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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专栏文章我们介绍了邵氏家族的发展轨迹，虽然邵逸夫父亲邵镛创立的锦泰昌颜料号在上海小有名气，但他的儿子们却无意继承。而令邵氏家族名扬四方的，却是其子和他们创立的影视事业，其中又以邵逸夫——最为显赫。1958年邵逸夫与兄长邵山客共同拨出部分家族财产，在新加坡创立了“邵氏基金”，主要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教育和医疗慈善公益事务。1973年，邵逸夫创立“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之后又成立了“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这成为其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两驾马车。由于名下财富及慈善基金中资产的不断增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邵逸夫的捐献显得更加慷慨和激进，兴建了无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医学大楼、健康中心、图书馆、文娱中心、中小学校等等。在中华大地，无论高等院校或是中小学校，“邵逸夫”的名字几乎随处可见。
慈善传奇的先天优势
无论是范仲淹、盛宣怀、何东，乃至更多其他乐善好施的华人，他们虽然热忱推动慈善事业，竭尽全力捐献慷慨，但基本上都表现出社会学家费孝通（1991）所說的“差序格局”的特点，即以强烈的血缘或地缘为基调，慈善义举的方式都是先家族宗族，后邻里乡党，然后再扩散到社区、社会，极少能够从不分宗族、国家与种族的大爱出发。其次，受社会与物质条件的制约，他们的慈善义举，绝大多数都停留在扶弱助寡、抚老恤孤的救济减灾，很少能够脱离物质层面，走向更高层面的精神弘扬和价值追求。邵逸夫则在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先河，将中国的慈善公益推向全人类。
在中国慈善历史上，为什么邵逸夫能够实现前无古人的突破呢？我们在多个外部环境因素中似乎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原因，也可以作为值得探讨的方向：其一是他个人的人生阅历极其丰富，并且享寿绵长;其二是其财富日丰，在大量捐献后仍在不断增长;其三是他的足迹遍及中国沪港以及南洋等地，其个人所具有的世界视野，他不仅具企业家不断创新求变的精神，而且能够不断地挑战自我;其四是邵氏家族传承问题似乎早有定案，不用为遗留巨大财富而烦恼。
另外，虽然在电影电视界出类拔萃且财力雄厚者不少，例如跟邵逸夫同时代，在上期文章中我们提及的陆运涛和利孝和——陆运涛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的掌门人，1964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利孝和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TVB）首任董事局主席——他们都因寿命较短而壮志未酬，因而将某些大好发展机会留给了邵逸夫。另一方面，很多富豪的身家事实上都比邵逸夫多，但他们有其他不同想法与计划，所以未能在慈善上挥洒自如、独树一帜。当然，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时刻创新求变企业家精神的亦大有人在，但其志不在慈善，捐献只是出于某种应酬或勉强为之的心态，自然亦难有突破。至于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在家族传承的问题上，因为不少大家长进入暮年之时，难免要为子孙辈如何传承接班、如何避免争家产，以及防止家业败落而伤脑筋，但邵逸夫的子孙多属专业人士，似乎不热衷于接掌家族企业，因而这些问题并没有给邵逸夫造成相应的压力。
突破性的邵逸夫奖
正因为具备了以上各项重要条件——或者反过来说是因为不存在以上种种问题或矛盾，在邵逸夫年过90之后（恰好是在香港回归之后），邵逸夫对慈善公益事业的看法，显然有了更为豁达和超然的胸怀，因而他可以摆脱传统或过去的条条框框或局限，从立足香港、心怀桑梓，走向不分宗族、国家与种族的大同世界。其更具体的实践，则是在经过一番规划与筹备后，在2002年宣布仿效诺贝尔奖的做法，创立“邵逸夫奖”，该奖项的目的在于推动及奖励那些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以及在数学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士，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丰富人类精神文明（邵逸夫奖网站）。
由于这个奖项既填补了诺贝尔奖的不足，又委任了具有国际地位与国际权威的专家学者担任评选委员会，而且给予了全权独立决定，评审只按学术成就与为人类作出项献的不二标淮，不渗入其他因素进行评选，加上下VB的全力配合和大力宣传，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与努力，终于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可，并赢得了“东方诺贝尔奖”的美誉，不但令邵逸夫的名字更加蜚声国际，而其镌刻在奖牌上的头像，也可以更好地实现最初他心目中塑造“铜像”的目标。
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是，自创立并于2004年颁发第一届奖项至2016年的13年间，邵逸夫奖总共颁发了40个奖项（基本是每年3个奖项——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各一个，2004年的生命科学与医学颁出两个奖），每个奖项的得主不一定只有一人，有时有两至三人不等，所以13届中产生了71位得奖者。若按得奖者的国籍进行简单统计，美国籍最多，有42人（其中有3人为美籍华裔），其余依次为英国（12人）、德国（3人），加拿大、俄罗斯、法国、日本和中国，则各有2人;瑞士、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希腊则各有1人（邵逸夫奖网站）。
邵逸夫奖的另一个突破点，是该奖项的设立也表明其慈善公益的努力方向，不再是像传统观念那样只着眼于扶贫恤孤、助弱抚寡，或是修桥筑路;也不只是资助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弘扬文化艺术等等;因为这些层面的社会服务，在强调公民权利的现代社会，政府已经承担了绝大部分基本的社会福利与服务，从而促使那些具有远大目标的施善者——比如慈善信托、慈善基金，朝向更高远的目标，去宣扬人性光辉、鼓励和平友爱与丰富人类精神文明。显然邵逸夫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创立邵逸夫奖以支持更高层次的慈善公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做法远远超越了范仲淹、盛宣怀和何东等人的胸襟和视野。
慈善背后的财力后盾
在设立邵逸夫奖以弘扬人类文明并推动更高层次追求之际，邵逸夫的人生、事业和家族也进入另一个重大变革阶段，邵逸夫在设立奖项不久（2006年）即跨过了百岁高龄，他在随后的数年里又采取了更多备受关注的重大举措：包括将家族旗舰企业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私有化、出售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控股权，以及出售多个核心物业投资项目如邵氏影城物业及地皮、文华戏院物业及地皮、宝声戏院物业及地皮和翡翠明珠广场及地皮等。其背后所反映的最大特点是，除了个人及家族决定淡出企业运营，便是减少参与经营管理，甚至宁可将企业变现。其中一个说法，是其子孙后代没兴趣接掌香港的庞大业务（《新浪网》，2014年1月8日）。 由于邵氏基金持有较高比例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股份，也间接拥有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及其他多项物业投资的权益，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私有化，以及出售以上各项产业的重大投资，自然令邵氏基金的财力迅速增加。而邵逸夫更是在变现后，将其中很大比例的资金注入到邵氏基金之中，因而令邵氏基金有了更大的财力后盾，可以在慈善事业上作出更多贡献。
完成了各项人生最后阶段的部署与安排的邵逸夫，于2014年1月7日走到了人生尽头，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106岁（《明报）），2014年1月8日;南华早报，2014年1月8日）。尽管消息并不令人意外，但仍令不少人感到悲伤，尤其是那些曾在不同层面上受惠于邵逸夫慈善捐献的群体（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及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2014;（（忽然一周）}，2014）。
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打拼事业时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大半生奔走于沪港与南洋之间，在电影电视业做出非凡成就的邵逸夫，虽有无数事迹让人心生敬意，但最大的亮点，相信非其別具特色且不断突破的慈善捐献散财之举莫属，此举不但令其名字可镌刻在全球无数大小不一的建筑物或重大设施之上，也见证了中国由弱转强的民族复兴历程，而邵逸夫奖的设立，又标志其慈善事业已有更为重大的突破，朝着追求全人类福扯与进步的方向前行，为后世带来更多贡献，亦为后来者的学习典范。
由乡土走向国际的家族与慈善
西方谚语说“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得更广更远”。打拼事业、指点江山，当然要找对舞台，有外在优越条件配合和支持，才能乘时而起，否则事倍功半，难以尽展所长。回首邵逸夫及其家族建立的商业王国与慈善创举，基本上让我们看到，由小乡村走到大城市、由小舞台走向大舞台的过程，说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确实有更宽广的视野。
扼要地说，邵逸夫祖父由家乡老邵村走向镇海、宁波，经营颜料生意，算是走出乡土;再到邵逸夫父亲由宁波走向上海，又向前迈了一步，令颜料生意进一步发展，做出一定成绩，本已是家族发展的一种突破。但当邵墉那群在大城市中成长，并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儿子们先后走进社会后，因眼界更开阔，立足点更高，认为颜料生意发展空间有限，不愿继承父亲衣钵，反而是方兴未艾的电影业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成为他们争相投身，一心渴望尽展所长的更重要舞台。
进入电影行业以后，邵逸夫诸兄弟闯出名堂不久，即引来竞争对手围攻，令事业发展平添压力。为此，他们迅速应变、另辟蹊径，家族诸兄弟同心协力，有的兄弟负责留守根据地，也有的兄弟远走南洋，寻找业务开拓。至于日本侵略者在20世纪30年代向中华大地发动连番侵略，又令其将发展目光投向另一重要舞台——香港，也导致了他们日后扎根中国香港与南洋（尤其新加坡）的重大决定。
这两个土地面积不大，但却是同样具有吸纳中外资金与人才，并具有国际化属性的城市，成为邵氏兄弟的舞台，让具企业家积极进取与不断创新精神的邵氏兄弟，做出了突出成就，积累了巨大财富。其中邵逸夫对于香港电影和电视业的发展，更是出类拔萃。这是因为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他除了对本地文化、社会和市场有透彻了解，更是基于他对西方社会以及全球化浪潮等更为全面的认识，让他更容易发现新机会，同时也能提供相对契合市场或社会需求的产品与服务，而他也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传播了中国的戏曲、艺术与文化，同时也书写了自身的传奇。
更为重要的是，在历练中开拓了更宽广视野的邵逸夫，在富甲一方后，萌生了超脱传统的 “兼善天下”慈善公益意识，令其慈善行动不再像父辈那样只是停留在修桥筑路或减灾助困的层面上，而是专注于资助教育、医疗和文化艺术等，至于其捐助的受惠者则不再只是着眼于宗族乡里，而是不分宗族、国家与种族的大社会，他在年近百岁时创立的邵逸夫奖，更是站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更高层次上，令香港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可以迈向新的征程。
除了寻找个人或家族尽展所长的舞台，邵逸夫家族的发展历程，还让我们看到如下两个特点：其一是要打拼事业，必须立足于一个能生财与聚财的社会环境，道理很简单，能生财与聚财的社会环境，必然是经济发展动力十足，而社会又能长期保持稳定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假设相关家族及领导具远大目光与独特风格，不会拘于传统，因为这样才能令家族及企业不断创新求变、勇于开拓，带来更多发展。其二是要持续不断地发展个人事业、家族事业以及慈善公益事业，不但要立足于生财与聚财之地，更需要高效的理财和散财机制与环境，因为这样才能确保经济资源或资金的源源不绝、长用长有。要达到更有效果的生财、聚财、理财与散财目的，当地经济与社会不但要充满发展动力与稳定，更要有良好的金融与法律体制，而高质素的专业服务亦不可或缺，更不用说资金、人才和资讯等自由进出流动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吸引四方财/才的聚集，令钱生钱，使投入慈善永久基金的资源可以带来具吸引力的回报，另一方面又可令用于慈善的资源发挥更大效果，带来更好回报。
邵逸夫在人生最后阶段设立邵逸夫奖的举措，更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问题二中国的慈善事业如何才能有所超越，走向世界大舞台？因为无论是范仲淹、盛宣怀、何东，或是邵逸夫本人，过去的慈善意识，总是包含有一定的乡土味——扎根于自身所生活的社会，带有宗族、乡党，以及社会与民族的文化色彩，也集中于救济与助困，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倡教育、改善医疗与宣扬文教信仰等。邵逸夫到了年近百岁时，其思想才有了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促使他想到更高层次的突破，因而有了捐出巨款以设立邵逸夫奖，藉以推动顶尖的科学与医学等创新研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此举动显示他已走向更高层次的追求，或者说已超越了宗族或国家的界线。
因此，邵逸夫家族数代人走过的传奇道路，既说明寻找大舞台打拼事业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道理，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从贫弱受人侵略欺凌，无数民众被迫背并离乡，但在饱经磨历与辛劳后，终于走出困窘，迎来民族复兴的曲折过程。由此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从中国文化中的血脉宗族角度看，只关注自身问题，更应从人类福祉角度出发，关心更高层次的需求，因为无论是打拼事业，或是推动公益事业，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走向世界舞台前沿，成为主角，并赢得更大尊敬和赞誉。
慈善传奇的先天优势
无论是范仲淹、盛宣怀、何东，乃至更多其他乐善好施的华人，他们虽然热忱推动慈善事业，竭尽全力捐献慷慨，但基本上都表现出社会学家费孝通（1991）所說的“差序格局”的特点，即以强烈的血缘或地缘为基调，慈善义举的方式都是先家族宗族，后邻里乡党，然后再扩散到社区、社会，极少能够从不分宗族、国家与种族的大爱出发。其次，受社会与物质条件的制约，他们的慈善义举，绝大多数都停留在扶弱助寡、抚老恤孤的救济减灾，很少能够脱离物质层面，走向更高层面的精神弘扬和价值追求。邵逸夫则在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先河，将中国的慈善公益推向全人类。
在中国慈善历史上，为什么邵逸夫能够实现前无古人的突破呢？我们在多个外部环境因素中似乎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原因，也可以作为值得探讨的方向：其一是他个人的人生阅历极其丰富，并且享寿绵长;其二是其财富日丰，在大量捐献后仍在不断增长;其三是他的足迹遍及中国沪港以及南洋等地，其个人所具有的世界视野，他不仅具企业家不断创新求变的精神，而且能够不断地挑战自我;其四是邵氏家族传承问题似乎早有定案，不用为遗留巨大财富而烦恼。
另外，虽然在电影电视界出类拔萃且财力雄厚者不少，例如跟邵逸夫同时代，在上期文章中我们提及的陆运涛和利孝和——陆运涛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的掌门人，1964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利孝和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TVB）首任董事局主席——他们都因寿命较短而壮志未酬，因而将某些大好发展机会留给了邵逸夫。另一方面，很多富豪的身家事实上都比邵逸夫多，但他们有其他不同想法与计划，所以未能在慈善上挥洒自如、独树一帜。当然，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时刻创新求变企业家精神的亦大有人在，但其志不在慈善，捐献只是出于某种应酬或勉强为之的心态，自然亦难有突破。至于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在家族传承的问题上，因为不少大家长进入暮年之时，难免要为子孙辈如何传承接班、如何避免争家产，以及防止家业败落而伤脑筋，但邵逸夫的子孙多属专业人士，似乎不热衷于接掌家族企业，因而这些问题并没有给邵逸夫造成相应的压力。
突破性的邵逸夫奖
正因为具备了以上各项重要条件——或者反过来说是因为不存在以上种种问题或矛盾，在邵逸夫年过90之后（恰好是在香港回归之后），邵逸夫对慈善公益事业的看法，显然有了更为豁达和超然的胸怀，因而他可以摆脱传统或过去的条条框框或局限，从立足香港、心怀桑梓，走向不分宗族、国家与种族的大同世界。其更具体的实践，则是在经过一番规划与筹备后，在2002年宣布仿效诺贝尔奖的做法，创立“邵逸夫奖”，该奖项的目的在于推动及奖励那些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以及在数学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士，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丰富人类精神文明（邵逸夫奖网站）。
由于这个奖项既填补了诺贝尔奖的不足，又委任了具有国际地位与国际权威的专家学者担任评选委员会，而且给予了全权独立决定，评审只按学术成就与为人类作出项献的不二标淮，不渗入其他因素进行评选，加上下VB的全力配合和大力宣传，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与努力，终于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可，并赢得了“东方诺贝尔奖”的美誉，不但令邵逸夫的名字更加蜚声国际，而其镌刻在奖牌上的头像，也可以更好地实现最初他心目中塑造“铜像”的目标。
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是，自创立并于2004年颁发第一届奖项至2016年的13年间，邵逸夫奖总共颁发了40个奖项（基本是每年3个奖项——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各一个，2004年的生命科学与医学颁出两个奖），每个奖项的得主不一定只有一人，有时有两至三人不等，所以13届中产生了71位得奖者。若按得奖者的国籍进行简单统计，美国籍最多，有42人（其中有3人为美籍华裔），其余依次为英国（12人）、德国（3人），加拿大、俄罗斯、法国、日本和中国，则各有2人;瑞士、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希腊则各有1人（邵逸夫奖网站）。
邵逸夫奖的另一个突破点，是该奖项的设立也表明其慈善公益的努力方向，不再是像传统观念那样只着眼于扶贫恤孤、助弱抚寡，或是修桥筑路;也不只是资助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弘扬文化艺术等等;因为这些层面的社会服务，在强调公民权利的现代社会，政府已经承担了绝大部分基本的社会福利与服务，从而促使那些具有远大目标的施善者——比如慈善信托、慈善基金，朝向更高远的目标，去宣扬人性光辉、鼓励和平友爱与丰富人类精神文明。显然邵逸夫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创立邵逸夫奖以支持更高层次的慈善公益，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做法远远超越了范仲淹、盛宣怀和何东等人的胸襟和视野。
慈善背后的财力后盾
在设立邵逸夫奖以弘扬人类文明并推动更高层次追求之际，邵逸夫的人生、事业和家族也进入另一个重大变革阶段，邵逸夫在设立奖项不久（2006年）即跨过了百岁高龄，他在随后的数年里又采取了更多备受关注的重大举措：包括将家族旗舰企业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私有化、出售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控股权，以及出售多个核心物业投资项目如邵氏影城物业及地皮、文华戏院物业及地皮、宝声戏院物业及地皮和翡翠明珠广场及地皮等。其背后所反映的最大特点是，除了个人及家族决定淡出企业运营，便是减少参与经营管理，甚至宁可将企业变现。其中一个说法，是其子孙后代没兴趣接掌香港的庞大业务（《新浪网》，2014年1月8日）。 由于邵氏基金持有较高比例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股份，也间接拥有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及其他多项物业投资的权益，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私有化，以及出售以上各项产业的重大投资，自然令邵氏基金的财力迅速增加。而邵逸夫更是在变现后，将其中很大比例的资金注入到邵氏基金之中，因而令邵氏基金有了更大的财力后盾，可以在慈善事业上作出更多贡献。
完成了各项人生最后阶段的部署与安排的邵逸夫，于2014年1月7日走到了人生尽头，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106岁（《明报）），2014年1月8日;南华早报，2014年1月8日）。尽管消息并不令人意外，但仍令不少人感到悲伤，尤其是那些曾在不同层面上受惠于邵逸夫慈善捐献的群体（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及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2014;（（忽然一周）}，2014）。
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打拼事业时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大半生奔走于沪港与南洋之间，在电影电视业做出非凡成就的邵逸夫，虽有无数事迹让人心生敬意，但最大的亮点，相信非其別具特色且不断突破的慈善捐献散财之举莫属，此举不但令其名字可镌刻在全球无数大小不一的建筑物或重大设施之上，也见证了中国由弱转强的民族复兴历程，而邵逸夫奖的设立，又标志其慈善事业已有更为重大的突破，朝着追求全人类福扯与进步的方向前行，为后世带来更多贡献，亦为后来者的学习典范。
由乡土走向国际的家族与慈善
西方谚语说“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得更广更远”。打拼事业、指点江山，当然要找对舞台，有外在优越条件配合和支持，才能乘时而起，否则事倍功半，难以尽展所长。回首邵逸夫及其家族建立的商业王国与慈善创举，基本上让我们看到，由小乡村走到大城市、由小舞台走向大舞台的过程，说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确实有更宽广的视野。
扼要地说，邵逸夫祖父由家乡老邵村走向镇海、宁波，经营颜料生意，算是走出乡土;再到邵逸夫父亲由宁波走向上海，又向前迈了一步，令颜料生意进一步发展，做出一定成绩，本已是家族发展的一种突破。但当邵墉那群在大城市中成长，并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儿子们先后走进社会后，因眼界更开阔，立足点更高，认为颜料生意发展空间有限，不愿继承父亲衣钵，反而是方兴未艾的电影业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成为他们争相投身，一心渴望尽展所长的更重要舞台。
进入电影行业以后，邵逸夫诸兄弟闯出名堂不久，即引来竞争对手围攻，令事业发展平添压力。为此，他们迅速应变、另辟蹊径，家族诸兄弟同心协力，有的兄弟负责留守根据地，也有的兄弟远走南洋，寻找业务开拓。至于日本侵略者在20世纪30年代向中华大地发动连番侵略，又令其将发展目光投向另一重要舞台——香港，也导致了他们日后扎根中国香港与南洋（尤其新加坡）的重大决定。
这两个土地面积不大，但却是同样具有吸纳中外资金与人才，并具有国际化属性的城市，成为邵氏兄弟的舞台，让具企业家积极进取与不断创新精神的邵氏兄弟，做出了突出成就，积累了巨大财富。其中邵逸夫对于香港电影和电视业的发展，更是出类拔萃。这是因为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他除了对本地文化、社会和市场有透彻了解，更是基于他对西方社会以及全球化浪潮等更为全面的认识，让他更容易发现新机会，同时也能提供相对契合市场或社会需求的产品与服务，而他也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传播了中国的戏曲、艺术与文化，同时也书写了自身的传奇。
更为重要的是，在历练中开拓了更宽广视野的邵逸夫，在富甲一方后，萌生了超脱传统的 “兼善天下”慈善公益意识，令其慈善行动不再像父辈那样只是停留在修桥筑路或减灾助困的层面上，而是专注于资助教育、医疗和文化艺术等，至于其捐助的受惠者则不再只是着眼于宗族乡里，而是不分宗族、国家与种族的大社会，他在年近百岁时创立的邵逸夫奖，更是站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更高层次上，令香港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可以迈向新的征程。
除了寻找个人或家族尽展所长的舞台，邵逸夫家族的发展历程，还让我们看到如下两个特点：其一是要打拼事业，必须立足于一个能生财与聚财的社会环境，道理很简单，能生财与聚财的社会环境，必然是经济发展动力十足，而社会又能长期保持稳定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假设相关家族及领导具远大目光与独特风格，不会拘于传统，因为这样才能令家族及企业不断创新求变、勇于开拓，带来更多发展。其二是要持续不断地发展个人事业、家族事业以及慈善公益事业，不但要立足于生财与聚财之地，更需要高效的理财和散财机制与环境，因为这样才能确保经济资源或资金的源源不绝、长用长有。要达到更有效果的生财、聚财、理财与散财目的，当地经济与社会不但要充满发展动力与稳定，更要有良好的金融与法律体制，而高质素的专业服务亦不可或缺，更不用说资金、人才和资讯等自由进出流动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吸引四方财/才的聚集，令钱生钱，使投入慈善永久基金的资源可以带来具吸引力的回报，另一方面又可令用于慈善的资源发挥更大效果，带来更好回报。
邵逸夫在人生最后阶段设立邵逸夫奖的举措，更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问题二中国的慈善事业如何才能有所超越，走向世界大舞台？因为无论是范仲淹、盛宣怀、何东，或是邵逸夫本人，过去的慈善意识，总是包含有一定的乡土味——扎根于自身所生活的社会，带有宗族、乡党，以及社会与民族的文化色彩，也集中于救济与助困，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倡教育、改善医疗与宣扬文教信仰等。邵逸夫到了年近百岁时，其思想才有了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促使他想到更高层次的突破，因而有了捐出巨款以设立邵逸夫奖，藉以推动顶尖的科学与医学等创新研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此举动显示他已走向更高层次的追求，或者说已超越了宗族或国家的界线。
因此，邵逸夫家族数代人走过的传奇道路，既说明寻找大舞台打拼事业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道理，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从贫弱受人侵略欺凌，无数民众被迫背并离乡，但在饱经磨历与辛劳后，终于走出困窘，迎来民族复兴的曲折过程。由此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从中国文化中的血脉宗族角度看，只关注自身问题，更应从人类福祉角度出发，关心更高层次的需求，因为无论是打拼事业，或是推动公益事业，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走向世界舞台前沿，成为主角，并赢得更大尊敬和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