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京、重庆、成都等不少城市都有地名“菜市口”，唯有北京菜市口故事最多。
　　辽代京城有八个城门，东面自南向北是“安东”“迎春”二门，菜市口位于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城廓扩大，东面自南向北有“施仁”“宣耀”“阳春”三门，菜市口地处施仁门内的丁字街；元代时，菜市口一带成了大都城（现今内城）城外西南的地域；明代开始成为京城有名的蔬菜市场，时称菜市街。
　　清代把已经很繁华的菜市街更名菜市口，并将其当作处决犯人的刑场。“推出午门斩首”就是拉到菜市口砍头，所以菜市口曾是“刑场”和“砍头”的代名词；同治皇帝的顾命大臣爱新觉罗·肃顺和“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人，均在此地成了刀下鬼。
　　北京的城门各有各的主要功能，正阳门东侧的崇文门进酒车，俗称“酒门”；而西侧的宣武门出囚车，故称“刑门”和“死门”。每年秋天，都察院、刑部和九卿等共同会审犯人，被判秋后问斩者，一律在冬至前处斩（秋决）。
　　处斩前夜狱吏通知犯人，并送来“辞阳饭”。行刑日天亮前，囚车拉着死囚出宣武门直奔刑场。
　　路过宣武门外一家“破碗居”时，犯人有权要求停车喝酒。这家酒馆把烈性白酒与黄酒混合增加酒力，犯人喝了酒多呈醉酒状。
　　明永乐三年（1405），医学家丁鹤年创建的药店“鹤年堂”在菜市口开业；嘉靖二十四年（1545）严嵩做宰相时为其重写了匾额。
　　刑场的位置就在鹤年堂药店对面的铁门胡同南口马路上，每次行刑前一天，鹤年堂门前搭席棚，店门口设置监斩官的座位，座位前是摆着朱墨、锡砚和笔架的长桌，笔架上放着与犯人数字一致的新笔。
　　犯人送到刑场后由东往西排列，行刑者执“鬼头刀”砍下人头，一一提到监斩官面前，监斩官拿笔在头上点一下，然后挂在街心木桩上示众。
　　尸体运走后，用黄土覆盖血迹，次日清晨菜市恢复交易，熙熙攘攘如常。
　　那时，鹤年堂药店制作一种麻醉药“鹤顶血”，吃了全身麻木，痛觉消失，所以在刑前家属给犯人买“鹤顶血”服下，故此有歇后语：“到鹤年堂讨刀伤药——死到临头。”
　　当年药店掌柜王圣一对六君子十分敬重，行刑前从坛中取出“鹤顶血”分发给六君子，六君子肃然而立，无一人接受。
　　菜市口不仅是清代的刑场，明清两代不少名人也与这一带有关，诸如严嵩、杨椒山的宅邸，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刘光第、谭嗣同、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故居，秋瑾任教的女学堂，以及湖南、中山、绍兴等多个地方会馆。
　　如今，由于路面向南北拓宽，在一个残存的破旧胡同，如果没有住户的门牌号，很难认定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铁门胡同。胡同南口对面的鹤年堂已向南移，现已发展成为“鹤年堂中医医院”和“鹤年堂中药研究院”，鹤年堂分店遍及京城各地；其他历史遗迹已被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所吞没而难以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