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主义两大疑难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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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主义是各种竞争理论中居绝对统治地位的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露出看似矛盾的两方面疑难。其深层心理根源是物理主义者所普遍持有的以物理学为据说明事物存在的本体论的信念,以及心灵深处所潜藏的民间心理学。物理主义是各种心灵哲学理论中最好的、最有希望的理论,因此应予坚持和发展。而要如此,特别是要摆脱它的麻烦和困境,就要真正坚持物理主义,清理其内部所隐藏的民间心理学残余,既根据事实看到世界包含着差异性、多样性的统一性,又看到世界包含着统一性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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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什将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分为一般模式和历史模式。在一般模式下,马尔库什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出发,将劳动视为同社会形式(社会关系)相分离的纯粹技术过程,认为技术拥有本质上固定不变的结构,没有任何历史性的变化,其单一发展逻辑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在历史模式下,马尔库什看到马克思技术理论的复杂性,但认为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充满张力。我们只有澄清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技术理论的误解,坚持历史性、总体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技术理论的真实意蕴。
传统正义观认为,分配正义是以物品分配与接受为导向的,弗斯特在批判传统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与结构为导向的正义“图像”。依据这种正义图像,分配中具有本体性、主体间性、话语性和中立性特征的权力成了正义的首要问题;作为个体基本权利的辩护权利及以互惠性与普遍性为标准的辩护原则构成了弗斯特正义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弗斯特认为正义是建立在基本正义基础上尽可能实现最大正义的一种“一元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结构。这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
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流派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传统,其思想实质与马克思发动和实现的哲学革命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要实质性地推进该领域的相关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前提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差异、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与问题域、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某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经济关
王阳明的思想特色是“心学”,但“心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解读经典,这正是“心学的经典化”与“经典的心学化”一体两面的过程。王阳明认为,“心学”与“经学”是一种“道”与“经”的统一关系,“心之常道”就是“经之常道”,对“经”的宗旨及源流的考察须以“正人心”为本,孔子删述《六经》等也正是围绕着正人心、塑人伦进行的。一言以蔽之,王阳明的心学不是空谈心性、游谈无根的,而是对经典诠释的心学。
2019年10月26-27日,由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国际论坛暨“道德发展智库月”系列论坛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举行。论坛组织了“伦理型文化战略”国际论坛、“新中国70年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轨迹与文化规律”第二届长江学者智库论坛、“新中国70年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及其前沿理论”首届杰出青年学者智库论坛三大主题活动。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韩国和中国的两百多名学者与会,围绕“伦理道
永嘉之学扬弃了理学注重心性修养的治学方向,转向强调致用的经制之学。永嘉学人多为理学家所指摘,甚至被视为异端,但这正表明了永嘉学派的学理转向。永嘉学派经制之学的建构,涉猎广泛,注重社会生活,助力南宋在经济等领域走向鼎盛。然而,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反转,明朝采取了闭关锁国的策略,打断了“南宋模式”的延续。永嘉学派的出现,本质上是一场儒学内部相异于经学传统的批判与启蒙的思想运动。
自由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如何面对自由、面对怎样的自由决定了我们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本文从目前学界热议的意志之缺席与出场现象出发,分析了现代自由意志的崇高性和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面对虚无。前者是现代性由以论证自身的前提;后者则揭示了现代性自身的局限。为了克服自由意志的虚无性,现代哲学或者以自由为根据建构一套困难重重的“自由体系”,或者从人实际的生存处境出发经受其存在身位的深度复杂性,并希冀对其自由身位作出另一种理解。这些分析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意义上的“解决”或“克服”方案,自由总是让人处于一种多少
神经伦理学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探索道德行动的心理机制和神经基础,它关于心灵活动的研究结论会消解理性、慎思与自由意志在道德抉择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在根源处威胁传统规范理论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以至善为道德生活的导向,以逻各斯的存有状况为灵魂划分的依据,确立了一种道德心理的独特范式。在其中,生物心理学和政治学有不同的功能特征与目的朝向,它们无法被简单地用于彼此之间的证据支撑。这一功能论证方式为神经科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合理划界提供了良好的方法借鉴,有效回应了当代道德心理基础重建的最大挑战。
著名瑞士文艺批评家、观念史学家和卢梭研究权威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1920—2019)著《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汪炜译)一书于2019年1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译自法国伽利马(Gallimard)出版社1971年再版的Jean-Jacques Rousseau:La transparence et l obstacle。斯塔罗宾斯基在本书中超越了卢梭诠释者们相互矛盾的各种理论,通过“透明”与“障碍”这对从卢梭文本自身之中提取的核心概念,不仅“成功地将卢
康德认为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能说谎,即使在“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也应说真话。这一“谎言禁令”备受批评,被认为难以与生活实践和道德直觉相容。从康德提出“谎言禁令”的原初语境出发,只能推出“撒谎借钱”不能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若能正确理解定言命令的形式主义及其普遍化与可逆性标准,则“谎言禁令”不会被“简化”地陈述与理解,“撒谎救人”的准则也能够通过普遍化与可逆性测试,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在某些特殊的、类似“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不说真话也不会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法则产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