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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尔寺地处湟中县（沙鲁尔镇）西南的浅山区，由于数条沟壑分割的分割作用，周围每一山包形似莲花花瓣。从地理学、生态学的视角对塔尔寺的区域地理环境、塔尔寺的小环境等角度，对塔尔寺宗喀巴大师圣迹的原真性进行了考证，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必须源于场所的原真性，而场所的原真性源于空间的确定性、保存完好的文物与历史事件的内在统一。塔尔寺历史遗迹、独特的空间形态、周边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宗喀巴大师圣迹的文化内涵有机地合为一体，形成今天地理环境与人文文化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的宗教文化场所和大众旅游的胜地。
关键词：塔尔寺;自然;人文;营造
一、地理环境的文化意义
（一）区域地理环境
历史上将藏区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三个区域除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之外，文化也有不同。《安多政教史》认为[1]，安多是指甘肃临夏永靖县的黄河白塔寺到黄河发源地的广大地域。塔尔寺（湟中）属于安多地域。
日月山是倒淌河与湟水的天然分界线，也是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界线。“湟中”等地名和城市均是以其在湟水的位置而命名。“湟中”由字面意思可知，其原指湟水中游区域，泛指现西宁、藏南、甘肃等地区。后来在历史变迁中，于1946年成为湟中县的专有名称，指代现在的湟中县。
在历史上，河湟地区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羌、吐蕃、土、戎、党项（西夏）、匈奴等，在河湟地区的历史中均有一定的痕迹。在民族文化形态上，主要有藏文化、穆斯林文化、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并存，形成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存的特殊区域。
（二）塔尔寺小环境的文化意义
塔尔寺地处湟中县（沙鲁尔镇）西南的浅山区，由于数条沟壑的分割作用，周围每一山包形似莲花花瓣。据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在《安多政教史》中记载，乃东·曲吉尼玛尊者在《圣地颂》中称赞“天似八辐轮，地如八瓣莲。后山秀丽而雄伟，前山如麦积成堆”[1]159。故塔尔寺及周边号称“八瓣莲花”。
传统藏族文化认为，在自然环境中，山水都有神灵存在[2]。崇敬自然，就是敬畏神灵，本质上反映了高原上藏族民众的宗教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所以，塔尔寺时轮学院洛桑银巴法师认为，塔尔寺周边草木繁盛的地域即为八瓣莲花的位置。
莲花为草木中的圣洁之品，凡神灵所在的吉祥地，皆以莲花喻之。塔尔寺除了相似的八瓣莲花的地理特征外，最为重要的是宗喀巴大师圣迹的原真性，地理环境与宗喀巴大师圣迹一起，构成了塔尔寺独有的自然和文化魅力。
张云海认为，选址其实是一次文化建构的过程，面对山川风物、佛理化的阐释真切地折射出了当地人的文化趋向和心理构图[3]。佛理化的阐释及文化建构使贡本（Kumbum，塔尔寺）六族地方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渐趋丰富和统一，并成为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标志和尺度，从内心深处认可了塔尔寺建于此处、宗喀巴大师诞生此处的尊贵性，从而具有了一种自豪感。
二、宗喀巴大师圣迹的原真性
（一）藏传佛教对宗喀巴圣迹的注解
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关于宗喀巴大师的诞生无论是藏传佛教内部还是民间都有许多传说，正式的宗喀巴传记就有三十余种。
藏传佛教内部关于宗喀巴大师的传说，大多是按照佛教经典中的悬记（指佛遥记修行者未来证果、成佛的预言）来证明宗喀巴大师非凡的性质[4]。例如智克珠杰《清净雪山篇》认为：“师于往昔转生中，成为文殊首要子，拥有咒辩定神通，慧眼观诸法真容。”宗喀巴藏语名讳“罗桑”，是“善慧”的意思。法王周加巷在《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认为，佛经中多种悬记，在往昔转生的史迹中，宗喀巴是文殊菩萨的首要弟子，是利于一切众生的大师[4]。藏传佛教内部关于宗喀巴大师的种种悬记，表明宗喀巴大师在藏传佛教和广大信众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认可度，被誉为“第二佛陀”。
（二）民间传说与历史的原真性
英文“Authenticity”来自希腊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1994）第十三条认为，原真性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语境、时间演进，真实性评判可能会与很多信息来源的价值有关[5]。《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中对文物古迹的原状作出全面解释[6]。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要深入考察其产生的过程、历史的变迁和现存遗迹的真实性，包括历史过程中受到的侵蚀状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必须重视场所的内涵，强调人们对历史遗产的认同度，以及历史遗产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和人们的共同记忆[7]。
《安多政教史》：“火鸡年（公元一三五七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丁酉岁），圣大师诞生于此处。”[1]148宗喀巴大师出生的故事，藏传佛教和民间有许多传说，藏传佛教认为是文殊菩萨化身而来受生，诞生时开启其母胸间之门而诞生。许多信众认为，宗喀巴的父亲是地方官员。塔尔寺时轮学院洛桑·银巴法师在带领项目组考察时讲的比较客观：宗喀巴父亲鲁本格是隆奔部落俄西朗珠家族的人，母亲叫香萨阿切，均为普通牧民。宗喀巴出生之前，父母游牧到今天塔尔寺西北一带，今天大金瓦寺一带生态条件优于周围地区，她家一只白色的母牛每天离群跑很远的路到今天大金瓦寺一带去吃草喝水，她拖着怀孕的身体每天去赶牛回家。一天在找到白牛的时刻，在今天的大金瓦殿的位置生下她第四个儿子宗喀巴大师，其艰难困苦非常人所能承受。
如果宗喀巴大师的母亲如同民间传说所言，是地方官员的妻子，不要说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中，哪怕是在当今社会，官员之妻不可能拖着怀孕的身体每天去赶牛回家，更不用说什么神靈附体。我们应当还原历史的真实：宗喀巴大师就是普通牧民的儿子。宗喀巴大师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出身，而是在于他的思想。
据藏文史籍记载，宗喀巴诞生后，在母亲埋其胞衣（一说为剪脐带而滴落脐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株妙檀香树（白旃檀树），数年后，檀香树根深牢固，渐次枝繁叶茂。据说今天大金瓦寺门前的白旃檀树就是其分枝，是塔尔寺喇嘛们最看重的活生生的宝物，最为殊胜，也历来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1]148。 藏历第六绕回岁次戊午年（公元1378年：明洪武十一年），宗喀巴母亲寄书给在外求学的宗喀巴，并附白发一缕，盼其回家乡。宗喀巴收到信件定夺再三后，特赐其母亲和姐姐二人自身画像一轴、狮子吼佛像一张及胜乐金刚如来藏像等，派遣扎巴降称送回家乡。在藏历第六饶迥土羊年（公元1379年：明洪武十二年），宗喀巴大师的母亲在信徒的帮助下，以白旃檀树和宗喀巴所寄来的狮子吼佛像为胎藏，在宗喀巴大师诞生的地方砌石建塔，称为聚莲宝塔（藏语称为“百邦乔典”，pad spungs rten）。而这即是塔尔寺最初的宝塔形态。此后，以塔成寺，发展壮大。
在塔尔寺，与宗喀巴母亲相关的圣迹还有两处：一处是在小金瓦殿前院俗称“花寺”，藏名叫“夏达拉康”，院内草木郁郁葱葱，壁画、雕刻、彩绘精美，很有特色。院中央有一块石头，高约50厘米，草木环绕，上面涂抹着酥油，以示尊贵。传说是宗喀巴的母亲在最初建塔之时，用木桶背水，这块石头就是宗喀巴母亲背水中途歇气的地方，被藏民和信众供奉和瞻拜，是宗喀巴时代的圣迹之一。另一处是今天塔尔寺的塔门，传说是宗喀巴的母亲当年砌石建塔时，搭帐篷休息之处。两处宗喀巴时代的圣迹均可以佐证，宗喀巴的母亲是普通牧民。
宗喀巴大师诞生的历史事实与至今保存完好的文物与场所，是华夏民族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三、塔尔寺的文化环境与营造历程
（一）藏族文化环境、族群等对塔尔寺营造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文化与人的关系方面，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之间经常性的处于互相建构的过程中，在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相互养成中，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基本人格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他自己的文化[8]。
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以佛教伦理为指导的日常行为、藏传佛教与世俗生活的结合等，是藏族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和尊奉佛教法典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藏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综合反映，贡本（Kumbum，塔尔寺）的属地，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亲临塔尔寺作法事活动时，明确西纳措哇、申中措哇（shiang skyong tshoba）、隆奔措哇（klumtsho ba）、祁家措哇（chi勺av tsho ba）、米纳措哇（mi nyag tshovbum tsho ba）五部为塔尔寺的属地，雪巴措哇是后来在塔尔寺附近形成的，形成政教合一统治体制，也是塔尔寺主要僧源的提供者。明永乐八年，西纳喇嘛被封为国师。西纳活佛在塔尔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族群及政教合一体制、巨大的经济实力，是塔尔寺建设和不断扩展的重要力量。据《湟中县志》记载，“从藏历土羊年（即公元1379年）建塔起，至以后的181年之间，由青海的多代王嗣以及申中、祁家、隆奔、米纳、西纳等部落的农家和牧区二众，在宝塔之上复修佛殿和外围墙垣，并重修培修原先的‘莲聚塔’，变为‘吉祥多门塔’……”[9]雪巴族最晚，约于清雍正年间才开始形成。史料记载和研究均表明，贡本（Kumbum，塔尔寺）周围的五族，是塔尔寺的主要经济来源。这六大部落在塔尔寺有着特殊的地位，直到民国时期才逐渐脱离关系。
塔尔寺的建筑是藏汉建筑文化的结合，历史悠久，虽然经过了多次的修缮，但风貌依然。主要建筑有大金瓦殿、弥勒佛殿、文殊菩萨殿、大经堂、遍知殿、祈寿殿、护法神殿、密宗学院、医明学院、时轮学院等，大多为祭祀功能，四大学院兼有教育功能。
（二）塔尔寺营造的时空格局（公元1560-1961）
从塔尔寺整个格局分析，塔尔寺地处山沟之中，地势狭小，重要的祭祀建筑和公共场所大多修建在西山的平缓之处，建筑朝向基本上是坐西向东，具有“佛祖西来”寓意。大金瓦殿作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是最为重要的圣迹，也是塔尔寺的中心。以大金瓦殿的灵塔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一系列重要殿宇，形成由四大学院和十几座重要的佛殿建筑组成的中心区。
塔尔寺建筑布局因不同年代断续修建，并没有明显的轴线关系，但整体布局上，却有着人文与自然结合的非凡意义。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从塔尔寺大门东侧的沟壑向南，是沿着山沟的主要干道，在三世达赖灵塔殿位置，主要干道分岔，分别向东南、西南延伸。塔尔寺的次一级道路是沿主要干道两侧的山坡，依地势和建筑的布置而形成。建筑之间的缝隙，或宽或窄，有步行台阶道路相连，成为次一级道路之间的便捷通道。左侧主要为塔尔寺神圣的祭祀场所和僧人们的学习场所，也有少量的驻节或僧人集中的住所，如吉祥行宫、活佛住宅、印经院和养老院等。主干道右侧，大多为活佛、僧人居住用地，僧人居住用地与寺院用地是分离的，僧人居住用地的出入道路在塔尔寺入口广场的右侧（东侧），沿塔尔寺的东边缘有汽车道通往东西向僧人居住地道路，沿山坡呈弧状布局，形成层次分明、高下有致、别有风格的僧人居住区。
从塔尔寺整体形态来看，宛如一只巨大的蝴蝶停歇在八瓣莲花的中央，以两山之间的沟壑和主干道为蝶身的主轴;东西两翼振翅欲飞，沿山坡的弯曲道路，则是蝴蝶双翅上的纹理。沿塔尔寺的主干道，一侧是沟壑、树木花草和流水，一侧是小金瓦殿、大金瓦殿、大经堂、文殊菩萨等主要祭祀场所，共同构成蝴蝶的身躯。东侧西侧，一伸一弧脉络道路清晰，动力十足，宛如煽动的蝴蝶翅膀。南侧的两个分支，宛如蝴蝶的尾翼，整体形态生动活泼，表现塔尔寺人文与自然巧妙结合的布局特征。
四、结语
塔尔寺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优于周边地区，是大自然的造化;赋予地理环境以文化内涵和宗教意义，是宗喀巴大师的圣迹。能够使“八瓣莲花”保存完好至今的，一是藏族文化传承的结果，如高原上的人们视山水草木为神圣的文化理念;二是各民族信众对宗喀巴大师圣迹的敬仰和保护。正是两者的结合，塔尔寺周边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宗喀巴大师圣迹的文化内涵有机融合为一体，形成今天地理环境与人文文化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的宗教文化场所和大众旅游的胜地。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历史并没有简单地逝去，而是以坚韧的精神、深邃的智慧、真实的圣迹影响着每一位到访塔尔寺的旅游者。“八瓣莲花”和塔尔寺以自然生态与人文文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华夏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M].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2]侈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张海云.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
[4]法王周加巷.至尊宗喀巴大师传[M].郭和卿，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5]邓琳.原真性原则及其在重庆历史城镇保护中的应用初探[D].重庆：重庆大学，2004.
[6]奈良真实性文件[EB/OL].[2015-06-23].https：//baike.so.com/doc/9092996-9424935.html.
[7]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 [EB/OL].[2019-09-23].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923/20/7872436_689514868.shtml.
[8]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張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9]敖红.“塔尔寺六族”与塔尔寺[C]//卓新平，杨富学，主编.中国西北宗教文献：佛教青海（卷3）.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144.
作者简介：谢培琦，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规划。
段汉明，河南工业大学城市科学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塔尔寺;自然;人文;营造
一、地理环境的文化意义
（一）区域地理环境
历史上将藏区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三个区域除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之外，文化也有不同。《安多政教史》认为[1]，安多是指甘肃临夏永靖县的黄河白塔寺到黄河发源地的广大地域。塔尔寺（湟中）属于安多地域。
日月山是倒淌河与湟水的天然分界线，也是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界线。“湟中”等地名和城市均是以其在湟水的位置而命名。“湟中”由字面意思可知，其原指湟水中游区域，泛指现西宁、藏南、甘肃等地区。后来在历史变迁中，于1946年成为湟中县的专有名称，指代现在的湟中县。
在历史上，河湟地区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羌、吐蕃、土、戎、党项（西夏）、匈奴等，在河湟地区的历史中均有一定的痕迹。在民族文化形态上，主要有藏文化、穆斯林文化、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并存，形成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存的特殊区域。
（二）塔尔寺小环境的文化意义
塔尔寺地处湟中县（沙鲁尔镇）西南的浅山区，由于数条沟壑的分割作用，周围每一山包形似莲花花瓣。据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在《安多政教史》中记载，乃东·曲吉尼玛尊者在《圣地颂》中称赞“天似八辐轮，地如八瓣莲。后山秀丽而雄伟，前山如麦积成堆”[1]159。故塔尔寺及周边号称“八瓣莲花”。
传统藏族文化认为，在自然环境中，山水都有神灵存在[2]。崇敬自然，就是敬畏神灵，本质上反映了高原上藏族民众的宗教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所以，塔尔寺时轮学院洛桑银巴法师认为，塔尔寺周边草木繁盛的地域即为八瓣莲花的位置。
莲花为草木中的圣洁之品，凡神灵所在的吉祥地，皆以莲花喻之。塔尔寺除了相似的八瓣莲花的地理特征外，最为重要的是宗喀巴大师圣迹的原真性，地理环境与宗喀巴大师圣迹一起，构成了塔尔寺独有的自然和文化魅力。
张云海认为，选址其实是一次文化建构的过程，面对山川风物、佛理化的阐释真切地折射出了当地人的文化趋向和心理构图[3]。佛理化的阐释及文化建构使贡本（Kumbum，塔尔寺）六族地方的社会文化和情感渐趋丰富和统一，并成为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标志和尺度，从内心深处认可了塔尔寺建于此处、宗喀巴大师诞生此处的尊贵性，从而具有了一种自豪感。
二、宗喀巴大师圣迹的原真性
（一）藏传佛教对宗喀巴圣迹的注解
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关于宗喀巴大师的诞生无论是藏传佛教内部还是民间都有许多传说，正式的宗喀巴传记就有三十余种。
藏传佛教内部关于宗喀巴大师的传说，大多是按照佛教经典中的悬记（指佛遥记修行者未来证果、成佛的预言）来证明宗喀巴大师非凡的性质[4]。例如智克珠杰《清净雪山篇》认为：“师于往昔转生中，成为文殊首要子，拥有咒辩定神通，慧眼观诸法真容。”宗喀巴藏语名讳“罗桑”，是“善慧”的意思。法王周加巷在《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认为，佛经中多种悬记，在往昔转生的史迹中，宗喀巴是文殊菩萨的首要弟子，是利于一切众生的大师[4]。藏传佛教内部关于宗喀巴大师的种种悬记，表明宗喀巴大师在藏传佛教和广大信众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认可度，被誉为“第二佛陀”。
（二）民间传说与历史的原真性
英文“Authenticity”来自希腊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1994）第十三条认为，原真性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语境、时间演进，真实性评判可能会与很多信息来源的价值有关[5]。《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中对文物古迹的原状作出全面解释[6]。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要深入考察其产生的过程、历史的变迁和现存遗迹的真实性，包括历史过程中受到的侵蚀状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必须重视场所的内涵，强调人们对历史遗产的认同度，以及历史遗产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和人们的共同记忆[7]。
《安多政教史》：“火鸡年（公元一三五七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丁酉岁），圣大师诞生于此处。”[1]148宗喀巴大师出生的故事，藏传佛教和民间有许多传说，藏传佛教认为是文殊菩萨化身而来受生，诞生时开启其母胸间之门而诞生。许多信众认为，宗喀巴的父亲是地方官员。塔尔寺时轮学院洛桑·银巴法师在带领项目组考察时讲的比较客观：宗喀巴父亲鲁本格是隆奔部落俄西朗珠家族的人，母亲叫香萨阿切，均为普通牧民。宗喀巴出生之前，父母游牧到今天塔尔寺西北一带，今天大金瓦寺一带生态条件优于周围地区，她家一只白色的母牛每天离群跑很远的路到今天大金瓦寺一带去吃草喝水，她拖着怀孕的身体每天去赶牛回家。一天在找到白牛的时刻，在今天的大金瓦殿的位置生下她第四个儿子宗喀巴大师，其艰难困苦非常人所能承受。
如果宗喀巴大师的母亲如同民间传说所言，是地方官员的妻子，不要说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中，哪怕是在当今社会，官员之妻不可能拖着怀孕的身体每天去赶牛回家，更不用说什么神靈附体。我们应当还原历史的真实：宗喀巴大师就是普通牧民的儿子。宗喀巴大师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出身，而是在于他的思想。
据藏文史籍记载，宗喀巴诞生后，在母亲埋其胞衣（一说为剪脐带而滴落脐血）的地方长出了一株妙檀香树（白旃檀树），数年后，檀香树根深牢固，渐次枝繁叶茂。据说今天大金瓦寺门前的白旃檀树就是其分枝，是塔尔寺喇嘛们最看重的活生生的宝物，最为殊胜，也历来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1]148。 藏历第六绕回岁次戊午年（公元1378年：明洪武十一年），宗喀巴母亲寄书给在外求学的宗喀巴，并附白发一缕，盼其回家乡。宗喀巴收到信件定夺再三后，特赐其母亲和姐姐二人自身画像一轴、狮子吼佛像一张及胜乐金刚如来藏像等，派遣扎巴降称送回家乡。在藏历第六饶迥土羊年（公元1379年：明洪武十二年），宗喀巴大师的母亲在信徒的帮助下，以白旃檀树和宗喀巴所寄来的狮子吼佛像为胎藏，在宗喀巴大师诞生的地方砌石建塔，称为聚莲宝塔（藏语称为“百邦乔典”，pad spungs rten）。而这即是塔尔寺最初的宝塔形态。此后，以塔成寺，发展壮大。
在塔尔寺，与宗喀巴母亲相关的圣迹还有两处：一处是在小金瓦殿前院俗称“花寺”，藏名叫“夏达拉康”，院内草木郁郁葱葱，壁画、雕刻、彩绘精美，很有特色。院中央有一块石头，高约50厘米，草木环绕，上面涂抹着酥油，以示尊贵。传说是宗喀巴的母亲在最初建塔之时，用木桶背水，这块石头就是宗喀巴母亲背水中途歇气的地方，被藏民和信众供奉和瞻拜，是宗喀巴时代的圣迹之一。另一处是今天塔尔寺的塔门，传说是宗喀巴的母亲当年砌石建塔时，搭帐篷休息之处。两处宗喀巴时代的圣迹均可以佐证，宗喀巴的母亲是普通牧民。
宗喀巴大师诞生的历史事实与至今保存完好的文物与场所，是华夏民族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三、塔尔寺的文化环境与营造历程
（一）藏族文化环境、族群等对塔尔寺营造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文化与人的关系方面，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之间经常性的处于互相建构的过程中，在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相互养成中，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基本人格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他自己的文化[8]。
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以佛教伦理为指导的日常行为、藏传佛教与世俗生活的结合等，是藏族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和尊奉佛教法典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藏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综合反映，贡本（Kumbum，塔尔寺）的属地，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亲临塔尔寺作法事活动时，明确西纳措哇、申中措哇（shiang skyong tshoba）、隆奔措哇（klumtsho ba）、祁家措哇（chi勺av tsho ba）、米纳措哇（mi nyag tshovbum tsho ba）五部为塔尔寺的属地，雪巴措哇是后来在塔尔寺附近形成的，形成政教合一统治体制，也是塔尔寺主要僧源的提供者。明永乐八年，西纳喇嘛被封为国师。西纳活佛在塔尔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族群及政教合一体制、巨大的经济实力，是塔尔寺建设和不断扩展的重要力量。据《湟中县志》记载，“从藏历土羊年（即公元1379年）建塔起，至以后的181年之间，由青海的多代王嗣以及申中、祁家、隆奔、米纳、西纳等部落的农家和牧区二众，在宝塔之上复修佛殿和外围墙垣，并重修培修原先的‘莲聚塔’，变为‘吉祥多门塔’……”[9]雪巴族最晚，约于清雍正年间才开始形成。史料记载和研究均表明，贡本（Kumbum，塔尔寺）周围的五族，是塔尔寺的主要经济来源。这六大部落在塔尔寺有着特殊的地位，直到民国时期才逐渐脱离关系。
塔尔寺的建筑是藏汉建筑文化的结合，历史悠久，虽然经过了多次的修缮，但风貌依然。主要建筑有大金瓦殿、弥勒佛殿、文殊菩萨殿、大经堂、遍知殿、祈寿殿、护法神殿、密宗学院、医明学院、时轮学院等，大多为祭祀功能，四大学院兼有教育功能。
（二）塔尔寺营造的时空格局（公元1560-1961）
从塔尔寺整个格局分析，塔尔寺地处山沟之中，地势狭小，重要的祭祀建筑和公共场所大多修建在西山的平缓之处，建筑朝向基本上是坐西向东，具有“佛祖西来”寓意。大金瓦殿作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是最为重要的圣迹，也是塔尔寺的中心。以大金瓦殿的灵塔为中心，周围环绕着一系列重要殿宇，形成由四大学院和十几座重要的佛殿建筑组成的中心区。
塔尔寺建筑布局因不同年代断续修建，并没有明显的轴线关系，但整体布局上，却有着人文与自然结合的非凡意义。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从塔尔寺大门东侧的沟壑向南，是沿着山沟的主要干道，在三世达赖灵塔殿位置，主要干道分岔，分别向东南、西南延伸。塔尔寺的次一级道路是沿主要干道两侧的山坡，依地势和建筑的布置而形成。建筑之间的缝隙，或宽或窄，有步行台阶道路相连，成为次一级道路之间的便捷通道。左侧主要为塔尔寺神圣的祭祀场所和僧人们的学习场所，也有少量的驻节或僧人集中的住所，如吉祥行宫、活佛住宅、印经院和养老院等。主干道右侧，大多为活佛、僧人居住用地，僧人居住用地与寺院用地是分离的，僧人居住用地的出入道路在塔尔寺入口广场的右侧（东侧），沿塔尔寺的东边缘有汽车道通往东西向僧人居住地道路，沿山坡呈弧状布局，形成层次分明、高下有致、别有风格的僧人居住区。
从塔尔寺整体形态来看，宛如一只巨大的蝴蝶停歇在八瓣莲花的中央，以两山之间的沟壑和主干道为蝶身的主轴;东西两翼振翅欲飞，沿山坡的弯曲道路，则是蝴蝶双翅上的纹理。沿塔尔寺的主干道，一侧是沟壑、树木花草和流水，一侧是小金瓦殿、大金瓦殿、大经堂、文殊菩萨等主要祭祀场所，共同构成蝴蝶的身躯。东侧西侧，一伸一弧脉络道路清晰，动力十足，宛如煽动的蝴蝶翅膀。南侧的两个分支，宛如蝴蝶的尾翼，整体形态生动活泼，表现塔尔寺人文与自然巧妙结合的布局特征。
四、结语
塔尔寺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优于周边地区，是大自然的造化;赋予地理环境以文化内涵和宗教意义，是宗喀巴大师的圣迹。能够使“八瓣莲花”保存完好至今的，一是藏族文化传承的结果，如高原上的人们视山水草木为神圣的文化理念;二是各民族信众对宗喀巴大师圣迹的敬仰和保护。正是两者的结合，塔尔寺周边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宗喀巴大师圣迹的文化内涵有机融合为一体，形成今天地理环境与人文文化融为一体、交相辉映的宗教文化场所和大众旅游的胜地。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历史并没有简单地逝去，而是以坚韧的精神、深邃的智慧、真实的圣迹影响着每一位到访塔尔寺的旅游者。“八瓣莲花”和塔尔寺以自然生态与人文文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华夏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M].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2]侈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张海云.贡本与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
[4]法王周加巷.至尊宗喀巴大师传[M].郭和卿，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5]邓琳.原真性原则及其在重庆历史城镇保护中的应用初探[D].重庆：重庆大学，2004.
[6]奈良真实性文件[EB/OL].[2015-06-23].https：//baike.so.com/doc/9092996-9424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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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培琦，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规划。
段汉明，河南工业大学城市科学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