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饶宗颐先生仙逝，伤恸罔极，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1989年春天，余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行前，武汉大学石泉教授让我带一封信給他的老朋友——中大教授饶宗颐，这便成了我在香港拜谒饶宗颐先生的引子。在中文大学某会议室初见饶先生，递呈石先生信，当时在场人众，未能与饶先生交谈。几天后，极讲礼数的饶先生偕其助手，在中文大学附近的一座茶楼与余正式晤面。
　　那时的饶先生行年七十二，精神矍铄，谈锋甚健，记得曾议及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和《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饶先生获悉我父亲是王先生执教清华国学院时的弟子，连称“天瑜家学深远”。以下我们的漫议渐渐转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余依惯常之说，讲到欧洲人信仰基督教、中东则普被伊斯兰教，而中国虽有自生之道教、西来之佛教及种种民间信仰，却没有流行全民的宗教。饶先生思索片刻，微微笑道：“其实中国也有普被全社会的宗教信仰，然百姓日用而不知。”余请问其详。饶先生慢慢道来：“自先秦以下，中国人雅俗两层面都有一个最高信仰，这便是‘天’，如果要给中国人普遍信奉的宗教给定名称，可以叫‘天教’。”饶先生此言一出，余茅塞顿开，立即联想起自殷周以降的“敬天法祖”观念，以及广被民间的崇天意识，国人每发感慨，必曰“天呐！”饶先生还举出金文中“受天有大命”之类例子，论及崇信“天”及“天命”，由来有自，且传承不辍。我们的谈兴正浓，饶先生的助手低声提醒：下面还有早已预订的事项。于是我们只得暂停晤谈，而饶先生欲罢不能，与我相约下次再议。
　　饶先生与我的第三次会面，在一个多月之后，已是我离开香港的前夕，好像是在新界一家面朝海湾的咖啡馆进行的。话题还是“天教”，所议涉及古今，又比较中外，讨论渐次深入。交谈间，余回忆起1964年前后，誊抄先父书稿《商周史》第七编《周之制度及文化》，内有一章讲“周人之宗教思想”，言及周人崇天，并举大量周金文（《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宗周钟》《叔夷钟》等）证之。记得父亲认为中国人崇天，“无时无之，无地无之”。那时我年届二十，不懂其中深意。在香港记起先父所论，与饶先生的“天教”说颇为切近。饶先生闻之甚喜，连称“吾与前贤同识，幸哉幸哉！”快议之余，饶先生建议我沿着父辈论说，就“天教”问题作文告世，余欣然应承。
　　饶先生渊源有自的“天教”说切关宏旨，是打开中国人的宇宙观、信仰观、宗教观迷局的锁钥。后来我在拙著《中华元典精神》等篇什中论及：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循天道 尚人文”，其文化主流并未将神格推向极至，从而与鬼神论保持距离，也不至于陷入某种宗教迷狂（如欧洲中世纪那样）。“天道”和“自然”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底蕴。当然，中国人的尊天信仰，并未发展成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那样的有至上神（如上帝、佛、真主）、有宗教经典（如《圣经》《佛经》《可兰经》）的高级宗教，而呈现较散漫的自在状态，但对“天”的崇信则是普遍与持久的。中国人信仰的“天”，既是自然之天，亦是神明之天，宇宙、社会、人生由其主宰。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信仰甚众，然普遍信仰的是“天道生机主义”，它没有把中国人引向有组织的宗教，而是结成一种富于韧性的文化统系。尝谓中国文化传承不辍，在相当的意义上，是指国人对“天道自然”的笃信与坚持。以上对“天教”说的阐述，只是浅尝之论，未必全然符合饶先生意旨。余一直将“天教”说作为日后深研的一个文化史、宗教史题目，然学识所限，加之近年疾病缠身，似难对“天教”作深入探究，遗憾之余，切盼青年学人实现饶先生的寄望。
　　1999年10月，饶先生来武汉大学参加“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重晤珞珈山庄，因时间匆促，又另有主题，未及再议“天教”。饶先生当时题写《水龙吟》一首赠送武大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前身），内含“天教”说意旨。2001年，余编先父冯永轩收藏书画，特请饶先生题写书名，饶先生很快托赴香港讲学的武大陈国灿教授带来苍劲的魏碑体书法——
　　“近代名人墨迹 冯永轩收藏
　　辛巳 选堂题”
　　盖白文名章“饶宗颐印”
　　饶先生堪称学界老寿星，然其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始终精进不已，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饶先生提出的“天教”说，揭示了“天道生机主义”要旨，这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项贡献，有待后来人追迹深研。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