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触龙说赵太后》是“说”体文的艺术典范，我以为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说（shuì）”是一种劝服的行为，它的对象是人，目的是要人接受某种道理或者主张，所以说，“说（shuì）”要做的是人的工作，工作重点是人而非理。诚然，说服人是要讲道理的，说(shuì)是目的，说(shuō)是手段，目的手段合二为一，就可知“说（shuì）”这种劝说方式更侧重的是要讲情理。道理与情理，一字之殊，其意其效却相差千里。有的时候，情理的作用大于道理。《触龙说赵太后》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原因何在？道理常常给人硬性的、冷冰的、不容分说与辩驳的森严感。而情理，虽说也不乏理在，但情字当前，即使是对理的穿越，也是在情的导引下进行的，它首先表现的是对人的尊重与尊敬，其次才是是是非非、得失利害之类的东西。所以，道理常常与“论”来联姻，情理往往同“说（shuì）”结缘。又因为“说（shuì）”与“论”同中有异，容易混淆，所以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不妨先就“论”与“说”进行一番小小的文辞辨体工作。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一章中辨析“论”与“说”的区别时说：“述经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也。”阐释经书、说明道理的叫论。论就是条理，道理说得条理分明而又没有差错，圣人的原意就不致丧失。从前孔子的精妙之语，由他的学生追记下来，因谦虚而不敢称之为经，就称为《论语》，后来各种论的立名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说是就喜悦，说字的右边是兑字，兑（在《易经·说卦》中）作口舌讲，所以，说要使人高兴；但过分地讨好人就变得虚伪，所以，（《尚书·舜典》里说）舜对奉承的话感到吃惊。好的说辞，比如伊尹讲调味取得商汤的信任，从而使商代兴盛起来了；姜尚讲钓鱼取得了周文王的信任，从而使周代兴盛起来了。到了春秋，烛之武劝说秦国退兵，解除了郑国的危难；子贡到齐国劝说齐国放弃攻打鲁国，保全了鲁国：这都是好的说辞产生的效果。
　　这自然是从发生学的角度，从“论”与“说”的源头上来讲的。“论”是从诸子的学术文章而来的，“说”是从策士游说之词来的。周振甫在讲到“论”与“说”区别的时候，援例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析殊辨异道：“从不忍人之心推到实行仁政，传播儒家理论，就这方面说是‘论’；而引用齐宣王不忍杀牛的故事来劝他施行仁政，话说得很动听，使齐宣王听得很高兴，就这方面说是‘说’。”（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4页）这是从侧重点来讲的。“论”偏重分条缕析讲道理，“说”更注重讲究技巧。无论是刘勰的辨体，还是周文的例解，都为我们考查“说”的性质及要求提供了一个视角：“说”要讲究技巧，要能悦人，方能奏效。
　　如何才能“说”的悦人呢？触龙给我们的启示是，比技巧更重要的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能站在听话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做到以情动人。这就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了，而是一个工作态度，或说情商的问题。在生活中，当涉及到做人的工作，特别是要提出异议，或者要批评人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或先或后要捎一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之类的格言警语来为自己的“刀子嘴”张本。道理也许不错，但对话的效果如何，则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依赖许多其他的诸如对方的胸怀、谈话的情势以及双方的地位差势等许多因素。最理想的情形，自然是既能做通工作，又能顾及到对方的感情和自尊。能这样行为处事的人应该是一个与人为善而又善于为人着想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情商高的人。面对同一个工作对象，情商高的人去做劝说的工作，成功的机率就要大得多。道理很简单：谁会拒绝一个与人为善而又善于为人着想的人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触龙说赵太后成功的原因更多是在“情”而非在“理”上。因为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大义，以及“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之人，必不能逃脱“近者祸及身，远者祸及子孙”厄运的道理，赵太后又何尚不知。即使一时糊涂，也是因为情感的因素而疏义悖理，而欲使其恢复“理智”，也必须先廓清其情感的迷雾。而在触龙说赵太后之前的各位大臣，之所以会遭遇太后“唾其面”的尴尬，看来也并非输在“理”上，而是输在“情”上。
　　有时候，怎么说可能比说什么更重要，特别是在内容一定、回旋空间不大的时候。
　　让我们来看一看文本究竟是怎样给我们展示这一点的吧。
　　第一节文字三句话，交待“左师触龙愿见太后”的背景。构句短促，用语急促，节奏紧凑，很好地再现了当时赵国王室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为太后的失言（“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和“盛气而揖”触龙的失态构建了内在的情理逻辑。史家并没有因为要突显触龙就矮化赵太后，而是客观又不无同情地记叙了作为国君新死，孤儿尚小，自己不得不走到政治前台的太后所面临的危机：“新用事”（刚掌权，没有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偏偏屋漏又逢连天雨（“秦急攻之”，赵国面临外患；“求救于齐”，友邦又趁人之危，“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孤儿寡母百事哀，疑窦丛生，也不无情理，“太后不肯”，并不令人意外。而“大臣强谏”，则多少有些逼宫的意味。太后“有复言令长安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的恶言，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脱口而出的。这样一个简短的开头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坛新手面对危机时的茫然不知所措，一个女人的感情用事，一个母亲的护犊之情。也许，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这样一个历史的现实，给触龙重启长安君质齐求赵的话题，几乎已经毫无机缘，而触龙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在太后面前的。
　　话虽如此，但作为退出政坛的“老臣”，在劝说太后履职，打破国内君臣相持不下的僵局，进而缓和与友邦的关系，最终达到纾解国家危机的目的这件事上，触龙与那些当权用事的大臣相比，多少是有些优势的，触龙的成功首先就是因为他利用了这一优势，为重开话题创造一个机会。俗话说，老臣旧谊，本身就有摆脱权力干系之后的单纯，此其一；无危政之心与力，此其二；老臣历事多，老于人情，老于世故，懂得政治就是妥协，只有妥协方能坚持的策略。
　　所以，面对太后的“盛气而揖之”，触龙从容“徐行”。见面之后，家长里短从自己的病足说到惦记太后的身体：“老臣病足……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从关心太后的身体到询问太后的饮食：“日食饮得无衰乎？”进而现身说法，劝太后加强锻炼，增加饮食，增强体质：“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正是这样一番体贴入微的关心，才消除了太后先前的敌意：“太后之色少解。”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非理所致，实情为之。
　　谈话气氛的缓和，是深入话题的前提。在这里，与其说触龙的迂回有术，还不如说他是“老马识途”，深知太后年老体衰，怜子心切。这两者之间天然的因果，自然构成了上下话题的承启关系。如果说话题的展开是由体衰的情景“信手拈来”，多少给人一种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俗套”不谋而合，邂逅的机巧，实属合情投机的话，那么，下面的“怜子”之议，就不能不说是因为“动言中务”，话语极其中肯而感动了太后。触龙说：“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他的“没死以闻”，请求太后在自己“未填沟壑”之前，给自己尚感未成年的小儿子一个保卫王宫的差事的陈情，不仅得到了太后的允诺，而且成功地引导太后参与到自己预设的话题中：给长安君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但触龙没有立刻正面接触主题，而是通过太后对待长安君与燕后态度的比较，赞扬太后“送燕后”的智慧：“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祭祀必祝之，‘必勿使返’”，引导太后反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进而，引导太后重温故赵王室诸侯子孙兴废祸福的历史，启发太后对现在“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做法的思考。这样一番道理不是从如何解赵国燃眉之急的角度展开，而是从为长安君长远打算这一关怀角度生发开去的。所以，正是依托了情感这一强大的助力，事理才真正释放了他真理的威力，没有坚实的情理作为基础，就不会有太后“诺。恣君之所使之”的慷慨。
　　
　　[作者通联：湖北水果湖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