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进马致远的是他的元曲小令《天净沙·秋思》，但真正能窥测其心志的却是他的杂剧。马致远为元杂剧四大家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在马致远的众多杂剧中，《泰华山陈抟高卧》（简称《陈抟高卧》）是比较特别的一部。《陈抟高卧》主要内容写的是五代末年的隐士陈抟隐居在泰华山，预知有真命天子出世。于是下山寻访，遇到赵匡胤与其义弟郑恩，陈抟指明赵匡胤就是真命天子，并辅佐赵匡胤扫清天下，建立大宋，定都汴京，之后又归隐泰华山。赵匡胤为报答陈抟的辅佐之功，请他出山为官，享受荣华富贵。陈抟随使者入朝，向赵匡胤表明自己的心志，不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所动摇，决定归隐泰华山。从作品中可以看出，陳抟既有入世之为，又有出世之举。陈抟在完成自己出世之使命后，便飘然归隐，不为红尘所染。而马致远所塑造之陈抟，济世之志即达，燕然已勒，功成身退，忘情归隐，实乃是现实中痛苦的马致远在调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所幻化出的自我，《陈抟高卧》可谓是马致远的一曲心歌，作品表露了其理想人格，无外乎“功成身退”四字。
　　关于马致远生平的记载很少，唯一可靠的资料是《录鬼薄》，说他是“大都人，号东篱老，江浙省务提举”，称他是“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当时的马致远不仅是一位“姓名香贯满梨园”的著名杂剧作家，还是一位当时盛行于北方的全真道教的信徒，时人称道士为神仙，所以才有“万花丛里马神仙”的美称。作为一名读书人，饱读四书五经，人生的目标自然是“治国平天下”，走科举之路成为青年马致远的不二选择。但元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打压，使他的出仕之路倍多坎坷，加之政治之腐朽，社会之黑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有心济世，无力回天。只能选择去过隐逸生活;但马致远的退隐，并不是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中，怡然自乐，恬淡安逸，闲看庭前花，漫随天外云，而是仍然关怀着苍生、关注着国事。这在他的散曲[南吕·四块玉]《马嵬坡》中是有所反映的，该曲词中写到：“睡海棠，看将晓，恨不得明皇掌中看，霓裳便是中原乱。不因这玉环，引起那禄山，怎知蜀道难！”他在此曲中讽刺了唐明皇沉溺杨玉环美色，荒芜国政，终致安史之乱。足见他还是关心国家兴亡，心系黎庶苍生的。他的另一部著名的杂剧《汉宫秋》中对王昭君为国捐躯的壮举的讴歌，对毛延寿等宵小之辈卖国投敌行为的鞭挞，足以说明他并非只是一个寄情山水，侣鱼虾而友麋鹿的清闲隐士。他的〔南吕·四快玉〕《洞庭湖》中写到：“高哉范蠡乘舟去，那里是泛五湖？若论竿不钓鱼，便索他学楚大夫。”范蠡助勾践灭吴，建不世之功，但又泛五湖，隐居不仕，和陈抟之举如出一辙，功成身退，，不仅流露出自己入世与出世的复杂心态，更可谓是马致远在调和现实矛盾的基础上的理想化的自我。
　　综上所述，马致远始终是处在仕与隐的徘徊之中，其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一方面，在他生活的元代，其统治阶级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采取的打压政策是不允许他有所作为的，无力回天，只能以隐为念;另一方面，他所受的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使他在那个万民生于水深火热的时代里，处处以天下生灵为念，不能全身心的忘情归隐。北方全真教的兴盛似乎给他带来了一剂良药，他寄希望于全真道教化解他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但他并没有专心于全真道教，心之所系的依然是“苦恹恹天下生灵”。作者衷情于道教中陈抟这一人物，后来并创作了戏剧《陈抟高卧》，可以说表现的正是作者这种情怀。《宋史》记载了宋太祖遣丞相宋琪向陈抟求问仙术时，陈抟的回答。抟云：“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陈抟此言完全是儒家的“仁政”“王道”，治世之策，可见，正是陈抟这种居江湖之远能忧其君的情怀打动了马致远。马致远在对陈抟认知的基础上，加之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和感慨，给陈抟这个人物形象注入自己的情感，赋予自己的灵魂，使这个人物形象丰满起来，远远超过原型，极具艺术张力，感染万千读者。
　　杂剧《泰华山陈抟高卧》中的陈抟，实则是作者揉捏出的理想中的自我。剧中主人公陈抟先是辅佐赵匡胤平定天下，建立大宋王朝，之后归隐山林，不问世事;这也暗合了作者心系天下，欲建功立业，尔后，全身而退的人生追求。《陈抟高卧》的陈抟可以说是在现实痛苦生活中的马致远的一种美好的寄托，是他对心目中自我的期许：希望有朝一日像陈抟一样，救万民于水火之后，功成身退，归隐优游！
　　[作者通联：甘肃岷县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