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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著名华裔作家黄哲伦的成名作《蝴蝶君》讲述中国间谍宋丽玲男扮女装与法国外交官伽里玛维持情人关系以便获取战争情报的故事。该剧本是东西二元的绝好的阐释文本，宋丽玲不断强化自己“蝴蝶夫人”这一东方女人形象，以颠覆这一刻板形象。本文运用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提出的东方主义等理论来探讨剧本对“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强化和颠覆，并探求在东西二元对立中，究竟谁是谁的“蝴蝶夫人”。
关键词： 剧本《蝴蝶君》 东方主义 “蝴蝶夫人” 强化 颠覆
剧本《蝴蝶君》（M. Butterfly）是著名华裔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一举获得托尼奖（Toni）的成名作，该剧根据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改编而成。在《蝴蝶君》中，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Rene Gallimard）爱上了一位中国伶人宋丽玲，这时正是越战时期，而宋丽玲其实是刻意接近伽里玛以得到政治情报的中国间谍。二人交往多年，最终东窗事发，伽里玛才发现宋丽玲竟然是男人。发现自己所迷恋的只是一个幻象后，伽利玛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看似一个荒谬至极的爱情故事，实是对传统的东西方关系的颠覆，对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刻板模型的完全解构。伽里玛所爱上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其实是一个为获取情报乔装打扮而接近他的中国男人，而他才是最后那个受到欺骗玩弄的“蝴蝶夫人”。从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到黄哲伦的《蝴蝶君》再到大卫的电影版，无一不引起东西方的热议，而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绝不是因为它的情节有多曲折动人，而是因为其中所蕴含的东西二元之深义。本文欲以萨义德（Said）在《东方学》里所提出的有关东方主义的理论为切入口，探析剧本中对“蝴蝶夫人”这一固化形象的强化与颠覆，并论证其真实意图是以强化“蝴蝶夫人”这一形象为手段，从而颠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形象塑造。通过这种颠覆，将伽里瑪与宋丽玲的身份进行反转，从而探讨这种反转的深义所在。
一、西方对东方的臆测（presuppositions）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后殖民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在萨义德看来，所谓的东方（orient）只是西方对其进行的再创造和表述，“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1。如萨义德所说，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早已是固化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1］49。这表明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有着由来已久的误读，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就充斥着探索这一古老而神秘国度的欲望，他们因不了解而对中国文化有所敬畏，痴迷于中国特有的诸如武术、书法、哲学等高深玄妙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这种迷恋只是表面上对未知的好奇，打着欣赏的旗号，从各种二手资料中获取关于东方的片言只语，再套上他们那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固有的优越，形成他们脑海中“东方”和“东方人”的形象。而在每次东西方的碰撞中，他们就把这种固有的模式加诸东方人之上。正如伽里玛把蝴蝶夫人这一形象叠加在宋丽玲身上，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使他对诸多与此形象不符的因素视而不见，从而导致其最后的悲剧。
伽里玛悲剧的根源在于其脑海中固化的东方女人形象，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的，西方人脑中早就有了种种关于东方的臆测。因此，西方人早已接受了一套关于东方人的表述，而非真实的东方，“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1］29。在伽里玛到达中国之前，他脑海中就充斥着各种关于东方的表述。在伽里玛看来，所有东方女人都如蝴蝶夫人般顺从、隐忍、无私奉献，而且对西方人臣服敬畏。可悲的是这只是他的错觉与无知，否则他应该意识到在中国的京剧里大部分是由男人来饰女角的。对于伽里玛来说，中国的京剧只是一种类似小丑般的演出，这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正是这种无知让他无法及早察觉那个骗局。尽管后来诸多现状不同于他的想象，但是他却一心把宋丽玲当成他的蝴蝶夫人。在他的想象里，宋丽玲是一个驯服柔弱的中国女人，等着被他征服和拯救，“我相信这个女孩，相信她的痛苦。我要把她拥抱到我的怀里——她是多么的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纵容她，娇惯她，直到她露出笑容”［2］26。伽里玛被蝴蝶夫人那种无私献祭的姿态所打动并产生迷恋。而宋丽玲的各种迎合正满足了伽里玛的这种心理，同时宋丽玲那特有的东方式的欲拒还迎与西方女人的主动迥异，更满足了懦弱的伽里玛的尊严。所有的一切，表面上都印证了伽里玛的想象。虽然宋丽玲对自己的身份很清楚，但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她不仅不能让伽里玛察觉到她的真实身份，反而要处处让自己变成符合“蝴蝶夫人”的形象。她是被“沉默”的，这无疑使伽里玛对她加诸各种臆测和想象提供广大的空间，就像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引用马克思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1］28所谓的蝴蝶夫人，其实是西方人制造的为东方代言的文化产品，是一种臆想，而非事实。伽里玛一直称宋丽玲为蝴蝶夫人，把这一形象武断强加于她身上，而此时的宋丽玲因为其身份，不仅只能对此表示沉默，更需要强化自身蝴蝶夫人的特质以迷惑伽里玛，直到这一东西二元对立被彻底颠覆。
二、宋丽玲——“蝴蝶夫人”策略性的强化（strategic reinforcement）
在《蝴蝶君》中，东西二元的颠覆是宋丽玲通过策略性强化“蝴蝶夫人”这一形象而实现的。《东方学》的核心是东西方等级关系的呈现，西方一直将东方视为被征服和待拯救的对象，他们的思想中一直有着强烈的沙文主义，东方被动“女性化”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塑造。在歌剧《蝴蝶夫人》里，秋秋桑（蝴蝶夫人）是一个一心一意爱着自己男人全心为他付出的柔弱的日本女子，但是她一心一意的等待得到的却是西方男人平克顿的背叛和冷酷无情，而绝望的她以自杀告终。这一蝴蝶夫人的形象因为迎合了西方人的优越心理，受到西方的喜爱并因此成为经典的“东方女人形象”。大多数西方男人也因此而有了一个蝴蝶夫人的幻梦，伽里玛正是如此，他在第一次见到台上的宋丽玲时，便将他的梦幻带入了现实。
但是同时一个刻板形象显而易见的缺陷就是易将原本鲜活圆满的一个人物变成一种夸张或扭曲的简单表述。蝴蝶夫人这一形象更是如此。西方人简单地把“柔弱”、“隐忍”、“奉献”、“专情”等词加诸任何一个东方女性身上，这是导致伽里玛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因为当他终于遇到他想象中的女人的时候，他最迫切想要的，就是相信，事实上，她是个女人”［2］130。由于伽里玛在他原本的生活环境中在各方面都得不到肯定，因此他急需从“他者”，也就是剧中的宋丽玲那里得到肯定，获取男人的一种尊严。只有宋丽玲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她用那种特有的东方女人的姿态满足了他对“蝴蝶夫人”的幻想。当伽里玛第一次来到宋丽玲的住处时，她表现出来的是柔弱和犹豫，“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邀请过一个男人到我的公寓里来。我的鲁莽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2］49。这些话让伽里玛感到前所未有的尊严，他原本在工作上处处受到排挤，在家庭里也是老婆强势地压住他，只有在宋丽玲的面前，他才能找到西方男人的那种优越感。为了验证这种优越感，他特意很久不去看宋丽玲，“我停止去歌剧院，我不再打电话或写信给她。我知道这朵小花正在等我的电话，而且，因为我邪恶地拒绝这样做，我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权力的冲动——这是一个男人的绝对的权力”［2］51。而宋丽玲则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她看似疯狂的思念之情：
Song：Six weeks have passed since last we met...Is this your practice —to leave friends in the lurch? Sometimes I hate myself，but I always miss you.
Song：Your rudeness is beyond belief.I don’t deserve this cruelty.Don’t bother to call.I’ll have you turned away at the door.
Song：I am out of words.I can hide behind dignity no longer.What do you want?I have already given you my shame.［3］35
宋：自从我们上次见面起，六个星期已经过去了。这是你的习惯吗——把朋友置于尴尬的境地中？有时我恨你，有时我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相信你。
宋：你的粗暴无礼难以至置信。我不应该得到这样残忍的对待。不要打电话来麻烦我。我将把你关在门外。
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再躲藏在我的自尊之后。你想要什么？我已经在你面前丢了脸。［2］56-57
宋丽玲所表现出来的顺从和对伽里玛的眷恋，正是他所急需的。虽然事实上，宋丽玲很了解西方男人的想法，并蔑视着西方文明，但表面上，她却以一种若即若离、欲擒故纵的姿态使伽里玛陷入已经征服了一个东方女人的幻想里，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强大，控制着那听话的“奴隶”，时时等待着他的莅临和施舍，等待着他去保护和拯救。其实他不仅保护不了别人，他自己都自身难保，而将他推入火坑的正是他自以被她玩弄于手掌的“小宝贝”宋丽玲。宋丽玲通过对蝴蝶夫人这一形象进行策略性的强化，让伽里玛误以为她真的是他的蝴蝶夫人，从而达到颠覆这一刻板形象的目的，也使伽里瑪身份反转，成为真正的蝴蝶夫人。
三、伽里玛——“蝴蝶夫人”的献祭者
蝴蝶夫人的颠覆代表着一种身份的反转，这就涉及身份的构建。Chris Barker在他的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中指出：
身份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物品，也不是我们可以指认的实体。相反，它只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种思维模式。当然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Giddens把身份定义为一种“投射”。也就是说，身份是我们自身所创造的。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动态的进程，身份的投射取决于我们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情势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测。［4］222
伽利玛在宋丽玲颠覆蝴蝶夫人这一身份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自己的身份。他之前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完全的失败者来形容，他以前从不敢主动跟女孩搭讪，“我也从来不是个聪明幽默或者机灵的人。实际上，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被一致认为是个‘最不可能被邀请去参加聚会的人’”［2］4；他也不敢对老婆撒谎，而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岳父对他的仕途有帮助；因为迟迟没有怀孕他老婆要他去做男性检查……所有这些使他对自身的认同受阻，从而造成自我身份的缺失，这为后来的身份反转——他自己化身为“蝴蝶夫人”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伽里玛脑海中固化的“蝴蝶夫人”刻板形象，他应该很早就察觉到事情的真相。因为在宋丽玲与伽里玛的交往中所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都说明了宋丽玲并不是他的“蝴蝶夫人”，可悲的是，伽里玛对此视而不见，他早已被“蝴蝶夫人”这一固化形象蒙蔽了双眼，因为自我身份的不明确，他将《蝴蝶夫人》中西方人的形象投射于自身，而将“蝴蝶夫人”的形象投射于宋丽玲。事实上，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伽里玛称赞宋丽玲的表演，“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故事的美妙之处”，“这是个非常美丽的故事”［2］28，而宋丽玲则尖锐地指出他之所以觉得美丽是因为里面的主角是顺从的东方女人和冷酷的西方男子：
这样想一下：如果一个金发碧眼的返校节女王爱上了一个矮小的日本商人，你会说什么？那个日本商人残酷地对待她，然后，这家伙回国了，而且，这一去就是三年，在这期间，她对着日本商人的照片祷告，还拒绝了一个年轻的肯尼迪的求婚。接着，当她知道那个日本商人已经再婚后，她自杀了。现在，我相信，你会认为这个女孩是个精神错乱的白痴，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是一个东方人为了一个西方人自杀——啊！你就发现它是美丽的。［2］29
这种反驳完全不是一个顺从柔弱的女子能做到的，这是对伽里玛加给宋丽玲的“蝴蝶夫人”形象的一种完美的反驳，但是伽里玛却只是把它当作中国人的自高自大。而在之后的交往中，因为宋丽玲对“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刻意迎合，让伽里玛对东方有了更深的误解。在和上司讨论美国出兵越南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折射出对“征服”宋丽玲的自满：“不管是谁，只要展现了强大的力量和权力，东方人就愿意和他在一起。”［2］71对伽里玛而言，“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2］73。但是越南人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妥协，而伽里玛也并没有醒悟，当在法国宋丽玲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再次被她利用，直到最后东窗事发，在押囚车上，他还是不愿意面对真实的宋丽玲。在监狱里，无法接受爱情破灭的他终于化身为为爱情而自杀的“蝴蝶夫人”：
有一个属于我的东方的幻影。穿着旗袍和和服的苗条的女人因为哀伤那些没有价值的外国鬼子而死去。她们被生育和抚养成为完美的女人。她们接受我们给予她们的不管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被爱所激励，她们很快地恢复过来。这个幻影已经成为我的生命。
……
我的错误是简单的和不容置疑的——我爱的那个男人是个无赖，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他不值得我多看他一眼，而我却给了他……我所有的爱。
……
关于东方，我有个幻影。这个幻影，仍然是女人，它深深地藏在她的杏仁眼里。女人们愿意为男人的爱牺牲她们自己。即使这个男人的爱完全没有价值。
……
死于忠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要好……在远离中国的巴黎郊区的一个监狱里。我终于找到了她。我的名字叫瑞内·伽里玛——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2］143-144
他在《蝴蝶夫人》咏叹调中自杀代表着他心中的蝴蝶夫人的幻象的彻底破灭，但是更为悲剧的是这种幻象的破灭直接导致了伽里玛的死亡。我认为伽里玛的命运比蝴蝶夫人更可悲，因为他一直将自身的尊严建于他者所给予的虚幻之中，对自己的自我身份也没有确定的认同。他的身份建构因外界而变化，从模糊的自我认同到成为他所认为的冷酷的西方男人再到最后成为蝴蝶夫人的献祭者。在黄哲伦的剧本里，《蝴蝶夫人》中薄情寡义的西方男人由一个东方男人所取代，而为爱自杀的则是西方男人。但是蝴蝶夫人至少是为了自己一心一意的爱情而牺牲，而伽里玛则是为他幻想中的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献祭。
四、剧本外的蝴蝶夫人——建构还是被建构，表述还是被表述
黄哲伦通过《蝴蝶君》呈现了以伽里玛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东方的臆想，伽里玛更愿意活在自己“蝴蝶夫人”的幻想而不愿意面对现实，体现了西方人关于东方的刻板形象的巨大魔力。很明显，宋丽玲是代指东方的符号，在西方人眼里，所有的东方人都符合这一想象。萨义德曾用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什么西方人始终对东方有着误解：
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1］10
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对某些概念有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就只能靠想象来弥补其中缺失的部分，误解也即产生，伽里玛即是如此，他对宋丽玲的爱远不同于普通男女之间的爱情，宋丽玲只是他心中对东方女人形象的投射，她是他对自己内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的幻想模型的印证。而最后当恍然大悟的他在监狱中把自己幻想成蝴蝶夫人为爱情而自杀时，他的悲剧内涵是极为深广的。就像前面所说，“蝴蝶夫人”代表的是西方对东方的摧残、践踏和蹂躏，而在这里，这可怜可悲的伽里玛就是沦为“蝴蝶夫人”这一幻想的牺牲品，因为自以为对东方的了解和征服，反过来反被他所“征服”的东方柔弱女子利用。
而剧本的名字也颇有深义，《蝴蝶君》（M. Butterfly）這是一个看不出性别的名称，这表明西方对东方基于想象的认识只能是含糊不清的模糊体，M可代表madam，mister，miss等多种可能性，这再次表明这里的性别可以是建构的，而非真实的，就像东西方二元体，也是建构的而不是由来如此。有评论者认为这个剧本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读，将中国丑化了，既然是由外国人来演绎的，这种误读不可避免，因为此时建构权已交由他们。但我反认为那些所谓的“丑化”中国的场景更凸显出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仅止于想象，正是对东方刻板形象的强化，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最后的颠覆。而东方最终的出路，远不止是一次文本的颠覆，而是找到自己的话语权，找回自己的建构权。因此之于“到底谁是谁的蝴蝶夫人”这一命题，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构建。但是剧本中宋丽玲在法庭上的话发人深省：“我是一个东方人。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从来不可能完全是个男人。”［2］130这是对目前东方被表述被建构的一种无奈，什么时候东方人开始真正成为自己的表述者，才是东西方真正存在的开始，否则东方永远只会存在于西方的想象中。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黄哲伦著，张生译.蝴蝶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Hwang，David Henry.M.Butterfly［M］. London：Penguin，1988.
［4］Barker，Chris.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3.
［5］马婷.想象的中国，西方的蝴蝶君——谈电影《蝴蝶君》［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05）：55-58.
［6］Said，Edward W. Orientalism［M］. NewYork：Pantheon Books，1995.
关键词： 剧本《蝴蝶君》 东方主义 “蝴蝶夫人” 强化 颠覆
剧本《蝴蝶君》（M. Butterfly）是著名华裔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一举获得托尼奖（Toni）的成名作，该剧根据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改编而成。在《蝴蝶君》中，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Rene Gallimard）爱上了一位中国伶人宋丽玲，这时正是越战时期，而宋丽玲其实是刻意接近伽里玛以得到政治情报的中国间谍。二人交往多年，最终东窗事发，伽里玛才发现宋丽玲竟然是男人。发现自己所迷恋的只是一个幻象后，伽利玛在狱中自杀身亡。
《蝴蝶君》看似一个荒谬至极的爱情故事，实是对传统的东西方关系的颠覆，对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刻板模型的完全解构。伽里玛所爱上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其实是一个为获取情报乔装打扮而接近他的中国男人，而他才是最后那个受到欺骗玩弄的“蝴蝶夫人”。从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到黄哲伦的《蝴蝶君》再到大卫的电影版，无一不引起东西方的热议，而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绝不是因为它的情节有多曲折动人，而是因为其中所蕴含的东西二元之深义。本文欲以萨义德（Said）在《东方学》里所提出的有关东方主义的理论为切入口，探析剧本中对“蝴蝶夫人”这一固化形象的强化与颠覆，并论证其真实意图是以强化“蝴蝶夫人”这一形象为手段，从而颠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形象塑造。通过这种颠覆，将伽里瑪与宋丽玲的身份进行反转，从而探讨这种反转的深义所在。
一、西方对东方的臆测（presuppositions）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后殖民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在萨义德看来，所谓的东方（orient）只是西方对其进行的再创造和表述，“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1。如萨义德所说，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早已是固化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1］49。这表明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有着由来已久的误读，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就充斥着探索这一古老而神秘国度的欲望，他们因不了解而对中国文化有所敬畏，痴迷于中国特有的诸如武术、书法、哲学等高深玄妙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这种迷恋只是表面上对未知的好奇，打着欣赏的旗号，从各种二手资料中获取关于东方的片言只语，再套上他们那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固有的优越，形成他们脑海中“东方”和“东方人”的形象。而在每次东西方的碰撞中，他们就把这种固有的模式加诸东方人之上。正如伽里玛把蝴蝶夫人这一形象叠加在宋丽玲身上，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使他对诸多与此形象不符的因素视而不见，从而导致其最后的悲剧。
伽里玛悲剧的根源在于其脑海中固化的东方女人形象，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的，西方人脑中早就有了种种关于东方的臆测。因此，西方人早已接受了一套关于东方人的表述，而非真实的东方，“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1］29。在伽里玛到达中国之前，他脑海中就充斥着各种关于东方的表述。在伽里玛看来，所有东方女人都如蝴蝶夫人般顺从、隐忍、无私奉献，而且对西方人臣服敬畏。可悲的是这只是他的错觉与无知，否则他应该意识到在中国的京剧里大部分是由男人来饰女角的。对于伽里玛来说，中国的京剧只是一种类似小丑般的演出，这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正是这种无知让他无法及早察觉那个骗局。尽管后来诸多现状不同于他的想象，但是他却一心把宋丽玲当成他的蝴蝶夫人。在他的想象里，宋丽玲是一个驯服柔弱的中国女人，等着被他征服和拯救，“我相信这个女孩，相信她的痛苦。我要把她拥抱到我的怀里——她是多么的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纵容她，娇惯她，直到她露出笑容”［2］26。伽里玛被蝴蝶夫人那种无私献祭的姿态所打动并产生迷恋。而宋丽玲的各种迎合正满足了伽里玛的这种心理，同时宋丽玲那特有的东方式的欲拒还迎与西方女人的主动迥异，更满足了懦弱的伽里玛的尊严。所有的一切，表面上都印证了伽里玛的想象。虽然宋丽玲对自己的身份很清楚，但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她不仅不能让伽里玛察觉到她的真实身份，反而要处处让自己变成符合“蝴蝶夫人”的形象。她是被“沉默”的，这无疑使伽里玛对她加诸各种臆测和想象提供广大的空间，就像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引用马克思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1］28所谓的蝴蝶夫人，其实是西方人制造的为东方代言的文化产品，是一种臆想，而非事实。伽里玛一直称宋丽玲为蝴蝶夫人，把这一形象武断强加于她身上，而此时的宋丽玲因为其身份，不仅只能对此表示沉默，更需要强化自身蝴蝶夫人的特质以迷惑伽里玛，直到这一东西二元对立被彻底颠覆。
二、宋丽玲——“蝴蝶夫人”策略性的强化（strategic reinforcement）
在《蝴蝶君》中，东西二元的颠覆是宋丽玲通过策略性强化“蝴蝶夫人”这一形象而实现的。《东方学》的核心是东西方等级关系的呈现，西方一直将东方视为被征服和待拯救的对象，他们的思想中一直有着强烈的沙文主义，东方被动“女性化”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塑造。在歌剧《蝴蝶夫人》里，秋秋桑（蝴蝶夫人）是一个一心一意爱着自己男人全心为他付出的柔弱的日本女子，但是她一心一意的等待得到的却是西方男人平克顿的背叛和冷酷无情，而绝望的她以自杀告终。这一蝴蝶夫人的形象因为迎合了西方人的优越心理，受到西方的喜爱并因此成为经典的“东方女人形象”。大多数西方男人也因此而有了一个蝴蝶夫人的幻梦，伽里玛正是如此，他在第一次见到台上的宋丽玲时，便将他的梦幻带入了现实。
但是同时一个刻板形象显而易见的缺陷就是易将原本鲜活圆满的一个人物变成一种夸张或扭曲的简单表述。蝴蝶夫人这一形象更是如此。西方人简单地把“柔弱”、“隐忍”、“奉献”、“专情”等词加诸任何一个东方女性身上，这是导致伽里玛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因为当他终于遇到他想象中的女人的时候，他最迫切想要的，就是相信，事实上，她是个女人”［2］130。由于伽里玛在他原本的生活环境中在各方面都得不到肯定，因此他急需从“他者”，也就是剧中的宋丽玲那里得到肯定，获取男人的一种尊严。只有宋丽玲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她用那种特有的东方女人的姿态满足了他对“蝴蝶夫人”的幻想。当伽里玛第一次来到宋丽玲的住处时，她表现出来的是柔弱和犹豫，“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邀请过一个男人到我的公寓里来。我的鲁莽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2］49。这些话让伽里玛感到前所未有的尊严，他原本在工作上处处受到排挤，在家庭里也是老婆强势地压住他，只有在宋丽玲的面前，他才能找到西方男人的那种优越感。为了验证这种优越感，他特意很久不去看宋丽玲，“我停止去歌剧院，我不再打电话或写信给她。我知道这朵小花正在等我的电话，而且，因为我邪恶地拒绝这样做，我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权力的冲动——这是一个男人的绝对的权力”［2］51。而宋丽玲则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信，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她看似疯狂的思念之情：
Song：Six weeks have passed since last we met...Is this your practice —to leave friends in the lurch? Sometimes I hate myself，but I always miss you.
Song：Your rudeness is beyond belief.I don’t deserve this cruelty.Don’t bother to call.I’ll have you turned away at the door.
Song：I am out of words.I can hide behind dignity no longer.What do you want?I have already given you my shame.［3］35
宋：自从我们上次见面起，六个星期已经过去了。这是你的习惯吗——把朋友置于尴尬的境地中？有时我恨你，有时我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相信你。
宋：你的粗暴无礼难以至置信。我不应该得到这样残忍的对待。不要打电话来麻烦我。我将把你关在门外。
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再躲藏在我的自尊之后。你想要什么？我已经在你面前丢了脸。［2］56-57
宋丽玲所表现出来的顺从和对伽里玛的眷恋，正是他所急需的。虽然事实上，宋丽玲很了解西方男人的想法，并蔑视着西方文明，但表面上，她却以一种若即若离、欲擒故纵的姿态使伽里玛陷入已经征服了一个东方女人的幻想里，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强大，控制着那听话的“奴隶”，时时等待着他的莅临和施舍，等待着他去保护和拯救。其实他不仅保护不了别人，他自己都自身难保，而将他推入火坑的正是他自以被她玩弄于手掌的“小宝贝”宋丽玲。宋丽玲通过对蝴蝶夫人这一形象进行策略性的强化，让伽里玛误以为她真的是他的蝴蝶夫人，从而达到颠覆这一刻板形象的目的，也使伽里瑪身份反转，成为真正的蝴蝶夫人。
三、伽里玛——“蝴蝶夫人”的献祭者
蝴蝶夫人的颠覆代表着一种身份的反转，这就涉及身份的构建。Chris Barker在他的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中指出：
身份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物品，也不是我们可以指认的实体。相反，它只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种思维模式。当然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Giddens把身份定义为一种“投射”。也就是说，身份是我们自身所创造的。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动态的进程，身份的投射取决于我们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情势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测。［4］222
伽利玛在宋丽玲颠覆蝴蝶夫人这一身份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自己的身份。他之前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完全的失败者来形容，他以前从不敢主动跟女孩搭讪，“我也从来不是个聪明幽默或者机灵的人。实际上，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被一致认为是个‘最不可能被邀请去参加聚会的人’”［2］4；他也不敢对老婆撒谎，而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岳父对他的仕途有帮助；因为迟迟没有怀孕他老婆要他去做男性检查……所有这些使他对自身的认同受阻，从而造成自我身份的缺失，这为后来的身份反转——他自己化身为“蝴蝶夫人”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伽里玛脑海中固化的“蝴蝶夫人”刻板形象，他应该很早就察觉到事情的真相。因为在宋丽玲与伽里玛的交往中所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都说明了宋丽玲并不是他的“蝴蝶夫人”，可悲的是，伽里玛对此视而不见，他早已被“蝴蝶夫人”这一固化形象蒙蔽了双眼，因为自我身份的不明确，他将《蝴蝶夫人》中西方人的形象投射于自身，而将“蝴蝶夫人”的形象投射于宋丽玲。事实上，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伽里玛称赞宋丽玲的表演，“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故事的美妙之处”，“这是个非常美丽的故事”［2］28，而宋丽玲则尖锐地指出他之所以觉得美丽是因为里面的主角是顺从的东方女人和冷酷的西方男子：
这样想一下：如果一个金发碧眼的返校节女王爱上了一个矮小的日本商人，你会说什么？那个日本商人残酷地对待她，然后，这家伙回国了，而且，这一去就是三年，在这期间，她对着日本商人的照片祷告，还拒绝了一个年轻的肯尼迪的求婚。接着，当她知道那个日本商人已经再婚后，她自杀了。现在，我相信，你会认为这个女孩是个精神错乱的白痴，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是一个东方人为了一个西方人自杀——啊！你就发现它是美丽的。［2］29
这种反驳完全不是一个顺从柔弱的女子能做到的，这是对伽里玛加给宋丽玲的“蝴蝶夫人”形象的一种完美的反驳，但是伽里玛却只是把它当作中国人的自高自大。而在之后的交往中，因为宋丽玲对“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刻意迎合，让伽里玛对东方有了更深的误解。在和上司讨论美国出兵越南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折射出对“征服”宋丽玲的自满：“不管是谁，只要展现了强大的力量和权力，东方人就愿意和他在一起。”［2］71对伽里玛而言，“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2］73。但是越南人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妥协，而伽里玛也并没有醒悟，当在法国宋丽玲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再次被她利用，直到最后东窗事发，在押囚车上，他还是不愿意面对真实的宋丽玲。在监狱里，无法接受爱情破灭的他终于化身为为爱情而自杀的“蝴蝶夫人”：
有一个属于我的东方的幻影。穿着旗袍和和服的苗条的女人因为哀伤那些没有价值的外国鬼子而死去。她们被生育和抚养成为完美的女人。她们接受我们给予她们的不管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被爱所激励，她们很快地恢复过来。这个幻影已经成为我的生命。
……
我的错误是简单的和不容置疑的——我爱的那个男人是个无赖，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他不值得我多看他一眼，而我却给了他……我所有的爱。
……
关于东方，我有个幻影。这个幻影，仍然是女人，它深深地藏在她的杏仁眼里。女人们愿意为男人的爱牺牲她们自己。即使这个男人的爱完全没有价值。
……
死于忠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要好……在远离中国的巴黎郊区的一个监狱里。我终于找到了她。我的名字叫瑞内·伽里玛——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2］143-144
他在《蝴蝶夫人》咏叹调中自杀代表着他心中的蝴蝶夫人的幻象的彻底破灭，但是更为悲剧的是这种幻象的破灭直接导致了伽里玛的死亡。我认为伽里玛的命运比蝴蝶夫人更可悲，因为他一直将自身的尊严建于他者所给予的虚幻之中，对自己的自我身份也没有确定的认同。他的身份建构因外界而变化，从模糊的自我认同到成为他所认为的冷酷的西方男人再到最后成为蝴蝶夫人的献祭者。在黄哲伦的剧本里，《蝴蝶夫人》中薄情寡义的西方男人由一个东方男人所取代，而为爱自杀的则是西方男人。但是蝴蝶夫人至少是为了自己一心一意的爱情而牺牲，而伽里玛则是为他幻想中的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献祭。
四、剧本外的蝴蝶夫人——建构还是被建构，表述还是被表述
黄哲伦通过《蝴蝶君》呈现了以伽里玛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东方的臆想，伽里玛更愿意活在自己“蝴蝶夫人”的幻想而不愿意面对现实，体现了西方人关于东方的刻板形象的巨大魔力。很明显，宋丽玲是代指东方的符号，在西方人眼里，所有的东方人都符合这一想象。萨义德曾用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什么西方人始终对东方有着误解：
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1］10
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对某些概念有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就只能靠想象来弥补其中缺失的部分，误解也即产生，伽里玛即是如此，他对宋丽玲的爱远不同于普通男女之间的爱情，宋丽玲只是他心中对东方女人形象的投射，她是他对自己内心里早已浇铸好的那个完美的东方女性的幻想模型的印证。而最后当恍然大悟的他在监狱中把自己幻想成蝴蝶夫人为爱情而自杀时，他的悲剧内涵是极为深广的。就像前面所说，“蝴蝶夫人”代表的是西方对东方的摧残、践踏和蹂躏，而在这里，这可怜可悲的伽里玛就是沦为“蝴蝶夫人”这一幻想的牺牲品，因为自以为对东方的了解和征服，反过来反被他所“征服”的东方柔弱女子利用。
而剧本的名字也颇有深义，《蝴蝶君》（M. Butterfly）這是一个看不出性别的名称，这表明西方对东方基于想象的认识只能是含糊不清的模糊体，M可代表madam，mister，miss等多种可能性，这再次表明这里的性别可以是建构的，而非真实的，就像东西方二元体，也是建构的而不是由来如此。有评论者认为这个剧本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读，将中国丑化了，既然是由外国人来演绎的，这种误读不可避免，因为此时建构权已交由他们。但我反认为那些所谓的“丑化”中国的场景更凸显出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仅止于想象，正是对东方刻板形象的强化，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最后的颠覆。而东方最终的出路，远不止是一次文本的颠覆，而是找到自己的话语权，找回自己的建构权。因此之于“到底谁是谁的蝴蝶夫人”这一命题，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构建。但是剧本中宋丽玲在法庭上的话发人深省：“我是一个东方人。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从来不可能完全是个男人。”［2］130这是对目前东方被表述被建构的一种无奈，什么时候东方人开始真正成为自己的表述者，才是东西方真正存在的开始，否则东方永远只会存在于西方的想象中。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黄哲伦著，张生译.蝴蝶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Hwang，David Henry.M.Butterfly［M］. London：Penguin，1988.
［4］Barker，Chris.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3.
［5］马婷.想象的中国，西方的蝴蝶君——谈电影《蝴蝶君》［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05）：55-58.
［6］Said，Edward W. Orientalism［M］. NewYork：Pantheon Book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