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由沈阳大学创排的诗画音乐剧《镌·刻》隆重首演。该剧以疫情期间大学的校园生活为切入点，以雕塑系大学生创作建党百年的作品为线索，融汇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辉煌足迹，同时将敖汉小米[1]、三千孤儿[2]、精准扶贫等节点巧妙连接，延展出宏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厚的精神内蕴，并以歌舞诗画的青春舞步和艺术语言，展现了当代青年热爱黨、心向党、跟党走的青春风采。其后，2021盛京戏曲论坛“音乐剧《镌·刻》剧目研讨会”盛况空前，来自海内外的近40位嘉宾汇聚沈城，探讨冯玉萍的艺术人生和舞台创造，研讨音乐剧《镌·刻》的创新价值和提升空间。尤其，与会嘉宾对于音乐剧概念及《镌·刻》音乐创作的热议，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值得细细品味和延伸思考。
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冯玉萍是音乐《镌·刻》的导演，她感慨在建党百年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怎能不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去歌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思军是该剧作曲，从4月底5月初拿到剧本到在7月5日演出，创作时间非常紧迫。他和解荒分工由他做前面校园生活的部分，解荒做后面蒙古色彩比较浓郁的部分。他认为音乐剧应该是流行音乐的载体，在国外是美声、通俗唱法，其中爱情故事不能少，否则不像标准音乐剧。《镌·刻》最初定位是民族音乐剧，后来改称诗画音乐剧，这样更能融进主旋律的特征。著名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徐占海指出，音乐剧和歌剧审美群体不一样，音乐剧是专门给青年人写的，面向的整个观众群体主要是年轻人，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它必须增加音乐的动感。《镌·刻》是典型的音乐剧写法，音乐非常有动感，节奏律动在持续。音乐剧从唱法上以通俗为主，通俗又有两种，民族与美声。重要的是音乐剧选择的题材，要贴近青年人的心理状态。歌剧是以音乐结构戏剧的，以音乐塑造人物形象，以音乐表达人物内心情感，歌剧是靠音乐。而音乐剧是以歌曲构成戏剧。所以，有时感觉音乐剧和歌剧这两个词弄反了，按道理现在的歌剧应该叫音乐剧，现在的音乐剧应该叫歌的剧。同时他认为，现在干什么事容易一窝蜂，前一段都写歌剧，最近都在搞音乐剧，北京就有6部音乐剧同时上演。《镌·刻》音乐创作很成功，音乐剧的定位准确。问题主要是容量太大，音乐很难找到清晰的主线，所以还是要凸显一个内核。另外，目前合唱比重少，气氛有些起不来，需要增加咏叹调，增加合唱的部分，独唱需要适当减少。中国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赓续华表示，中国的音乐剧我看得少，外国的音乐剧可能多一些。日本的音乐剧走了一条非常认真的模仿之路，比如音乐剧《狮子王》，如果都戴面具，日本和美国的版本你分不出来，唱得都非常好。坚定的模仿是日本人做事的特点。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标志性的音乐剧还没有诞生。音乐剧是歌剧通俗化的表现，因为歌剧走不下去了，所以开始发展音乐剧。戏剧需要向大众的方向发展，所以出现了属于普通人的音乐剧。歌剧也吸收音乐剧的东西，也在学习变得开放和时尚。音乐剧《镌·刻》不能当做一般的戏剧对待，它是一部“礼花戏剧”，具备那种喜庆感和庄严感，在节庆的时候需要这样一部作品。礼花很灿烂，但不是常态，我们在这出戏的基础上应该继续完善，让这个礼花更美、更好、更久。
联合国国际合作协调局总干事蒋卫卿有着非常丰富的观剧体验，首先他认为《镌·刻》是一部优秀的音乐剧。一是题材好，反映了当下的现实生活;二是剧本好，写得非常流畅;三是音乐好，让人看了心潮澎湃。他表示：“我来自纽约，也看过一些音乐剧，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把它和那边的音乐剧做了比较。纽约的一些时代音乐剧，有些题材是过时的、老旧的，很多是几十年前的题材。像这部音乐剧这样推陈出新反映当下的，在百老汇也是很少看到的。百老汇的一些音乐剧，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情节非常简单，哪怕一部长篇小说，舞台上就几个情节。这部作品内涵很丰富，并且能串在一起表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关于《镌·刻》的音乐创作他认为，首先旋律非常优美，非常流畅，爵士乐、摇滚乐等不同曲式、音乐素材、音乐风格的演奏及演唱，整体衔接、过度、转换都非常好，整个剧目都是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同时，歌唱演员的表演功力非常扎实、非常深厚，他们的演唱时而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时而委婉细腻，如泣如诉，这种充满激情的演唱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同时指出：“音乐剧的灵魂是音乐，我能感受到它的流畅、动感、悦耳。但就突出主题来说，它的回旋，它的反复，有些音节还是少一些。所以，有些地方、有些音节、有些旋律，是不是应该有些回旋，能够反复加强。”联合国国际合作协调局、多元文化交流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张芳表示：“我早就被冯玉萍的表演和演唱征服了，没想到她在导演方面的才华也是光芒四射，她的审美，她的思维，都在舞台上体现了出来。”中国著名新锐导演马会雷认为，音乐剧《镌·刻》的每个细节都那样饱满、激昂，对现实与历史，对孩子的传承，都饱含激情。他指出：“从戏剧角度看，我感觉过于“满”。就是每一场戏剧结构和音乐搭配，总是在一种激情里面，总是在一种脑充血的状态。观众感受到了戏剧的冲击力，但却静不下来，缺少让人回味的东西。《镌·刻》是一部舞台剧，演唱也很生活化。尤其厨房杨师傅特别让我感动，他的唱特别随意，这种随意反而把人物那种深厚情感表现得特别浓。所以我觉得有些段落的反差，在音乐节点的衔接上，还有改进提升的空间。”
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得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柳萍是活跃在中国戏曲舞台的领军人物之一，她表示：“我从西北飞到东北虽然很累，但观看《镌·刻》还是让我感到比较振奋。这出戏也让冯玉萍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冯玉萍是演员出身，现在又做导演，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贾吉庆认为，这台音乐剧音乐做得很好，很大气，高潮部分和诗情委婉之处都很好。同时他强调：“我觉得演员挺棒的，不管是男高音张书记，还是通俗唱法的做饭师傅，演唱的方式都很有个性，也很符合人物的特点。当然，唱的最好的还是冯玉萍，她一张嘴就有声音的冲击力，让我心潮澎湃非常激动，就觉得这种演员太少有了。真正讲唱功，她那种声音不是一般评剧演员能比拟的。她的演唱气息特别稳，吸的也深，声音出的也稳，特别是唱草原上的蒙古歌曲，我觉得她唱长调那种味道和小颤音，一张嘴就把你带到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上，让你感觉到蓝天白云，感觉到羊群，那种声音的穿透力和冲击力，那种厚度、宽度非常有魅力。”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王静认为：冯玉萍容貌美、身段美、气质美、担当美、气量美、唱功美。唱功是其中的一个支柱。这部剧的整个音乐非常高亢嘹亮，荡气回肠，尤其是冯玉萍那一嗓子犹如广阔草原的天籁之音。每个演员唱的都非常好，感觉特别透亮、舒畅、高昂，这部剧体现出大气量。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韩宁研究员表示，5月份参加了该剧的剧本研讨，原本还有些担心。看到这个剧目这么短时间立在舞台上，而且非常流畅，观众反响热烈，确实非常难得。目前该剧应该初步具备了一台优质音乐剧作品的特质，如果假以时日，经过打磨提升，应该是辽宁这几年音乐剧创作的一个典范之作。河北省廊坊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兰万玲认为音乐剧的艺术形式年轻人喜欢。冯玉萍作为戏曲艺术家创作音乐剧，也是她开拓探索的一个新途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孩子们更容易接受。音乐剧是外来的，但冯玉萍把它搞的特别有现实意义，她把音乐剧跟本土的生活高度融合，这种艺术形式很值得推广。该剧表演上大气恢弘，细腻的地方、动情的地方催人泪下，尤其是冯玉萍那一段唱，那嗓子真是得天独厚。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吴乾浩研究员指出，《镌·刻》的艺术样式是诗、画、音乐融合的戏剧，虽然是一种新形式的综合艺术，但与我们民族的戏剧传统是完全合拍的。张庚先生提出剧诗的概念，就是从诗的角度，《镌·刻》通过诗队强化了诗的氛围。昆曲逢动必舞，舞就带有一种形象，带有一种画的意境。《镌·刻》的载歌载舞也有画的意味。音乐剧是西方舶来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音乐剧的样式，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必然在演出中加大民族化的东西。《镌·刻》的形式适应戏剧中最需要表现的内容，特别是表现人，表现人的精神，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这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是一个非常适合表现庆祝建党百年的沈阳角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谭志湘研究员认为，音乐剧《镌·刻》激情四射，充满了青春朝气，特别有青春特质。《镌·刻》作为一部音乐剧，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冯玉萍的两段唱将戏剧推向高潮，尤其是她唱的小米之歌，那确实是在这台戏里的闪光点。《镌·刻》也让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理论界去研究，比如作为音乐剧表现中国题材，它有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艺术要求，作为中国的音乐剧应该是什么样子？中国的音乐剧如何与社会发展结合？如何搞出世界承认的中国音乐剧？这是一个实践，也是一个课题，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著名戏曲艺术家、原沈阳戏曲剧院院长徐培成表示，诗画音乐剧是主创团队冥思苦想、刻意追求的样式，非常新颖，非常好看。《镌·刻》剧中人物的情感打磨还不够，而且没有深度融入人物内心，感觉有点浮。导演的处理很新颖，手段也很丰富，但在动情点和闪光点的开掘上还应该强化。青年人的戏在趣味上应该调整一下，要力求在嬉笑打闹的氛围中反映人生哲理。音乐创作很成功，但音响难如人意。
音乐剧是青年喜爱的舞台形式，青年戏剧评论家对《镌·刻》也高度关注。《中国戏剧》杂志副主编靳文泰指出，中国戏剧梅花大奖7位获得者中的2位生活在沈阳，然后冯玉萍和宋国锋都成功转行做了导演，一位在内蒙古拓荒，一位到高校探索，这不妨称作“沈阳现象”。音乐剧《镌·刻》的演出让我们收获了一份惊喜，沈阳大学能创排这样一部具有现代气息的诗画音乐剧，确实令人感觉到青春力量的强大。《镌·刻》的创作从形式到模式都很出新，一方面诗队、歌队、舞队等现代戏剧的元素涌现在舞台上，同时通过海选的模式把沈阳艺术院校的人才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创作氛围。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秘书长沈勇认为，《镌·刻》虽然是主题性创作，但也是有创意的真诚之作，它结合了重大的时间节点，组合了沈阳大学的很多专业，整合了辽沈区域的文化资源，强化了实践性、实验性、公益性，是一部会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作品。同时，沈勇也指出《镌·刻》的整体性还需要强化，既需要层次，也需要有主次。音乐处理需要更整体、更完整，比如起承转合，比如对演员所有唱段的整体布局，在这上面整体性还应该进一步加强。来自《中国艺术报》的青年戏剧评论家郑荣健认为，冯玉萍从表演到演法的多维探索，在戏曲音乐剧的方向上开拓了自己的道路。当评剧往音乐剧路子上走的时候，与当代的质感产生了衔接，这不仅仅是评剧的课题，也是所有戏曲剧种的重要课题。尽管这种探索还在路上，但每走一步都能夠沉淀下来闪光的东西，给未来走得更宽提供经验和给养，这也是冯玉萍最让人敬佩的特点。《镌·刻》这部剧正是在寻找一种独特的样式。从音乐剧的角度来看，确实有美声和通俗，包括载歌载舞的表现，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环环相扣的逻辑，形成了一种有自己感觉和温和表达的样式感。
音乐剧《镌·刻》通过海选汇聚了近百名大学生参演，从建组到首演只有40天时间。而关于音乐剧与音乐创作的这次深入探讨，关于音乐剧《镌·刻》的打磨提升，关于校园戏剧的创新成长，关于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发展，却给我们留下了长久的思考。
注释：
[1]敖汉小米，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地区，是世界范围内种植和食用小米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被称为“世界小米之乡”。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敖汉旗兴隆沟发掘出了粟和黍的炭化标本。经专家考证，距今8000年。
[2]三千孤儿，上世纪60年代，因为我国部分地区生活条件艰苦，无法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营养和生活，导致出现了大量弃婴，这给当地福利院和孤儿院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此，3000多名孤儿被送到了内蒙古，并把他们称之为“国家的孩子”。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内蒙古牧民的奉献与担当，抚养“国家的孩子”，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冯玉萍是音乐《镌·刻》的导演，她感慨在建党百年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怎能不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去歌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思军是该剧作曲，从4月底5月初拿到剧本到在7月5日演出，创作时间非常紧迫。他和解荒分工由他做前面校园生活的部分，解荒做后面蒙古色彩比较浓郁的部分。他认为音乐剧应该是流行音乐的载体，在国外是美声、通俗唱法，其中爱情故事不能少，否则不像标准音乐剧。《镌·刻》最初定位是民族音乐剧，后来改称诗画音乐剧，这样更能融进主旋律的特征。著名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徐占海指出，音乐剧和歌剧审美群体不一样，音乐剧是专门给青年人写的，面向的整个观众群体主要是年轻人，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它必须增加音乐的动感。《镌·刻》是典型的音乐剧写法，音乐非常有动感，节奏律动在持续。音乐剧从唱法上以通俗为主，通俗又有两种，民族与美声。重要的是音乐剧选择的题材，要贴近青年人的心理状态。歌剧是以音乐结构戏剧的，以音乐塑造人物形象，以音乐表达人物内心情感，歌剧是靠音乐。而音乐剧是以歌曲构成戏剧。所以，有时感觉音乐剧和歌剧这两个词弄反了，按道理现在的歌剧应该叫音乐剧，现在的音乐剧应该叫歌的剧。同时他认为，现在干什么事容易一窝蜂，前一段都写歌剧，最近都在搞音乐剧，北京就有6部音乐剧同时上演。《镌·刻》音乐创作很成功，音乐剧的定位准确。问题主要是容量太大，音乐很难找到清晰的主线，所以还是要凸显一个内核。另外，目前合唱比重少，气氛有些起不来，需要增加咏叹调，增加合唱的部分，独唱需要适当减少。中国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赓续华表示，中国的音乐剧我看得少，外国的音乐剧可能多一些。日本的音乐剧走了一条非常认真的模仿之路，比如音乐剧《狮子王》，如果都戴面具，日本和美国的版本你分不出来，唱得都非常好。坚定的模仿是日本人做事的特点。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标志性的音乐剧还没有诞生。音乐剧是歌剧通俗化的表现，因为歌剧走不下去了，所以开始发展音乐剧。戏剧需要向大众的方向发展，所以出现了属于普通人的音乐剧。歌剧也吸收音乐剧的东西，也在学习变得开放和时尚。音乐剧《镌·刻》不能当做一般的戏剧对待，它是一部“礼花戏剧”，具备那种喜庆感和庄严感，在节庆的时候需要这样一部作品。礼花很灿烂，但不是常态，我们在这出戏的基础上应该继续完善，让这个礼花更美、更好、更久。
联合国国际合作协调局总干事蒋卫卿有着非常丰富的观剧体验，首先他认为《镌·刻》是一部优秀的音乐剧。一是题材好，反映了当下的现实生活;二是剧本好，写得非常流畅;三是音乐好，让人看了心潮澎湃。他表示：“我来自纽约，也看过一些音乐剧，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把它和那边的音乐剧做了比较。纽约的一些时代音乐剧，有些题材是过时的、老旧的，很多是几十年前的题材。像这部音乐剧这样推陈出新反映当下的，在百老汇也是很少看到的。百老汇的一些音乐剧，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情节非常简单，哪怕一部长篇小说，舞台上就几个情节。这部作品内涵很丰富，并且能串在一起表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关于《镌·刻》的音乐创作他认为，首先旋律非常优美，非常流畅，爵士乐、摇滚乐等不同曲式、音乐素材、音乐风格的演奏及演唱，整体衔接、过度、转换都非常好，整个剧目都是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同时，歌唱演员的表演功力非常扎实、非常深厚，他们的演唱时而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时而委婉细腻，如泣如诉，这种充满激情的演唱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同时指出：“音乐剧的灵魂是音乐，我能感受到它的流畅、动感、悦耳。但就突出主题来说，它的回旋，它的反复，有些音节还是少一些。所以，有些地方、有些音节、有些旋律，是不是应该有些回旋，能够反复加强。”联合国国际合作协调局、多元文化交流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张芳表示：“我早就被冯玉萍的表演和演唱征服了，没想到她在导演方面的才华也是光芒四射，她的审美，她的思维，都在舞台上体现了出来。”中国著名新锐导演马会雷认为，音乐剧《镌·刻》的每个细节都那样饱满、激昂，对现实与历史，对孩子的传承，都饱含激情。他指出：“从戏剧角度看，我感觉过于“满”。就是每一场戏剧结构和音乐搭配，总是在一种激情里面，总是在一种脑充血的状态。观众感受到了戏剧的冲击力，但却静不下来，缺少让人回味的东西。《镌·刻》是一部舞台剧，演唱也很生活化。尤其厨房杨师傅特别让我感动，他的唱特别随意，这种随意反而把人物那种深厚情感表现得特别浓。所以我觉得有些段落的反差，在音乐节点的衔接上，还有改进提升的空间。”
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得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柳萍是活跃在中国戏曲舞台的领军人物之一，她表示：“我从西北飞到东北虽然很累，但观看《镌·刻》还是让我感到比较振奋。这出戏也让冯玉萍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冯玉萍是演员出身，现在又做导演，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贾吉庆认为，这台音乐剧音乐做得很好，很大气，高潮部分和诗情委婉之处都很好。同时他强调：“我觉得演员挺棒的，不管是男高音张书记，还是通俗唱法的做饭师傅，演唱的方式都很有个性，也很符合人物的特点。当然，唱的最好的还是冯玉萍，她一张嘴就有声音的冲击力，让我心潮澎湃非常激动，就觉得这种演员太少有了。真正讲唱功，她那种声音不是一般评剧演员能比拟的。她的演唱气息特别稳，吸的也深，声音出的也稳，特别是唱草原上的蒙古歌曲，我觉得她唱长调那种味道和小颤音，一张嘴就把你带到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上，让你感觉到蓝天白云，感觉到羊群，那种声音的穿透力和冲击力，那种厚度、宽度非常有魅力。”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王静认为：冯玉萍容貌美、身段美、气质美、担当美、气量美、唱功美。唱功是其中的一个支柱。这部剧的整个音乐非常高亢嘹亮，荡气回肠，尤其是冯玉萍那一嗓子犹如广阔草原的天籁之音。每个演员唱的都非常好，感觉特别透亮、舒畅、高昂，这部剧体现出大气量。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韩宁研究员表示，5月份参加了该剧的剧本研讨，原本还有些担心。看到这个剧目这么短时间立在舞台上，而且非常流畅，观众反响热烈，确实非常难得。目前该剧应该初步具备了一台优质音乐剧作品的特质，如果假以时日，经过打磨提升，应该是辽宁这几年音乐剧创作的一个典范之作。河北省廊坊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兰万玲认为音乐剧的艺术形式年轻人喜欢。冯玉萍作为戏曲艺术家创作音乐剧，也是她开拓探索的一个新途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孩子们更容易接受。音乐剧是外来的，但冯玉萍把它搞的特别有现实意义，她把音乐剧跟本土的生活高度融合，这种艺术形式很值得推广。该剧表演上大气恢弘，细腻的地方、动情的地方催人泪下，尤其是冯玉萍那一段唱，那嗓子真是得天独厚。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吴乾浩研究员指出，《镌·刻》的艺术样式是诗、画、音乐融合的戏剧，虽然是一种新形式的综合艺术，但与我们民族的戏剧传统是完全合拍的。张庚先生提出剧诗的概念，就是从诗的角度，《镌·刻》通过诗队强化了诗的氛围。昆曲逢动必舞，舞就带有一种形象，带有一种画的意境。《镌·刻》的载歌载舞也有画的意味。音乐剧是西方舶来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音乐剧的样式，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必然在演出中加大民族化的东西。《镌·刻》的形式适应戏剧中最需要表现的内容，特别是表现人，表现人的精神，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这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是一个非常适合表现庆祝建党百年的沈阳角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谭志湘研究员认为，音乐剧《镌·刻》激情四射，充满了青春朝气，特别有青春特质。《镌·刻》作为一部音乐剧，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冯玉萍的两段唱将戏剧推向高潮，尤其是她唱的小米之歌，那确实是在这台戏里的闪光点。《镌·刻》也让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理论界去研究，比如作为音乐剧表现中国题材，它有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艺术要求，作为中国的音乐剧应该是什么样子？中国的音乐剧如何与社会发展结合？如何搞出世界承认的中国音乐剧？这是一个实践，也是一个课题，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著名戏曲艺术家、原沈阳戏曲剧院院长徐培成表示，诗画音乐剧是主创团队冥思苦想、刻意追求的样式，非常新颖，非常好看。《镌·刻》剧中人物的情感打磨还不够，而且没有深度融入人物内心，感觉有点浮。导演的处理很新颖，手段也很丰富，但在动情点和闪光点的开掘上还应该强化。青年人的戏在趣味上应该调整一下，要力求在嬉笑打闹的氛围中反映人生哲理。音乐创作很成功，但音响难如人意。
音乐剧是青年喜爱的舞台形式，青年戏剧评论家对《镌·刻》也高度关注。《中国戏剧》杂志副主编靳文泰指出，中国戏剧梅花大奖7位获得者中的2位生活在沈阳，然后冯玉萍和宋国锋都成功转行做了导演，一位在内蒙古拓荒，一位到高校探索，这不妨称作“沈阳现象”。音乐剧《镌·刻》的演出让我们收获了一份惊喜，沈阳大学能创排这样一部具有现代气息的诗画音乐剧，确实令人感觉到青春力量的强大。《镌·刻》的创作从形式到模式都很出新，一方面诗队、歌队、舞队等现代戏剧的元素涌现在舞台上，同时通过海选的模式把沈阳艺术院校的人才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创作氛围。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秘书长沈勇认为，《镌·刻》虽然是主题性创作，但也是有创意的真诚之作，它结合了重大的时间节点，组合了沈阳大学的很多专业，整合了辽沈区域的文化资源，强化了实践性、实验性、公益性，是一部会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作品。同时，沈勇也指出《镌·刻》的整体性还需要强化，既需要层次，也需要有主次。音乐处理需要更整体、更完整，比如起承转合，比如对演员所有唱段的整体布局，在这上面整体性还应该进一步加强。来自《中国艺术报》的青年戏剧评论家郑荣健认为，冯玉萍从表演到演法的多维探索，在戏曲音乐剧的方向上开拓了自己的道路。当评剧往音乐剧路子上走的时候，与当代的质感产生了衔接，这不仅仅是评剧的课题，也是所有戏曲剧种的重要课题。尽管这种探索还在路上，但每走一步都能夠沉淀下来闪光的东西，给未来走得更宽提供经验和给养，这也是冯玉萍最让人敬佩的特点。《镌·刻》这部剧正是在寻找一种独特的样式。从音乐剧的角度来看，确实有美声和通俗，包括载歌载舞的表现，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环环相扣的逻辑，形成了一种有自己感觉和温和表达的样式感。
音乐剧《镌·刻》通过海选汇聚了近百名大学生参演，从建组到首演只有40天时间。而关于音乐剧与音乐创作的这次深入探讨，关于音乐剧《镌·刻》的打磨提升，关于校园戏剧的创新成长，关于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发展，却给我们留下了长久的思考。
注释：
[1]敖汉小米，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地区，是世界范围内种植和食用小米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被称为“世界小米之乡”。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敖汉旗兴隆沟发掘出了粟和黍的炭化标本。经专家考证，距今8000年。
[2]三千孤儿，上世纪60年代，因为我国部分地区生活条件艰苦，无法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营养和生活，导致出现了大量弃婴，这给当地福利院和孤儿院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此，3000多名孤儿被送到了内蒙古，并把他们称之为“国家的孩子”。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内蒙古牧民的奉献与担当，抚养“国家的孩子”，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