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反映的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体现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推进共同富裕是推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下降,在到达2007年的最低点之后又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原因进行探讨,但鲜有从银行业这一我国最主要的间接融资渠道的角度进行解释的文献。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银行业也逐步从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向多元的竞争性体系进行转变,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经营决策。企业的劳动报酬派发和利润分配决策与企业所依赖的银行信贷市场密不可分,因此本文试图以企业微观主体为视角,研究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丰富金融与劳动收入份额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新型银企关系,推动银行业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完善企业信贷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首先,本文在理论部分以融资约束为渠道,构建以CES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理论模型,从“融资难”和“融资贵”两个角度探讨了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并结合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企业要素密集度、企业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提出了5个假说。其次,本文在实证部分使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融资约束的中间渠道,并检验了异质性假说,进行了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银行业竞争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银行业竞争一方面通过改善资金价格扭曲的现象,缓解了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在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即资本和劳动互补时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银行业竞争改善了企业为增加内部储蓄留存来平滑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挤占劳动报酬的现象,缓解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第二,银行业竞争提升了非国企和中小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国企和大型企业无显著影响。第三,银行业竞争提升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显著影响。第四,银行业竞争提升了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无显著影响。第五,银行业竞争提升了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水平更高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低的企业的显著性更低或不显著,所在地区法律制度环境水平更低的企业无显著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立足于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现状,首次从银行业竞争的角度研究其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第二,区别于主要集中于省级宏观层面的金融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文献,本文从企业微观主体出发,使用地级市层面和企业周边空间地理分布层面的多维银行业竞争指标解释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原因。第三,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面,使用定义法和回归法计算出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的结果,进一步加强理论模型的稳健性,挖掘融资约束的中间机制,完善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路径。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构建市场化、差异化、特色化的银行业体系,完善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推动企业发展。其次,关注不同所有制和规模以及处于特殊行业、特殊经营阶段的企业的融资困境以及劳动收入份额情况,制定相应的帮扶政策。最后,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环境水平,保障劳动者应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