化，通过人类合作性、语境性需求与规约性使用习惯，形成使用者能动性选择、客观语境及社会环境协调与互限的动态语言选择，实现“以言述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传递“言外之意”。个体或群体的语言选择在微观层面上，“选词组句”继而“表情达意”，在个体言语交际及社会整体运行中实施交际取效功能。官方语言选择通过规范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规则及语言地位，实施有意的选择及规划，维护语言使用、选择行为规范及其宏观社会功能的传承。同时语言选择建构不同的话语行为及社会事实。文字或言说形式的制度性或法理性的语言表述、措辞的选择、语言种类的选择，赋予语言不同的话语建构“能力”。语言选择终以主体在社会话语体系中，选择运用被赋能的、码化的语言符号体系施为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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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ve Features and Functional Purpose of Language Choice
WANG Yue-ping1，2， DU Min1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choice is the focus of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choice refers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user constructs words and sentences， within psychological and grammatical norms of “conventions” to express meaning and doing thing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o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about the interaction among language， user and society， the paper first argues that language choice is related to the selective use and social transmission of alternative languages and variant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communicative， contextual and convention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language choice has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expressing ideas and taking effect by words. By choosing different languages or words to conform to the normative meaning， discourse meaning is generated to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expression and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language choice; connotative features; functional purp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