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翼骧（1918—2003），是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的创始人，国内本专业四位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学术精深，学品高雅，享有崇高的声誉。除了精通中国史学史学科之外，他对中国通史的教学和研究也极具创新性，作出了开拓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杨先生在南开大学担任中国通史之秦汉史、三国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工作，且与学术探研相结合，相得益彰，精益求精，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且撰成《秦汉史纲要》《三国魏晋南北朝史纲要》等著作。《秦汉史纲要》于1956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随即被许多高等院校广泛采用为教材，次年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至今不仅具备历史学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而且其中的见解、观点，仍有可贵的参考价值。

杨翼骧先生治史初入佳境

　　杨翼骧，字子昂，1918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一个教师世家。1936年，杨翼骧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7年7月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军队进攻北平，随即战火扩大，日军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北京大學、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南迁，三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继而转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此时恰逢杨翼骧回家乡探亲，他闻讯后启程追随，当时路途隔绝，战火连天，他只身一人，只能向广西方向迂回而进入越南，再从越南返回云南。由于缺少旅费，又处于战争环境，杨翼骧走走停停，或得亲友接济，或谋求任职以维持生计，1939年9月，杨翼骧才从广西经越南抵达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复学，接续此前学业，进入历史学系二年级班，而原来一年级的同学王玉哲、金灿然等，已经是三年级。这两年间的“旅途”，令杨翼骧备尝艰辛困苦，但同时坚定了刻苦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决心。
　　杨先生1942年大学毕业，就业于抗战时期迁至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图书月刊》任编辑，次年回西南联大史学系任教。1946年9月之后，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史学史的姚从吾先生调任河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准备请郑天挺先生接任此课，郑天挺先生认为应当由杨翼骧承担，无奈当时的体制是：讲授这种专门课程，需要教授职称才够资格。又过了两三年后的1949年，经向达教授鼎力保举，北京大学才打破常规，决定由杨先生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学课程与专业研究的志向合一，无疑是十分惬意的工作。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杨翼骧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朝气蓬勃，思想迅速而积极地发生转变，主动改进中国史学史的授课体系。他回忆说：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这年暑假后，我在北大史学系教中国史学史课。随后讲授内容有所调整和扩充，时段从上古一直到解放前，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且做出比较；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是讲到临近解放前。
　　这充分说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杨翼骧十分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并且积极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实践，拟出了包含阶级分析观点和事物发展阶段论观念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这在全国是独创和先进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重新布局，人员大幅度调配，郑天挺先生奉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负责讲授中国通史课程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他在授课中，叙述史事与分析评议，都致力符合唯物史观的思想和范式。经过学习和探索，颇有心得，1954年发表了《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的论文，灵活运用当时最为提倡的阶级观点，对项羽做出了正面定性分析。文章贯彻不将出身作为阶级分析主要依据的理念，认为项羽虽然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但他响应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号召，积极进行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斗争，领导军队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在推翻秦朝、完成农民起义的历史任务中建立了重大功绩，代表了农民阶级的政治利益，应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杨先生的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且得到学者普遍的认同。此文在唯物史观框架内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具有理路的开创性，引用多条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文作为论据，体现出杨先生运用唯物史观理论的娴熟。
　　1956年发表的《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辨析了汉代“徒”“赘子”“赘婿”“家人”“白衣”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指明其并非奴隶；全面论证了汉代俘虏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奴隶的法律地位、奴隶的数量及其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从而指出汉代不是奴隶制社会。论据充分，说理透彻，一举澄清了许多史学界尚多争议和模糊的问题。这篇文章显著的特点是引据大量史料，以严密的逻辑辩驳异说，得出结论，而不是以引用政治领袖和“经典著作”为根据，与《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明显有别，这是更加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
　　深入的学术研究是教学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学术精深的教师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下大功夫思考讲授大纲、表述方法，了解和理解听课群体的接受水平和知识需求，经过自觉的锻炼和改进，使讲述语言简洁、明确、生动、活泼，着实需要相当的逻辑思维结合形象思维的能力。杨先生讲课之精彩，很少有人与之相比，自1953年起在南开大学讲解秦汉史、三国魏晋南北朝史，1955年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凡曾经听课者无不认为获得一种历史知识加艺术的享受，其特点是内容系统、条理明晰，资料丰富、分析精到，语言生动、语速适中，板书工整、排列有序，出口成章、重点突出。1956年出版的《秦汉史纲要》，乃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正是杨翼骧先生历史教学与研究进入佳境时期的著述。

杨翼骧先生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进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杨先生始终坚持的学术方向。在大学求学期间，杨先生即已立志于中国史学史的探讨，1947—1948年发表了《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和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论文，初步展现了善于审核史料与分析、概括的治史功力。 　　20世纪5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暂受冷落，杨先生在进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同时，仍未放弃对史学史的研究与关注。1956年苏联《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一文被翻译发表，杨先生从中体察到史学史学科将要兴起，撰写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一文，于1957年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这是一篇很有学术分量的长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论文之一。1961年起，关于史学史的研究与讨论在全国展开，杨先生接连撰写、发表《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南北朝史学编年》等重要论文，这些专题论文以视角全面、见解中肯、理据充分而享誉史学界。
　　1979年，杨先生与华东师大教授吴泽先生共同承担《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主编工作，并且专职负责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他除了自撰许多词条之外，还将古代部分两千余条目逐字逐句审定修改，整齐文笔，划一体式，有的甚至予以重写，投入大量精力，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了许多同事。此书于1983年出版，成为《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最先告成者，为整套书的编纂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此后，杨先生利用多年积累的史料素材，致力编纂多卷本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此书内容是将历代关乎史学史的资料予以精选，按年代顺序编排，并且依需要加用精辟按语进行考释。此书各分册陆续出版，《史学史研究》《历史教学》等学术刊物皆发表书评，赞扬此书具有史料真切、编法朴实、考订精审、内容宏博的特点。
　　杨先生很早就动手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内容范围上自先秦，下至1949年。但因其他工作繁忙以及学界主流思想的不断变动，没有完成。其手稿于2013年由学生整理，公开影印出版，名之为《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手稿均用工整、秀丽的字体写于正式稿纸，影印后全书没有字迹难认之处。其中许多论述颇具参考价值，如对唐后五代史馆建置和官方修史机制的论述，对辽、金时期国史院的评析等，有画龙点睛、言简意赅之妙，既能为学界同行提供参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杨先生研讨史学史的心路历程。

《秦汉史纲要》的体系和价值

　　《秦汉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写作方式，采用20世纪在中国兴起的章节体，各章各节叙述的政治性大事件，大体显示出时间先后的顺序，但更多内容是分类归纳，以求首尾完具，线索清晰。这种体裁实际具有机动灵活的特征，便于作者匠心独运，写法创新。《纲要》全书仅仅15万余字，但内容却极为全面，各个章节的布局也十分得体。其撰著宗旨是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同于古代史书也不同于近代（1949年之前）历史教科书的新型教材兼史著，正如后来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先生评论的，本书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而产生的第一批全面记叙秦汉史的著作……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
　　本书共分七章。秦朝历史置于第一章，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内容。第二、第三章为西汉历史，前者论述西汉的经济与政治建树，后者论述西汉加强中央集权与对外的扩张，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西汉历史两项最重要的内容。第四章题为“王莽的改制，赤眉绿林大起义”，将王莽的作为置于显著的地位，但论述行文则是予以贬斥，相衔接的内容是农民大起义，自然显示出王莽施政是导致内乱的重要原因。许多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弱化了王莽改制的历史记述，这与本书相比，颇为逊色。第五、第六章论述东汉历史，前者为“东汉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包括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问题，后者讲东汉社会矛盾及黄巾大起义，这其中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宦官集团与外戚力量的恶斗与轮番掌政，破坏了东汉的统治根基。最后第七章，集中讲述秦汉时代的文化。全书结构严整有序，轻重合宜，集中论述一段时期的文化事业，也被后来大多数的历史撰述所效仿。这种安排是妥当的，既不干扰经济发展、政治变动论述的连贯性，又可以展示某一时期文化事业的全貌。
　　与篇章结构密切相关的是内容结构，《纲要》在这一点也具有创新和开拓之功。阅读全书，可以看出杨先生对于秦汉历史的论述，抓住了五大主要内容，即经济、政治、文化、农民起义、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前三项为史学界撰述通史、断代史所公认的重点内容，农民起义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格外注重的内容，杨先生顺应时势的做法有着时代的合理性，同时也具备学术的合理性，因为西汉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东汉的黄巾起义，确为撼动全国、导致社会发展大变动的事件，不容忽视。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纳入重点内容，则是杨先生基于中国古代史整体把握而得出的创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族属繁多，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仍然是包含着五十多个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关系实际牵动各个朝代的国家要务。同时周边的国家政权与中原皇朝或和平交往，或朝贡称藩，或相互争战，加之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交织在一起，成为古代中国历朝兴衰的重要导因。《纲要》从结构与篇幅上显现出对这一内容的重视，实为卓识。阅读杨先生的这部《纲要》，应领会其中的学术意蕴。
　　除了篇章结构和内容结构的高超之处，还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引据史料极其丰富，表现出言必有据、求真务实的治史态度，以实际的教学和撰著抵制了当时日益高涨的“以论代史”的偏颇流风。《纲要》初版为32开本，每页满打满算最多可容900字，但80%的篇页都有标明引文出处的页下注，而没有页下注的30余页，多半具有随文讲明出处的引文，引文的密度很大，一般每页页下注达到五六条，最多则可达到十条。
　　20世纪50年代中期，历史著述越来越时兴大量引证经典文句，随之而来有主张“以论代史”的偏颇理念行世。本来杨翼骧先生1954年发表《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也是密集引证经典论述的，但随着学界轻史料之风的蔓延，杨先生于1956年就率先转为密集引用史料的撰著风格，此年发表《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即为极其明显的转变，这与《纲要》一书略同，都是着意以自己的史著抵制“以论带史”、渐趋空疏的学风，这种在唯物史观框架下重视史料的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在求真务实基础上形成鲜明的卓识特见与精湛的史事记述，是本书的又一亮点。杨先生重视历史资料，又谙熟辩证分析方法，故能得出不少特出的见解。例如第二章分析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首先指出刘邦获得的关中地区，是当时最富庶之地，以此处作为根据地，经济力量有所保障。《纲要》征引了可靠史料，符合历史唯物论重视经济基础的观念，这个见解明显优胜于许多学者的论述。由于全面把握史料，加之文筆流畅，在叙述复杂史事上也能够举重若轻，例如关于“经今古文学派之争”，史实十分纷乱，而本书则叙述得有条不紊，刘向、刘歆整理图书工作、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来龙去脉、相互斗争以及趋于合流等，都讲解得相当清晰。
　　《纲要》一书在历史观念上，首先表现为反对统治者的暴政，其次是重视探讨历史事件的长远意义，再次是肯定统治阶级也会对历史发展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如实看待客观史实的体现。第一章第三节专设标题批判秦始皇与秦二世的暴政，与此对比，赞扬了西汉初期六十年间的“无为”政策。对于王莽称帝后的暴政，对于东汉镇压黄巾起义军时的残酷屠杀，本书都予以批判和谴责，体现了历史著述中的人民立场。
　　诚然，《纲要》一书出版于六十多年前，思想上有时代的局限，且史事叙述上不能不择要删繁，是可以理解的。读者要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以加深对历史学的探讨，促进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史学史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