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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理解这一命题既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關键，也是理论问题上的焦点和难点。文章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学说，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背景、科学内涵、理论依据、现实依据进行了四个层面的分析，旨在探讨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对原有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以及当前人们需求结构、需求层次的深化和拓展，从而论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条件和科学依据。
关键词：理论依据;现实依据;矛盾转化;社会主要矛盾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2.004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2-002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集中体现了党对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变化的敏锐洞察和对人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特征的提炼和概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内涵深刻、意蕴深远，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背景
从历史背景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历史演变，为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乎全局的历史性转变，不能抛开历史或割裂历史孤立、静止地看待矛盾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次经历了探索阶段、开创阶段、推进阶段直到今天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都为促成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学说，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相对的满足，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党的八大首次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显然，这一矛盾对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就是集中力量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型。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把人民的现实需求利益作为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起点，把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相提而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学说的规律性，这表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更为科学。
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2]《决议》要求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开始起飞，GDP年均增速达到9.9%，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最高纪录。从基本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水平，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已从极贫困阶段跨越性地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仍然是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三次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和社会主义60年的建设过程中，党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得到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人们的需求在内涵上有了升级，外延上有了拓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广泛，呈现多领域、多样化、多层次特点，从物质层面的需求逐渐向精神层面的需要转变，从个人物品消费到社会公共物品消费的转型，从单线型需求向复合型的转化，集中表现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增长。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刻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意味着人们自身的发展要求更加趋向全面、社会的发展要求更加趋向全面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心必须做出调整或转移。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多方面的依据，但新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矛盾运动作为人类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更替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过程，社会进步与矛盾运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进步就有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是向前、向上的递升和更替。“从矛盾的运动过程看，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又有不同的情况”[3]。中国特色社会已进入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升级递进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更替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递升的表现，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和重要标志。在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条件、基础、环境、目标、任务、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探索阶段、开创阶段、推进阶段相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时间跨度看这个变化经历了长达四十年之久。所以，才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化和对象化，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人最高层次的需要正是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而自我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党和国家历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无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复杂交织，都不同程度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唯物辩证法一般原理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发展阶段对社会发展与进步起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矛盾，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每进一步都多少会引起矛盾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地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能体现出人民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精神境界的明显提高，也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一致的信号。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奋斗，我国经济发展在物质的量上极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代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的需求结构从过去的缺衣少食到现在的衣食无忧，再到需求向好的深刻变化，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从物质层面的“需求”向精神层面的“需要”转变。而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民对自身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提出的新要求，是人的发展趋向全面性的体现。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调整或转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实现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下力气解决好重点难点问题。”[4]新时代，我国发展取得了看得见、触的到的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等问题。党和国家在牢牢把握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敏锐洞悉了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动态，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做出了精确的考量和精准的定位，得出了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坐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的分析、制定、实施的依据，是我们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根本遵循，深刻地决定着夺取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方略目标、战略部署、总体布局和工作重心，深刻决定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幸福安康，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科学依据和实践遵循。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
矛盾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矛盾运动，而起支配作用、决定作用的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第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規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5]列宁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者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上，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切现有事物的“自己运动”，才能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6]毛泽东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全部意义。”[7]矛盾着的双方相互转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的量由少到多，由弱变强，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一步一步地取得主导地位，从而转化为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过程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处于一个庞杂的矛盾体当中，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矛盾交织叠加，相互影响，不断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框架下运动和转化，而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矛盾必须在与次要矛盾进行斗争中保持这种地位才能长期存在，当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和推动作用时，次要矛盾依然是存在的，并不断影响着主要矛盾，当矛盾转化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则取代主要矛盾的地位，转化成主要矛盾。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需要在量上已经得到了或者最大程度得到了满足，从而为促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了量变的条件。
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人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强调人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存在物，其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劳动能力、自由个性、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美好生活就是对全面发展提出的基本需要，这一需要的满足正是人从片面趋向全面的必要条件。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和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需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诚然，人能否全面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提高人的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使人的潜能和素质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目前，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要求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亦是任重道远”[9]。可见，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使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正是由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们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即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决定的。
第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须牢牢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1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社会主要矛盾是一般的、稳定的历史状态，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矛盾双方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仍然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阶段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做量的积累为自身实现阶段性的转化提供条件。从矛盾运动规律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质是矛盾在形式上的变化，矛盾的本质没有变，基本矛盾没有变，所以我国长期处于这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揭示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符合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旨在强调新的发展阶段上必须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仍然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物质基础。 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由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变化发生的的质变，其中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贫困发生率等是衡量矛盾转化的重要指标。
第一，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直接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化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生产力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改变了生产相对落后的状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而生产落后的状态已经化解可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贫困发生率等指标来论证。首先，经济平稳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已跻身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初步核算，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我国经济平稳增长，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稳居世界第二，人均生产总值为约9848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人均GDP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其次，从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看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小康。全国居民收入向翻番目标更进一步。“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是2010年的2.1倍，居民消费平稳增长，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低”[11]。全国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再次，脱贫攻坚成效显著，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民生方面，贫困发生率已从10.2%下降至4%以下，8000多万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脱贫摘帽的惠民举措的落实，大大改善了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人们完全摆脱了以前短缺经济的温饱不足实现了总体小康，并正向全面小康迈进。另外从科技水平、科技成果来看，我国成功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迈进和飞跃。以上几点客观依据充分证明我国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束缚，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得以深化和拓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夯实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坚实物质基础，
第二，社会需要的地位不断上升，作用不断突出。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随着低层次需求最大限度的得到满足或者直接满足后会呈阶梯状从低到高向高层次的需求递升。当前，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导致人们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需要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需求与供给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当一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供给量小于人们的需求量时，它是人们需要的。反之，当这种商品尽管有使用价值，但是超过社会需求量，就会变成不被需要的东西。“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质变，依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属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范畴;但具体运动形式即上述关系范畴中诸因素量的变化及其相互关联，却推进到了新的历史进程”[12]。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需要也呈现日益增长之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有更新、更高、更多的需要说明原有低层的需求已得到满足或最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原有需求变成不需要而产生新的需要。当社会发展水平不能有效满足人民更新、更高、更多的需要时，由需求侧牵引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就会发生新的变化，需求和供给之间就会产生新的矛盾形态，从而促成社會主要矛盾的转化。近年来，人们的普遍性消费习惯是由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向享受资料消费转变，从物质向精神消费领域倾斜，例如消费转型升级态势明显，旅游休闲娱乐消费快速增长。美好生活需要这一范畴更多是指精神上的需要，但不能否认，相比精神需求来讲，物质需求仍然更为迫切。“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满足，而需要的满足恰恰又打破了它与生产关系范畴的平衡状态，促使矛盾发生变异”[13]。现阶段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就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
第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是经济不够发达，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公共产品相对匮乏。不能满足人民对不同产品结构和质量的需求，对各种公共服务如社会公平、民主法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二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例如城乡、地区收入水平的不平衡，消费结构的不平衡，例如消费支出比重低，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消费的需要，农村恩格尔系数较高等。教育方面，从教育的经费投入、教育质量和就学机会看，农村仍落后于城市，中西部仍落后于东部，教育公平问题有待解决。医疗方面，从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及卫生健康水平看，城乡和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以及养老保险覆盖率均不够充分，难以满足人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三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平衡。“文明的本质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创造的的历史过程，是调整人自身以及人与外界关系的一种价值认定”[14]。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文化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其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是文化生产力低，文化建设的布局、结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够高，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待增加，公共文化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的矛盾突出。四是人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建设与国家总体安全等不平衡等。
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定性为历史性变革客观上形成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条件和科学依据。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在于如何更好地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牢牢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体制机制、结构调整、创新创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同时，也要兼顾次要矛盾，权衡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敏锐洞察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与人们建立互动的关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治理当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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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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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有捐.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EB/OL].[2018-01-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1/t20180119_1575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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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晓.论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演进与时代特征[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1）：49.
[责任编辑：庞达]
关键词：理论依据;现实依据;矛盾转化;社会主要矛盾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2.004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2-0020-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集中体现了党对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变化的敏锐洞察和对人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特征的提炼和概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内涵深刻、意蕴深远，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背景
从历史背景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历史演变，为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乎全局的历史性转变，不能抛开历史或割裂历史孤立、静止地看待矛盾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次经历了探索阶段、开创阶段、推进阶段直到今天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都为促成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学说，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认识更加科学、全面，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相对的满足，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党的八大首次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显然，这一矛盾对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就是集中力量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型。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把人民的现实需求利益作为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起点，把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相提而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矛盾运动学说的规律性，这表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更为科学。
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2]《决议》要求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开始起飞，GDP年均增速达到9.9%，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最高纪录。从基本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水平，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已从极贫困阶段跨越性地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仍然是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三次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和社会主义60年的建设过程中，党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得到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人们的需求在内涵上有了升级，外延上有了拓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广泛，呈现多领域、多样化、多层次特点，从物质层面的需求逐渐向精神层面的需要转变，从个人物品消费到社会公共物品消费的转型，从单线型需求向复合型的转化，集中表现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增长。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刻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意味着人们自身的发展要求更加趋向全面、社会的发展要求更加趋向全面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心必须做出调整或转移。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多方面的依据，但新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矛盾运动作为人类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更替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过程，社会进步与矛盾运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进步就有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是向前、向上的递升和更替。“从矛盾的运动过程看，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又有不同的情况”[3]。中国特色社会已进入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升级递进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更替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递升的表现，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和重要标志。在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条件、基础、环境、目标、任务、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探索阶段、开创阶段、推进阶段相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时间跨度看这个变化经历了长达四十年之久。所以，才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化和对象化，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人最高层次的需要正是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而自我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党和国家历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无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复杂交织，都不同程度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唯物辩证法一般原理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发展阶段对社会发展与进步起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矛盾，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每进一步都多少会引起矛盾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地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能体现出人民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精神境界的明显提高，也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一致的信号。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奋斗，我国经济发展在物质的量上极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代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的需求结构从过去的缺衣少食到现在的衣食无忧，再到需求向好的深刻变化，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从物质层面的“需求”向精神层面的“需要”转变。而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民对自身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提出的新要求，是人的发展趋向全面性的体现。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调整或转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实现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下力气解决好重点难点问题。”[4]新时代，我国发展取得了看得见、触的到的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等问题。党和国家在牢牢把握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敏锐洞悉了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动态，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做出了精确的考量和精准的定位，得出了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坐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的分析、制定、实施的依据，是我们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根本遵循，深刻地决定着夺取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方略目标、战略部署、总体布局和工作重心，深刻决定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幸福安康，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科学依据和实践遵循。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
矛盾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矛盾运动，而起支配作用、决定作用的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第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規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5]列宁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者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上，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切现有事物的“自己运动”，才能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6]毛泽东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全部意义。”[7]矛盾着的双方相互转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的量由少到多，由弱变强，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一步一步地取得主导地位，从而转化为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过程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处于一个庞杂的矛盾体当中，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矛盾交织叠加，相互影响，不断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框架下运动和转化，而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矛盾必须在与次要矛盾进行斗争中保持这种地位才能长期存在，当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和推动作用时，次要矛盾依然是存在的，并不断影响着主要矛盾，当矛盾转化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则取代主要矛盾的地位，转化成主要矛盾。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需要在量上已经得到了或者最大程度得到了满足，从而为促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了量变的条件。
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人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强调人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存在物，其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劳动能力、自由个性、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美好生活就是对全面发展提出的基本需要，这一需要的满足正是人从片面趋向全面的必要条件。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和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需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诚然，人能否全面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提高人的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使人的潜能和素质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目前，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要求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亦是任重道远”[9]。可见，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使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正是由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们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即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决定的。
第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须牢牢把握“变”与“不变”的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1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社会主要矛盾是一般的、稳定的历史状态，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矛盾双方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仍然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阶段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做量的积累为自身实现阶段性的转化提供条件。从矛盾运动规律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质是矛盾在形式上的变化，矛盾的本质没有变，基本矛盾没有变，所以我国长期处于这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揭示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符合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旨在强调新的发展阶段上必须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仍然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物质基础。 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由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变化发生的的质变，其中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贫困发生率等是衡量矛盾转化的重要指标。
第一，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直接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化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生产力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改变了生产相对落后的状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而生产落后的状态已经化解可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贫困发生率等指标来论证。首先，经济平稳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已跻身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初步核算，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我国经济平稳增长，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稳居世界第二，人均生产总值为约9848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人均GDP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其次，从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看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小康。全国居民收入向翻番目标更进一步。“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是2010年的2.1倍，居民消费平稳增长，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低”[11]。全国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再次，脱贫攻坚成效显著，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民生方面，贫困发生率已从10.2%下降至4%以下，8000多万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脱贫摘帽的惠民举措的落实，大大改善了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人们完全摆脱了以前短缺经济的温饱不足实现了总体小康，并正向全面小康迈进。另外从科技水平、科技成果来看，我国成功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迈进和飞跃。以上几点客观依据充分证明我国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束缚，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得以深化和拓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夯实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坚实物质基础，
第二，社会需要的地位不断上升，作用不断突出。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随着低层次需求最大限度的得到满足或者直接满足后会呈阶梯状从低到高向高层次的需求递升。当前，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导致人们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需要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需求与供给平衡是最理想的状态，当一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供给量小于人们的需求量时，它是人们需要的。反之，当这种商品尽管有使用价值，但是超过社会需求量，就会变成不被需要的东西。“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质变，依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属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范畴;但具体运动形式即上述关系范畴中诸因素量的变化及其相互关联，却推进到了新的历史进程”[12]。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需要也呈现日益增长之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有更新、更高、更多的需要说明原有低层的需求已得到满足或最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原有需求变成不需要而产生新的需要。当社会发展水平不能有效满足人民更新、更高、更多的需要时，由需求侧牵引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就会发生新的变化，需求和供给之间就会产生新的矛盾形态，从而促成社會主要矛盾的转化。近年来，人们的普遍性消费习惯是由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向享受资料消费转变，从物质向精神消费领域倾斜，例如消费转型升级态势明显，旅游休闲娱乐消费快速增长。美好生活需要这一范畴更多是指精神上的需要，但不能否认，相比精神需求来讲，物质需求仍然更为迫切。“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满足，而需要的满足恰恰又打破了它与生产关系范畴的平衡状态，促使矛盾发生变异”[13]。现阶段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就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
第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是经济不够发达，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公共产品相对匮乏。不能满足人民对不同产品结构和质量的需求，对各种公共服务如社会公平、民主法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二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例如城乡、地区收入水平的不平衡，消费结构的不平衡，例如消费支出比重低，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消费的需要，农村恩格尔系数较高等。教育方面，从教育的经费投入、教育质量和就学机会看，农村仍落后于城市，中西部仍落后于东部，教育公平问题有待解决。医疗方面，从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及卫生健康水平看，城乡和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以及养老保险覆盖率均不够充分，难以满足人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三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平衡。“文明的本质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创造的的历史过程，是调整人自身以及人与外界关系的一种价值认定”[14]。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文化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其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是文化生产力低，文化建设的布局、结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够高，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待增加，公共文化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的矛盾突出。四是人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建设与国家总体安全等不平衡等。
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定性为历史性变革客观上形成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条件和科学依据。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在于如何更好地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牢牢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体制机制、结构调整、创新创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同时，也要兼顾次要矛盾，权衡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敏锐洞察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与人们建立互动的关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治理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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