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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现在人比较傻。”骆以军操着一口“台普”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害怕采访，从2008年《西夏旅馆》在台湾出版以来，采访和演讲的邀约越来越多，但他每次还是会紧张到手心冒汗。
梁文道说他是“近十多年来台湾最了不起、最有创造力的一位作家，甚至是华文世界里最有重量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拿过“红楼梦奖”首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是台湾“中生代”作家里的代表人物。
作品有重量，骆以军的身材也“蛮有重量”。很多读者喜欢喊他“骆胖”，圆润的外形、缓慢的语速，和他动辄反转、倒挂的文风简直是对立。他被称作“变态作家”，作品夸张、怪诞又极富想象力，这种承袭了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写法，让很多慕名来读书的人望而却步。
知乎上常有人问：“怎样阅读骆以军？”答案五花八门，总结起来就是：“多读几遍。”
有网友打了个比方，说读骆以军的书就像游泳，有时会呛水，有时又能发现海底大片的绮丽景色。还有人说，骆以军式的绵密用词、比喻堆砌如同“嘈嘈切切错杂弹”，让读者溺在词之海洋、堕入句之深渊，仿若一粒浮尘，“被虐惨”。但无论如何，在“真爱粉”心中，他就是那个“醉心于文本多义性与修辞可能性的调皮大胖子”。
小说必有其疯癫
自出道之日起，骆以军就因为反日常、反逻辑的文风，被媒体贴上了“现代主义作家”的标签。这种缘起于西方的文学思潮，是20世纪现代工业兴起和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20世纪初，很多文艺界人士迷惘又感伤，在作品表达上也日趋抽象、离散。在一批代表作家，如卡夫卡、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人物总是夸张变形，叙述总是支离破碎，情节总是充满荒诞。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乃至毕加索的扭曲人像、马蒂斯的浓郁色彩，都可以归流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广阔海洋里。
这些先驱是骆以军的偶像，也是他创作中的启蒙导师。他并不否认古典主义文学的高度，甚至觉得要是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简直是“人间至爽”，但每当拿起笔时，就发现已经无法用那种风格和语言完成写作，因为“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文明”。
“我处在亚热带的台北，喝着星巴克咖啡，旁边人的手机总是在响……这样的文明跟以前的文明不一样，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个已经塌碎了的世界。”“塌碎”，是骆以军眼中和笔下的世界图景。他常用离心机来比喻现代社会，“人在剧烈的离心机里被搅拌，跟其他人一起被和在里面搅烂，不太可能用古典的感性去表达”。
今年7月，骆以军的新书《匡超人》在大陆出版，仍然延续了“塌碎”的世界观。书名来自《儒林外史》中的一个人物，内容却跟“匡超人”本身没什么直接联系。全书由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故事组成：“我”和好友“老派”充当线索人物，在没头没尾的时空里偶遇着智障少女、总想自杀的少年、忽然出现在阳台的少女等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人。其中一章甚至写到了“我”和“美猴王”的相遇，乍一读让人摸不着头脑：“那之后，好像戏散了，那个《西游记》也就结束了，我到底是丢了身子过河的魂，还是顺流漂下的那具尸身？也分不清楚了。但就是常常这样，在一个旅途的孤寂时刻，只剩下美猴王和我。”
骆以军曾说：“小说必然有其疯癫，你读我的小说一定会读到。”读不懂的人只能多读几遍，但最终可能还是发现，上下文根本很难联系起来。读懂的人则可能如获至宝，赞叹道：“各篇之间打破直线叙述，或缠或放，也向经典致敬;听他‘大话西游’，将美猴王凹折、叠加在各种生活涓滴细流处，炫目又迷人。”
写这本书时，骆以军心里有个范本——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书中写上世纪30至70年代的美国，大诗人洪堡一夜暴富，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近20年来的中国大陆，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很像那个时候的美国。”骆以军说，他想透过写繁华社会的“偷拐抢骗”，展现浮华背后的哀痛，以及现代人“精神失托”的状态。
以虚构写真实，大概是骆以军小说的特点。“他们有人说我小说写得好，是因为我身体里本来就有这个时代的律动。我好像特别吃这个时代的毒，重金属的残余物、塑料，都是这个时代的毒，所以我的小说也都是带毒的。”骆以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