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

来源 :读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ellowerrive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了—五千年古国,三千年文字,两千年封建制度,加上生息繁衍至今已达九万万七千万的人口……不错,中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足以使其他民族钦羡不已,更值得本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引为自豪。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沿着故道运行到十九世纪中叶,突然惊愕地遇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挑战。在那个时代,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人预见中国未来必不可免地会有一场改革。一百年间,最早大彻大悟的中国人如鲁迅以及许多仁人志士大声疾呼:负着传统文化的沉重枷锁,中华民族将永无振兴之时。
  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是这一民族的人民普遍认同的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信念、情感、风俗和价值观。各个阶级有不同的文化,然而也有相同的文化;各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然而能够彼此沟通。文化,尤其大民族的文化,总是有着极其深厚的长期群体生活共同经验的坚固基础,因此它的任何一次即使局部的震荡和有限的更新都是真正的革命。
  我国封建文化的传统借助于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独特的文字体系以及祭祖和宗祠制度等因素而源远流长,经过千锤百炼形成了一整套渗透社会每个角落的价值标准。以至在封建王朝覆灭多年以后,它的文化依然深入人心。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以其好恶为好恶,以其是非为是非,而不知道还有别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封建文化对现代中国人观念的影响,其深广其强烈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扫荡的。
  与西方征服自然以满足人欲的世界观相对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笃信“天命”或“天理”,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只能臣服自然,而绝无控制自然的能力;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必须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而绝无逾越等级和改变社会的权利。无论对于自然还是社会,人都处于渺小的从属地位,个人是没有价值的。死生有命,在劫难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既然自然与社会神圣不可改变,那么当然就只有改变“人欲”,压抑“人欲”了。人的欲望就是罪恶,就是对早已安排好的秩序的反叛。于是,“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最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封建文化的主导思想。主导思想之下,有全套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的价值倾向。
  ——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习惯于“一元”而不能想象“多元”;宁肯死水一潭,不可活泼生动。排除向上的竞争力的平均主义是人们关系中一个传统的默契和妥协,谁也不许标新立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第一只站起来的猴子总是被掐死的。
  ——注重过去,许愿将来(来世),而无视现在。古代学者皆为圣贤,古教古训皆足师法。崇拜祖先的习俗大有利于延续一种不朽的文化,所谓“慎终(葬丧)追远(祭祀),民德归厚矣”,以至对任何新环境新事物麻木不仁,完全丧失了应变的能力。
  ——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都应是封闭的体系。这个体系对于外界沧桑不感兴趣,对于一切外来事物本能地予以排斥:凡是已有而他无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己无而他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不开放的政策同时造成体系内部无法进行灵活性的选择,往往“一条路走到黑”,全无左右进退的余地。
  ——“面子”至关重要。为了维持某种精神上虚假的满足感,不惜实际利益的损失,做出无数蠢事。叫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者“不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这样,连起码的效果都不顾,当然更不可能有任何效率可言,八字方步就是社会惯常的节奏。
  ——满口仁义,道貌岸然。灭别人之“人欲”,尽自己之“人欲”,“屋内饮酒,门外劝水”。假道学至于一己的私利也要冠以堂皇的名义,暗里的勾当总是打着官冕的招牌。不惜牺牲人民的身家性命去维护某种虚伪的道德要求。
  ———忍耐和自我麻痹是逃离现实最有效的“精神胜利法”。命运是公平的,唯应忍辱含垢,随遇而安。不要渴望,不要追求。事实上,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特权的社会,个人再努力也总是徒然的。
  ——在亲族聚居的乡土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结构,有家长和高高在上的国家、君王实行“人治”足矣。“金口玉言”,人比法大,宗法精神贯穿全部社会生活。在上作威作福,在下奴颜婢膝。阿谀逢迎,尔虞我诈,依附性,“裙带风”……,人们不去面对自然,势必全神贯注于人与人的关系,于是有“关系学”的发达。
  上述封建文化的种种表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而且已经在发生重大的改变。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开发和挖掘人类改造自然的无限潜力,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目的就是造福于人民,极大地提高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与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干的全套封建价值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毫无疑问,封建文化是现代化的死敌。
  
  二
  
  可惜,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试举有代表性的三种不同意见略加分析。
  一种意见认为,封建文化早已死灭,至多遗存微弱的残余,因而反对资本主义才是当前主要的任务。
  不要忘记我们祖国的历史。旧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半封建的、宗法的社会。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买办色彩;民族工业则始终处于非常可怜的境地,几乎从未得到有利的生长条件。全部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可能改造中国的旧文化,而只能形成一种畸形的买办文化,成为封建文化一个特别丑恶的旁支。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方面军对封建文化的清算未能彻底,其原因在于党的主要精力长期集中于武装斗争(例如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总是服从于这种斗争的需要);同时党生长的历史背景,它斗争的社会环境,它的领导机关和成员,都不能不是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一部分。因此,在民主革命中没有完成的铲除封建文化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为祖国现代化而奋斗的一代人身上。
  新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解放初期,曾大规模地批判洋奴哲学、贾桂思想,基本上扫灭了买办文化。随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迅速消除了资本主义基础。但土生土长的封建文化却从未受到全面的批判。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力量对比是太悬殊了。教条主义者对封建文化这一庞然大物视而不见,他们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是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的敌人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反封建的话,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呢?这种从原理到原理的经院式推论方法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不要背诵我们的敌人应当是什么,而要研究它事实上是什么;不要空谈社会现实应当怎么样,而要正视它究竟怎么样。在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能不把埋葬封建意识作为重要的革命任务去完成,这不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是被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假如没有过去多年对“资本主义”威胁的过高估计和对封建主义威胁的忽视,也就不会有后来封建法西斯的十年猖獗。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要反对封建文化,但必须在反封建的同时不分对象地一律首先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否则,就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就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这种意见在实质上是有倾向性的。在这里,需要具体地研究我们的社会中究竟有多少资本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文化?如果仅仅盲目地提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只能转移和限制反封建的斗争。好在这种意见无意中却承认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资本主义比封建进步,资产阶级及其文化在反封建的革命中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同盟军。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中腐朽没落的成分,我们必须持清醒的坚决的批判态度;同时也要指出,如果对封建文化不是至少与对资本主义文化同样深恶痛绝,则必定是沾染了一些封建气味。反对资本主义未必就是社会主义,而不自觉地站在封建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相当普遍的现象的存在,正是我们论题的基本论据之一。
  认为凡是民主自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即社会主义是不民主、不自由的;认为只有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而没有封建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立,这就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把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了。按照反封建就是主张资本主义这样一个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说,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主张封建主义,就是接受封建文化和封建专制呢?
  第三种意见认为,反对封建文化必将造成否定民族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主张“全盘西化”。
  难道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尽数是封建糟粕吗?不是的话,为什么批判封建文化就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就引起“不要祖宗”以至“卖国”之愤愤呢?毫无疑问,对于祖先留下的许多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必须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例如,我们反对顽固派之爱“国粹”,却颂扬中华子孙之爱祖国;我们反对“忠孝节义”的伦理规范,却需要亲人、朋友和同志之间真诚深厚的情感;我们反对泯灭个性的独裁专制,却主张个人认同和参与的集体奋斗、集体精神;我们反对阿Q式的民族性格,却崇敬我国人民每次聚积到最后关头而爆发勇猛反抗的潜力,等等。事实上,文化的力求完整的传递与创造和发展新文化是冲突的,在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口号下很容易不加分析地把全部文化遗产视为精华。因而只有弃绝一切封建的糟粕,才能真正保持民族的优秀传统。
  其实,封建主义本身是资本主义舶来品的天然抗体,封建文化吞噬和同化外来异己物的能力是惊人的。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交通、信息日益便利,前进的生气勃勃的文化需要开放的政策,需要利用选择的机会,需要变革和更多更广泛的沟通。改变愚蠢的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不等于“全盘西化”,对数亿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热土难离的人民讲“西化”是可笑的。何况根本没有这样的主张。在悠久的岁月中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那是我们的土地、空气和水,抛弃其中不合理的、腐朽的成分尚且十分艰难,怎么谈得到完全否定它呢?不要说西方文化的实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仅仅其皮毛——服装、发式或某种艺术风格,就足以在我们这里造成惊世骇俗的效果了。见到一点点“欧风东渐”就感到紧张,实在大可不必。况且,“现代化”与“西化”本来是难以截然分开的。
  封建文化加上资本主义文化,敌人加上敌人的敌人,使事情互相纠缠、格外复杂化了。这是人们对反封建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长期认识不清的主要原因。诚然,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都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定能够战胜它们,而使自己成长壮大起来。
  三
  封建文化与现代化两者相逢,必有一场较量。现代化在思想领域中的主要障碍是封建主义,要现代化,非肃清封建文化不可。这是全部近现代史的经验。封建文化本身就是阻滞任何变革的,它给现代化道路上的几乎每个障碍物贴上神圣的封条,使我们不敢去破去立。中封建余毒太深的人每挪动一步都顾虑重重,谁能保证某个时候他们不会发动一个“古代化”呢?反对封建文化比之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困难得多,封建主义是民族固有的,反封建实际上就是改造我们自己。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封建残余来解释。有些是革命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才遇到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不过既然迄今为止无产阶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的,那么新问题就必然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必然与传统文化有着联系。清算封建余毒至少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个真正有志于现代化的中国人都不可能不加入反封建的行列。建设现代化的每一步都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挑战;同样,保护封建文化的每个举动都是对现代化的挑战。两种选择的可能性如此鲜明地摆在面前:或者改变我们头脑中的陈腐观念,然后改变自己物质上、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或者保持我们头脑中的陈腐观念,却不得不在日益下降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面前改变自己的其它方面(诸如本性、欲望、物质的和精神的追求等等)。人民衷心地希望这一次不要再让“存天理灭人欲”占了上风。
其他文献
今年是《戈丹》的作者普列,姆昌德诞生一百周年,也是此书译者严绍端逝世十周年。我在病中听到电台广播短文,纪念这位印度著名作家,接着又朗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地主的水井》,恰巧这篇小说也是绍端翻译的。绍端,病中多忧思,我日日夜夜在怀念你,听到广播,又触动了我的心弦,回忆往事,彻夜难眠。夜深人静,我拿起《戈丹》重读了一遍。  记得奥斯卡·王尔德曾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确实,对同一部作品
期刊
一九七九年初收到芝加哥大学老同学柯尔柏君的来信,说是我们当年的老师阿瑟·弗里德曼教授将于三四月间到北京旅游,希望我们能见面。弗里德曼教授现年七十二岁,是芝加哥大学卓有成就的退休荣誉教授,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专家,编过哥尔斯密全集、威彻里剧本四种等,写过许多评论文章。我虽没有上过他的课,但他曾参加过我的口试委员会,又时常在校内碰见,所以还完全记得他的模样。我当然表示欢迎,但是我说我三四月间要去医院动一次
期刊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写的朱德传《伟大的道路》,终于能够在哺育了朱德同志的中国大地上畅行无阻了。它出现在现在的中国,起了一种史沫特莱当初不能料到的意义,这就是它帮助我们冲破了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封锁的传记文学的禁区。我们读了这本书,做些思索,分析一下它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就会觉得传记文学并不是难以琢磨的迷宫,以传记文学作品织人之罪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在林彪、“四人帮”当道的十几年中,他们为了树立
期刊
《现实主义作家》(The Realists),查·珀·斯诺(C.P.SnoW)著,美国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336页,12.98美元。  现年七十五岁的查·珀·斯诺是当代国际闻名的英国作家,英王室一九五七年册封他为爵士,一九六九年又加封为勋爵。  斯诺在这部新著里写了八位作家的生平和他们的作品,即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加尔多斯、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
期刊
如何识别和使用人才,在古今一切社会中都是个重要的大问题。而人才问题总有“德”与“才”的两个方面。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刚开始,就发了一通关于德才关系的议论,它十分集中扼要、富有代表性,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用人标准,提供了一份绝妙的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尚贤”思想以后,“贤人”就一直是褒词和尊称。司马光的德才观首先反对这种不加分析笼统称之为“贤人
期刊
报刊版面装饰,是书刊装帧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自五四运动起,在开展新文化运动中,为适应提倡发展新科学、新文学、新戏剧、新美术、新音乐的需要,曾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创刊了许多新型报刊。这些报刊,无论从文字内容到编排形式,包括刊头、题头、文尾装饰画的设计,都予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种传统,一直沿续到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和后来抗战胜利后扩大了的一些解放区,依然得到很好的发扬。这是应该在我国书刊装帧
期刊
关于《西行漫记》答问    许多读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对书中叙述的某些具体情节与党史著作不相一致,觉得不好理解,来信要求解释。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供读者参考。——编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今年初出版了新译本,具有广泛的影响。许多同志表示,要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部在全世界风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名著,中国读者是无缘得读的。  《西行漫记》之可贵,主
期刊
海与文学是有不解之缘的。古往今来,歌咏海的诗词骈散,可谓不知其数。海那无际无涯、浩瀚博大的雄姿,怒涛排空、使舟楫倾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时而碧波荡漾、鸥翔鹤翥,时而狂飙疾转、黑浪如山的变幻无穷的奇景,使多少人为之倾倒、为之击节而歌!对海表示过爱慕、敬畏之情的诗人、作家,该以千百计吧。但是,假如有谁问我,在中国文学史上,哪一位作家最爱海?那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冰心最爱海!”也许我的看法有偏见,但我敢于
期刊
偶翻《三家村札记》,读到一篇题为《怕鬼的“雅谑”》的文章,是廖沫沙同志写的。  文章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是一本好书,书中不但有不怕鬼的故事,也夹带有怕鬼的故事,这篇故事题为《雅谑》,接着介绍《雅谑》的内容。读了以后深深感到,《雅谑》这篇文章就是在今天说来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时,我忽然想起,在一九七八年底我曾经买来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第二版。当我把这本书从书橱里拿出来,
期刊
也许是因为“传统”的关系,我们国家对于名位排列历来是颇有讲究的。《水浒传》的压卷之章便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近来,翻阅了一些解放后出版的不同版本的地图册,想不到这中间也大有排名列位的奥妙。例如:在一九五八年版的《世界地图册》中,据欧洲之先的是苏联。如果算是从东往西地排过去,这倒还讲得过去。可是在一九七二年版的《世界地图册》中,这位置让给了阿尔巴尼亚。这可真叫奇怪。无论从东、从西,还是从南、从北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