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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两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一个熟悉的身影不见了，他就是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
杜威·佛克马是荷兰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早年毕业于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获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任二等秘书、文化参赞等职。任职期满后长期积极投身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并曾出任过该系系主任兼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一九九六年退休后任乌德勒支大学荣休教授。佛克马很早就参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领导工作，曾长期担任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等职，最后任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佛克马学识渊博，几乎可以用欧洲所有主要的语言阅读，并用英、法、德文和荷兰文写作。他也通晓中文和俄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颇有建树。
我和佛克马相识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就在那次会议上，担任大会秘书长的乐黛云教授引荐我认识了佛克马，并叮嘱我把用中文发言的学者的主要观点翻译给他。那次会议后，我便和佛克马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他得知我在南京一所大学教授公共英语，便鼓励我继续深造，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临分别时，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为我写推荐信。但后来我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放弃了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转而报考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佛克马的老朋友杨周翰教授。
一九八七年七月，当我们在西安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再见面时，佛克马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叫出我的名字。我们在互致问候后，他亲切地对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佛克马教授”了，就叫我“杜威”吧。当他听说我已师从杨周翰攻读博士学位时十分高兴，鼓励我努力学习，为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做出贡献。他还关切地问道：“你完成博士学业后打算怎么办？”我想了想随便地问：“当然希望到欧美去深造了，但不知能否如愿？”他随即希望我完成博士论文后立即告诉他，他可帮助我前往欧洲从事博士后研究。一九九〇年，在身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佛克马和他在乌德勒支大学的同事伯顿斯的大力推荐下，我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博士后基金，前往佛克马任教的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合作导师就是为我争取到这笔研究基金的佛克马教授。可以说，正是在欧洲度过的那一年里，我收获颇丰，不仅掌握了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的技能，而且还遍访了欧洲名校，在那里做了十多次演讲。此外，我对佛克马的学术思想和为人也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难忘的事情有很多，其中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把在欧洲一些大学的演讲稿写成一篇论文交给他时，他立即判断，这篇文章的发表将有助于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于是建议我先将初稿在乌德勒支大学的一个小刊物上发表，然后修改扩充后投寄给欧美的顶级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他告诉我，他七十年代中期曾将自己博士论文中的一章修改后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该刊，从此便奠定了他在文学理论界的地位。虽然我后来几经周折，对文章做了多次修改，最终于一九九三年方才发表于《新文学史》上，但正如他所说，我后来不断接到欧美各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或在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还有一些刊物主编直接约请我为其编辑关于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方面的专辑。可见名家的指点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综观佛克马一生的著述，我们不禁惊异地发现，他最早的著作《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一九五六——一九六○）》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在一个广阔的比较文学语境下探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想。经过四十多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这部专著已被公认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而他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的力著，该书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考察了乌托邦小说在中国和西方各自所具有的独特性，从而解构了国际学界在乌托邦研究方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我认为，把中国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下来考察，应该是佛克马的主要建树之一。而他的另两方面建树则分别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研究和世界文学与经典的重构上。
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不仅突破了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之局限，而且大胆地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世界，但他的这种宽阔的理论视野是在了解到后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和流变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变形无疑对他产生了某种启迪作用。在此回顾一段几近湮没的历史是有意义的。
佛克马对我的最大影响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上。早在一九八七年的西安会议上，他就送给我一本他与伯顿斯合编的专题研究文集《走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我读后茅塞顿开，立即决定在撰写博士论文之余将其译成中文。一年后，他应我邀请为该书中译本撰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中，他是这样说的：“在讨论文学思潮——或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文化生活潮流时，我们必须首先确立它们的地点、时间和社会认可性。确实，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它起源于北美洲的文学批评。”因此在他看来，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也大多在那里进行。他一方面承认后现代主义并非欧洲土壤中产出的，但同时又对之做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界定：“也许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来，‘后现代’这一术语现在也用于一些生活水准较高的东亚地区，例如日本或香港地区，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仍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文学传统……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显然，这与他更早期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由于他经常引用和分析的文本大多是欧洲的文学作品，因此他常常被一些美国学者称为“欧洲中心主义者”，国内也有少数学者持这种看法。而他自己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他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指出，有些美国学者自以为多么了不起，但他们除了懂自己的语言外，既不懂其他欧洲语言，也不懂俄语，更不懂中文，怎么能研究比较文学呢？而这些语言恰恰都是佛克马所掌握并能运用的，我在阅读他的第一部专著时，发现其中的中文引文大多出自中国的报刊杂志，而对苏联文艺界领导人著述的引用也大多出自俄文。而单从这一点来看，认为他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者实在是不公平的。
一九八三年春，佛克马作为伊拉斯莫斯讲座演讲者赴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三场演讲：“国际视野中的文学史”，“现代主义的预设：纪德、拉波、托马斯·曼、特·布拉克和杜·佩隆作品中的文学成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诸种不可能性：博尔赫斯、巴塞尔姆、罗伯-格利耶、赫曼斯及另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成规”。在这三场演讲中，他确实从文学成规和文化代码的角度对作为文学史现象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第三个讲座的结语里，他竟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后现代主义对想象的诉求在伊凡·丹尼索科维奇的世界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人有一句寓言也许可以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衍生出来，叫做‘画饼充饥’。然而，在中国语言的代码中，这种表达有着强烈的负面意义。因而有鉴于此及另一些原因，在中国赞同性地接受后现代主义是不可设想的。”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文革”前的中国文学了解太多而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而得出的偏颇结论吧。我随即就此写信和他商榷，并向他提供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走向。
一九八九年十月，他在接到我向他说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得到不少作家的赞同性接受的信后，出于一位严肃学者追求真理的良知，他面对这一现实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他与伯顿斯商量后立即决定帮我申请博士后基金，邀请我赴荷兰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并要我为他和伯顿斯合作主编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撰写一章，题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先锋小说的个案”。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是令人钦佩的。后来，我浏览了这套由二十四卷组成的比较文学史巨著，惊异地发现，只有他主编的后现代主义分卷辟有专章讨论中国文学，可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啊！正是在佛克马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编史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才逐渐被打破。
上述只是佛克马关注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退休的佛马克在完成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重大项目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了，首先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的就是当代先锋小说。在二○○五年八月于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已经身患癌症并做过化疗的佛克马应邀赴会，并做了题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大会发言，后来应我邀请将发言稿稍做修改后收入我为美国的文学史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编辑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辑。在那篇论文中，佛克马通过细读和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王朔、余华、韩少功和海男等人的小说，颇有理论敏感性地做出了理论总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学中是同时出现的，其中先锋派作家们更为偏好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是如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共存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地位较之其西方同行则更为强大，因为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种迟缓了的发现和实践……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一种反动，因此在这方面，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竞争者，倒不如说更是同盟军。”在具体的文本分析方面，他在仔细阅读了余华、韩少功和莫言等人的小说后总结道：“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是‘后现代主义者’。”因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产生自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并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叙事特征”。他认为，只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才能更为全面地修正世界文学经典，反映世界文学发展的全貌。如果说，当年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所提出的“理论旅行”只强调了理论从中心向边缘的单向度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佛克马已经又往前走了一步：他通过考察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对出自西方的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使之更具有普遍性。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不无启迪意义。
对于近十多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兴起的全球化和世界文学这两个前沿理论课题，佛克马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世界文学问题，他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所涉及。在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佛克马应我邀请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在对全球化的一片批判和欢呼声融为一体的氛围中，他的态度尤为冷静，他更为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他在详细阐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时指出：“在一个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同一化所产生的后果威胁的世界上，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可得到广泛的响应。”他认为，“强调差异倒是有必要的”。他在会上发出的一个不同声音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他在回顾了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之不同内涵之后指出：“应当对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概念加以界定，它应当拥有全人类都生来具有的学习能力的基础。这种新世界主义也许将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与全球责任相关并尊重差异的成规。既然政治家的动机一般说来是被他们所代表的族群或民族的有限的自我利益而激发起来的，那么设计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创意就首先应当出于对政治圈子以外的人们的考虑，也即应考虑所谓的知识分子。”
就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内涵，他进一步指出：“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毫无疑问，此时的佛克马已经不仅超越了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局限，甚至在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他凭借自己丰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回顾道：“在中国传统中，历史的层面主导了地理上的分布。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据一种文化模式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野蛮人中的话，儒家人性的原则也会适用。中国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直到本世纪才受到若在欧洲便以文化相对主义之名义发展的那些观念的挑战。佛教禅宗这另一个伟大的传统也像儒家学说一样具有普遍主义特征。”应该承认，在西方主流学界，能有如此开放的胸襟和宽阔视野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想到这里，我不禁更加怀念这位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他的离世使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同时我本人也失去了一位恩师和挚友。
在世界文学研究中，这位来自小民族荷兰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汉学家尤其注重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普世价值，他在阐释世界文学的二重性时同时强调了其普世性和相对性：没有前者的话，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学都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文学；而没有后者的话，世界文学就将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成为西方文学的有限扩大版。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是，佛克马在为我参与主编的《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撰写的“世界文学”条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世界文学名义下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的不公正分布：
雷蒙德·格诺(Raymond Queneau)的《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三卷本,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3:1290-1291]
实际上，除了佛克马以外，不少欧美的汉学家也感觉到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对中国文学在世界上传播的不利因素，甚至一些长期从事西方文学和理论研究的主流学者也开始重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了。例如，我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勒就在清华大学公开演讲中声称：“假如我年轻二十岁的话，一定要从学习中国的语言开始。”因为对他来说，通过翻译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掌握其真谛的。稍微年轻的一位朋友、至今仍持有印度护照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则干脆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从二○○二年起就旁听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课程，并且尽可能地参加各类汉语考试。而佛克马却得天独厚，年轻时就掌握了汉语，因此他认为，在一部有着更多读者的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化地位这一事实，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地位的描述是失之偏颇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如同一个幽灵，始终萦绕着西方文学史家们的记忆，甚至在描述世界文学时他们也不愿放弃这一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因此，对于佛克马等有着开阔的世界主义胸襟和比较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来说，采取一种二元论的分类法倒是颇为适当的。
现在，我要告慰佛克马的是，在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于今年六七月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世界文学的兴起”国际研讨会，并在北京大学开办了首期世界文学暑期学校。佛克马虽然再也不能前来为新一代学子授课，但他的著述已经成为重要的参考书。我想，我们在迎接世界文学时代真正到来之际，更应该缅怀各位为之毕生奋斗的先驱者，其中，杜威·佛克马的身影将显得愈益突出和令人难忘。
在翻阅完佛马克教授的新著《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后，我顿时感觉耳目一新。正如师兄张隆溪所言，该书“信息量很大，理论成熟，且文字优美，它将对任何对思想史、比较文学和东西方跨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具有感染力”。我认为这是比较准确到位的评价。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佛克马著，季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35.00元；Douwe Fokkema, 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杜威·佛克马是荷兰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早年毕业于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获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任二等秘书、文化参赞等职。任职期满后长期积极投身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并曾出任过该系系主任兼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一九九六年退休后任乌德勒支大学荣休教授。佛克马很早就参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领导工作，曾长期担任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等职，最后任职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佛克马学识渊博，几乎可以用欧洲所有主要的语言阅读，并用英、法、德文和荷兰文写作。他也通晓中文和俄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颇有建树。
我和佛克马相识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就在那次会议上，担任大会秘书长的乐黛云教授引荐我认识了佛克马，并叮嘱我把用中文发言的学者的主要观点翻译给他。那次会议后，我便和佛克马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他得知我在南京一所大学教授公共英语，便鼓励我继续深造，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临分别时，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为我写推荐信。但后来我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放弃了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转而报考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佛克马的老朋友杨周翰教授。
一九八七年七月，当我们在西安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再见面时，佛克马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叫出我的名字。我们在互致问候后，他亲切地对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佛克马教授”了，就叫我“杜威”吧。当他听说我已师从杨周翰攻读博士学位时十分高兴，鼓励我努力学习，为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做出贡献。他还关切地问道：“你完成博士学业后打算怎么办？”我想了想随便地问：“当然希望到欧美去深造了，但不知能否如愿？”他随即希望我完成博士论文后立即告诉他，他可帮助我前往欧洲从事博士后研究。一九九〇年，在身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佛克马和他在乌德勒支大学的同事伯顿斯的大力推荐下，我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博士后基金，前往佛克马任教的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合作导师就是为我争取到这笔研究基金的佛克马教授。可以说，正是在欧洲度过的那一年里，我收获颇丰，不仅掌握了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的技能，而且还遍访了欧洲名校，在那里做了十多次演讲。此外，我对佛克马的学术思想和为人也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难忘的事情有很多，其中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当我把在欧洲一些大学的演讲稿写成一篇论文交给他时，他立即判断，这篇文章的发表将有助于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于是建议我先将初稿在乌德勒支大学的一个小刊物上发表，然后修改扩充后投寄给欧美的顶级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他告诉我，他七十年代中期曾将自己博士论文中的一章修改后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该刊，从此便奠定了他在文学理论界的地位。虽然我后来几经周折，对文章做了多次修改，最终于一九九三年方才发表于《新文学史》上，但正如他所说，我后来不断接到欧美各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或在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还有一些刊物主编直接约请我为其编辑关于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方面的专辑。可见名家的指点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综观佛克马一生的著述，我们不禁惊异地发现，他最早的著作《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一九五六——一九六○）》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在一个广阔的比较文学语境下探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想。经过四十多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这部专著已被公认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而他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的力著，该书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考察了乌托邦小说在中国和西方各自所具有的独特性，从而解构了国际学界在乌托邦研究方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我认为，把中国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下来考察，应该是佛克马的主要建树之一。而他的另两方面建树则分别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研究和世界文学与经典的重构上。
在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不仅突破了早先的欧洲中心主义之局限，而且大胆地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世界，但他的这种宽阔的理论视野是在了解到后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和流变之后逐渐形成的。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变形无疑对他产生了某种启迪作用。在此回顾一段几近湮没的历史是有意义的。
佛克马对我的最大影响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上。早在一九八七年的西安会议上，他就送给我一本他与伯顿斯合编的专题研究文集《走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我读后茅塞顿开，立即决定在撰写博士论文之余将其译成中文。一年后，他应我邀请为该书中译本撰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中，他是这样说的：“在讨论文学思潮——或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文化生活潮流时，我们必须首先确立它们的地点、时间和社会认可性。确实，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它起源于北美洲的文学批评。”因此在他看来，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也大多在那里进行。他一方面承认后现代主义并非欧洲土壤中产出的，但同时又对之做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界定：“也许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说来，‘后现代’这一术语现在也用于一些生活水准较高的东亚地区，例如日本或香港地区，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仍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文学传统……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模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显然，这与他更早期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由于他经常引用和分析的文本大多是欧洲的文学作品，因此他常常被一些美国学者称为“欧洲中心主义者”，国内也有少数学者持这种看法。而他自己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他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指出，有些美国学者自以为多么了不起，但他们除了懂自己的语言外，既不懂其他欧洲语言，也不懂俄语，更不懂中文，怎么能研究比较文学呢？而这些语言恰恰都是佛克马所掌握并能运用的，我在阅读他的第一部专著时，发现其中的中文引文大多出自中国的报刊杂志，而对苏联文艺界领导人著述的引用也大多出自俄文。而单从这一点来看，认为他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者实在是不公平的。
一九八三年春，佛克马作为伊拉斯莫斯讲座演讲者赴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三场演讲：“国际视野中的文学史”，“现代主义的预设：纪德、拉波、托马斯·曼、特·布拉克和杜·佩隆作品中的文学成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诸种不可能性：博尔赫斯、巴塞尔姆、罗伯-格利耶、赫曼斯及另一些作家的作品中的成规”。在这三场演讲中，他确实从文学成规和文化代码的角度对作为文学史现象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第三个讲座的结语里，他竟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后现代主义对想象的诉求在伊凡·丹尼索科维奇的世界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合时宜的。中国人有一句寓言也许可以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衍生出来，叫做‘画饼充饥’。然而，在中国语言的代码中，这种表达有着强烈的负面意义。因而有鉴于此及另一些原因，在中国赞同性地接受后现代主义是不可设想的。”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文革”前的中国文学了解太多而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而得出的偏颇结论吧。我随即就此写信和他商榷，并向他提供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走向。
一九八九年十月，他在接到我向他说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得到不少作家的赞同性接受的信后，出于一位严肃学者追求真理的良知，他面对这一现实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他与伯顿斯商量后立即决定帮我申请博士后基金，邀请我赴荷兰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并要我为他和伯顿斯合作主编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撰写一章，题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先锋小说的个案”。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学术风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是令人钦佩的。后来，我浏览了这套由二十四卷组成的比较文学史巨著，惊异地发现，只有他主编的后现代主义分卷辟有专章讨论中国文学，可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啊！正是在佛克马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编史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才逐渐被打破。
上述只是佛克马关注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退休的佛马克在完成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重大项目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了，首先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的就是当代先锋小说。在二○○五年八月于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已经身患癌症并做过化疗的佛克马应邀赴会，并做了题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大会发言，后来应我邀请将发言稿稍做修改后收入我为美国的文学史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编辑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辑。在那篇论文中，佛克马通过细读和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王朔、余华、韩少功和海男等人的小说，颇有理论敏感性地做出了理论总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学中是同时出现的，其中先锋派作家们更为偏好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是如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共存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地位较之其西方同行则更为强大，因为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种迟缓了的发现和实践……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一种反动，因此在这方面，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竞争者，倒不如说更是同盟军。”在具体的文本分析方面，他在仔细阅读了余华、韩少功和莫言等人的小说后总结道：“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是‘后现代主义者’。”因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产生自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并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叙事特征”。他认为，只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才能更为全面地修正世界文学经典，反映世界文学发展的全貌。如果说，当年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所提出的“理论旅行”只强调了理论从中心向边缘的单向度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佛克马已经又往前走了一步：他通过考察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对出自西方的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使之更具有普遍性。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不无启迪意义。
对于近十多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兴起的全球化和世界文学这两个前沿理论课题，佛克马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世界文学问题，他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所涉及。在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佛克马应我邀请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在对全球化的一片批判和欢呼声融为一体的氛围中，他的态度尤为冷静，他更为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他在详细阐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时指出：“在一个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同一化所产生的后果威胁的世界上，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可得到广泛的响应。”他认为，“强调差异倒是有必要的”。他在会上发出的一个不同声音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他在回顾了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之不同内涵之后指出：“应当对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概念加以界定，它应当拥有全人类都生来具有的学习能力的基础。这种新世界主义也许将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与全球责任相关并尊重差异的成规。既然政治家的动机一般说来是被他们所代表的族群或民族的有限的自我利益而激发起来的，那么设计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创意就首先应当出于对政治圈子以外的人们的考虑，也即应考虑所谓的知识分子。”
就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内涵，他进一步指出：“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毫无疑问，此时的佛克马已经不仅超越了过去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局限，甚至在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他凭借自己丰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回顾道：“在中国传统中，历史的层面主导了地理上的分布。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据一种文化模式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野蛮人中的话，儒家人性的原则也会适用。中国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直到本世纪才受到若在欧洲便以文化相对主义之名义发展的那些观念的挑战。佛教禅宗这另一个伟大的传统也像儒家学说一样具有普遍主义特征。”应该承认，在西方主流学界，能有如此开放的胸襟和宽阔视野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想到这里，我不禁更加怀念这位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他的离世使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同时我本人也失去了一位恩师和挚友。
在世界文学研究中，这位来自小民族荷兰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汉学家尤其注重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普世价值，他在阐释世界文学的二重性时同时强调了其普世性和相对性：没有前者的话，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学都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文学；而没有后者的话，世界文学就将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成为西方文学的有限扩大版。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是，佛克马在为我参与主编的《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撰写的“世界文学”条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世界文学名义下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的不公正分布：
雷蒙德·格诺(Raymond Queneau)的《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三卷本,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3:1290-1291]
实际上，除了佛克马以外，不少欧美的汉学家也感觉到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对中国文学在世界上传播的不利因素，甚至一些长期从事西方文学和理论研究的主流学者也开始重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了。例如，我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勒就在清华大学公开演讲中声称：“假如我年轻二十岁的话，一定要从学习中国的语言开始。”因为对他来说，通过翻译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掌握其真谛的。稍微年轻的一位朋友、至今仍持有印度护照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则干脆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从二○○二年起就旁听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课程，并且尽可能地参加各类汉语考试。而佛克马却得天独厚，年轻时就掌握了汉语，因此他认为，在一部有着更多读者的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化地位这一事实，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地位的描述是失之偏颇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如同一个幽灵，始终萦绕着西方文学史家们的记忆，甚至在描述世界文学时他们也不愿放弃这一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因此，对于佛克马等有着开阔的世界主义胸襟和比较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来说，采取一种二元论的分类法倒是颇为适当的。
现在，我要告慰佛克马的是，在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于今年六七月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世界文学的兴起”国际研讨会，并在北京大学开办了首期世界文学暑期学校。佛克马虽然再也不能前来为新一代学子授课，但他的著述已经成为重要的参考书。我想，我们在迎接世界文学时代真正到来之际，更应该缅怀各位为之毕生奋斗的先驱者，其中，杜威·佛克马的身影将显得愈益突出和令人难忘。
在翻阅完佛马克教授的新著《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后，我顿时感觉耳目一新。正如师兄张隆溪所言，该书“信息量很大，理论成熟，且文字优美，它将对任何对思想史、比较文学和东西方跨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具有感染力”。我认为这是比较准确到位的评价。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佛克马著，季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35.00元；Douwe Fokkema, 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