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多样性、利益需求多元性等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亟需乡村治理体系升级换代。2013年,浙江桐乡市的乡村治理地方实践探索对此作出了最新回应,最先践行并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后,全国多地开启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之旅,关于该治理体系的实践样本与建设经验逐渐多元与丰富起来。与实践样本和建设经验的多元与丰富相比,学界关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则稍显逊色。就目前来看,学界对该治理体系在各地方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关注较多,对个案实践的深入研究及其形成机理则关注较少;对“三治”各自的角色定位、功能发挥关注较多,对“三治”之间的“融合”机制及其完善则缺乏深入研究。研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将乡村治理体系置于历史的维度,才能发现当前“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特性、优势和缺陷,才知当下“怎么改、怎么完善”,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中才能深刻理解当前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研究“三治”的“融合”机制及其如何发展完善的问题,不仅可以丰富治理理论,而且关系到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文章以一个正在进行“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中西部农业型传统村庄为研究个案,对上述问题逐一作出深入剖析与研究。具体来说,首先,文章对该村庄1949年以来各历史阶段的乡村治理体系及其形态、形成背景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出的经验过程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形态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其次,在此基础上,结合乡村社会现实情形,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作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是由内因-外缘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从内因来看,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及历史方面的因素,是“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从外缘来看,政府力量的主导与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不可或缺的外因。而且外缘与内因之间互动互构,外缘通过内因起作用。当外缘符合内因的需求时,则会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顺利发展;当外缘违逆内因的需求时,则会使“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发展受阻。再次,文章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模式与实践困境作了详细阐述。从其运行模式来看,分别从自治、法治、德治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载体设置以及运行机制的构建,而无论是制度设计、载体设置还是运行机制的构建,都尚未设立专门的三治“融合”机制。但就运行载体来说,有纯粹的自治载体、法治载体,也有自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运行载体;就运行机制来说,自治中既包含了法治,也包含了德治,法治中既有自治也有德治,德治中既浸润了法治也彰显了自治。因此,“三治”实现了真的“融合”,只不过这种“融合”是初级的,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也面临自治创新缺乏内生动力、法治建设缺乏外部投入、治理载体设置冗杂、“三治”分别创新容易“融合”难等实践困境。第四,文章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进行了深入思考。基于对“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运行模式与实践困境的研究,提出从价值定位、建设原则、建设目标、突破实践困境以及升华有益经验等方面发展完善之。最后,文章基于上述研究认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之形成是乡村内生需要与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与可复制性;“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依赖乡村社会资本的丰富,故村民间应通过密集而广泛的社会交往创造乡村社会资本;同时,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需以“家户制”的土地承包模式为基础,摒弃“国家赋权式自治”,激活乡村内生性自治,这就需要通过振兴乡村产业、构建“村民利益共同体”实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