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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由于中条山根据地对防守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不愿轻易放弃。中条山以北、以东，又都靠近中共的武装根据地，在日军大举进攻，眼看中条山不保的情况下，蒋病急乱投医地想到了请中共帮忙，却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军誉、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挟，结果就弄成了左右不讨好的局面。简单地说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想要“一石二鸟”，或借机“消耗其实力”，或借机“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恐怕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未能实际上配合的原因邓文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是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像毛泽东当年不主张太快出动军队上前线，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正面战，甚至不主张集中作战等，表面上他强调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国民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实际上，却是因为他注意到当时党领导下的三四万部队是中共革命最后的本钱。在他看来，如果贸然将这几万部队送到抗日的战场上，轻易地在与优势的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损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实后来也证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1937年9月25日新编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队，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关口前受命伏击日军的辎重队和汽车队，一战就损失了1/10，且伤亡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征过来的团、营、连、排干部。《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如果继续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军正规部队展开正面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此认识到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意义。包括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前总的领导人，平型关战役后也还是相信，即使对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强的日本第五（板垣）师团，如果在山地，还是有打胜仗的条件的。《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2月。
直到1940年秋冬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思想才彻底地转变了过来。
“百团大战”的起因是因为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加强了进攻，使华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开始恶化。彭德怀力主要给日军以还击，结果是，两个月破袭战打下来，仅一二九师就损失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损失都在半数以上。而且，日军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根据地变得更小、更困难了。而且，不服输的彭德怀在野战中也亲历了消灭日军正规部队的不易。
1940年10月底，即“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又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根据日方资料考证，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
对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并不很赞同，只是出于击破国民党骂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宣传的目的，配合前总在公开讲演中表示过肯定。但随着1940年11—12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发动、“百团大战”显露出来的问题，再加上紧接着发生的皖南事变和国共关系恶化的情况，毛泽东随后不止一次地对“百团大战”提出过批评。尤其是1941年春开始，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华北八路军的实力，部队受到过多的损失，并引来日军异常残酷的大扫荡，各个根据地严重缩小，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军事上的预见性及其策略的意义。前总朱德和彭德怀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并陆续作了自我批评。
由上可知，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时，除了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还严重地互不信任，许多遗留问题都未解决，关系难以缓和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华北八路军刚刚遭遇过“百团大战”的失利，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任何进一步刺激日军转向八路军的作战行动，都很难、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因此，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发生前的5月5日找到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时，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涉自然不会是顺利的。
依据当时的电报可知，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就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配合的消息。像以往处理类似问题一样，毛泽东的回答是很策略与灵活的，其答复是：“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进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这里答“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云云，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是为抗战而求助于中共，自诩抗战最彻底的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拒绝的道理与可能；二是国民党“游而不击”的批评以及苏日条约给中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都要求中共不能简单地因不信任国民党而忽略国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毛回电的核心之点，是在四项要求上，并非在“不成问题”上。 5月9日，周再电毛，汇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谈话情况，称刘为章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刘为章的话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当即愤然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
这里，“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进一步印证了毛前日回电的关键所在。
注意到国民党的“激将法”，毛泽东马上与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商量了应付的办法。中共中央当天将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电告了前线将领，说明：“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敌）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毛泽东在电报指示中说明：“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在这里，“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是毛泽东这时对“不成问题”的“配合作战”的具体考虑。当然，毛并不反对采取一定的作战行动，但他明显不主张部队向外采取进攻性的、直接配合中条山战役的作战行动，而是特别说明，这种配合应“按当地情况许可”，以“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为条件。只是“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所谓接近豫陕地区，指的是晋西南，即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黄河以东的区域。要求部队在这个地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与其说是配合中条山战役，不如说是毛注意到日军有渡河攻陕的危险，因而要求注意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和巩固。
5月10日，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彭德怀，也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由于卫立煌与中共有特殊关系，因此，毛泽东专门针对卫电指示彭德怀，告诉彭如何妥善应对。他要求彭在回复卫立煌时，应“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在这里，仍可清楚地注意到毛泽东“配合”的主要着眼点，可以准备作战，但作战目的为的是巩固自身根据地，在其他区域虽也可一并做一计划告诉卫，事实上却“只做样子，不应实施”。
这一天及11日，周恩来接连来电汇报刘为章及蒋介石谈话内容。同时，周亦转告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劝告，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说非如此不能争取民心，且如此还可乘机向蒋要饷。《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毛泽东得知崔可夫也出面干预，更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要他转告崔可夫说：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度告诫说：“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考虑到不打一下不能平息各方疑问，毛泽东这一天首次提出了针对中条山战役作一配合的建议。他提出：“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但他的关注点也仍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有关。他说明：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飞机亦有增加，并备有皮船多只，扬言渡河，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西安人心惶惶，正疏散和转移中。故“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这个时候，国民党及中间派的批评质疑已经沸沸扬扬，毛泽东因此特别注意到加强宣传策略的运用了。他专门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请“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他同时也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058页。。
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很快就进入到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也已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而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5月16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彭德怀制定好了配合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在晋东南加以“配合”，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仍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解释了目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所在。 电报称：“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等指示称：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特别附上了周恩来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正是在此方针下，华北八路军的部署是，主力休整，以一部相机配合友军作战。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有组织的抵抗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八路军虽有一部之配合计划，但并未实际发生战役配合的作用。
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国民党方面自然会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见《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第1版。。但中共中央这时对日军事方针已定，因此除多发战报、着力影响舆论外，并不为所动。
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军事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
结语紧接着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民党呢？
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未能实际上配合的原因邓文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是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像毛泽东当年不主张太快出动军队上前线，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正面战，甚至不主张集中作战等，表面上他强调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国民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实际上，却是因为他注意到当时党领导下的三四万部队是中共革命最后的本钱。在他看来，如果贸然将这几万部队送到抗日的战场上，轻易地在与优势的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损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实后来也证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1937年9月25日新编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队，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关口前受命伏击日军的辎重队和汽车队，一战就损失了1/10，且伤亡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征过来的团、营、连、排干部。《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如果继续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军正规部队展开正面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此认识到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意义。包括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前总的领导人，平型关战役后也还是相信，即使对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强的日本第五（板垣）师团，如果在山地，还是有打胜仗的条件的。《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2月。
直到1940年秋冬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思想才彻底地转变了过来。
“百团大战”的起因是因为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加强了进攻，使华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开始恶化。彭德怀力主要给日军以还击，结果是，两个月破袭战打下来，仅一二九师就损失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损失都在半数以上。而且，日军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根据地变得更小、更困难了。而且，不服输的彭德怀在野战中也亲历了消灭日军正规部队的不易。
1940年10月底，即“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又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根据日方资料考证，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
对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并不很赞同，只是出于击破国民党骂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宣传的目的，配合前总在公开讲演中表示过肯定。但随着1940年11—12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发动、“百团大战”显露出来的问题，再加上紧接着发生的皖南事变和国共关系恶化的情况，毛泽东随后不止一次地对“百团大战”提出过批评。尤其是1941年春开始，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华北八路军的实力，部队受到过多的损失，并引来日军异常残酷的大扫荡，各个根据地严重缩小，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军事上的预见性及其策略的意义。前总朱德和彭德怀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并陆续作了自我批评。
由上可知，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时，除了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还严重地互不信任，许多遗留问题都未解决，关系难以缓和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华北八路军刚刚遭遇过“百团大战”的失利，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任何进一步刺激日军转向八路军的作战行动，都很难、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因此，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发生前的5月5日找到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时，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涉自然不会是顺利的。
依据当时的电报可知，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就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配合的消息。像以往处理类似问题一样，毛泽东的回答是很策略与灵活的，其答复是：“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进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这里答“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云云，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是为抗战而求助于中共，自诩抗战最彻底的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拒绝的道理与可能；二是国民党“游而不击”的批评以及苏日条约给中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都要求中共不能简单地因不信任国民党而忽略国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毛回电的核心之点，是在四项要求上，并非在“不成问题”上。 5月9日，周再电毛，汇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谈话情况，称刘为章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刘为章的话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当即愤然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
这里，“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进一步印证了毛前日回电的关键所在。
注意到国民党的“激将法”，毛泽东马上与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商量了应付的办法。中共中央当天将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电告了前线将领，说明：“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敌）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毛泽东在电报指示中说明：“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在这里，“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是毛泽东这时对“不成问题”的“配合作战”的具体考虑。当然，毛并不反对采取一定的作战行动，但他明显不主张部队向外采取进攻性的、直接配合中条山战役的作战行动，而是特别说明，这种配合应“按当地情况许可”，以“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为条件。只是“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所谓接近豫陕地区，指的是晋西南，即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黄河以东的区域。要求部队在这个地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与其说是配合中条山战役，不如说是毛注意到日军有渡河攻陕的危险，因而要求注意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和巩固。
5月10日，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彭德怀，也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由于卫立煌与中共有特殊关系，因此，毛泽东专门针对卫电指示彭德怀，告诉彭如何妥善应对。他要求彭在回复卫立煌时，应“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在这里，仍可清楚地注意到毛泽东“配合”的主要着眼点，可以准备作战，但作战目的为的是巩固自身根据地，在其他区域虽也可一并做一计划告诉卫，事实上却“只做样子，不应实施”。
这一天及11日，周恩来接连来电汇报刘为章及蒋介石谈话内容。同时，周亦转告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劝告，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说非如此不能争取民心，且如此还可乘机向蒋要饷。《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毛泽东得知崔可夫也出面干预，更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要他转告崔可夫说：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度告诫说：“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考虑到不打一下不能平息各方疑问，毛泽东这一天首次提出了针对中条山战役作一配合的建议。他提出：“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但他的关注点也仍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有关。他说明：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飞机亦有增加，并备有皮船多只，扬言渡河，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西安人心惶惶，正疏散和转移中。故“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这个时候，国民党及中间派的批评质疑已经沸沸扬扬，毛泽东因此特别注意到加强宣传策略的运用了。他专门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请“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他同时也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058页。。
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很快就进入到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也已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而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5月16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彭德怀制定好了配合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在晋东南加以“配合”，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仍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解释了目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所在。 电报称：“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等指示称：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特别附上了周恩来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正是在此方针下，华北八路军的部署是，主力休整，以一部相机配合友军作战。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有组织的抵抗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八路军虽有一部之配合计划，但并未实际发生战役配合的作用。
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国民党方面自然会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见《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第1版。。但中共中央这时对日军事方针已定，因此除多发战报、着力影响舆论外，并不为所动。
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军事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
结语紧接着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民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