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无隐私”观点长久以来为传统的隐私权理论所坚守。但现如今,人与人的交往愈发紧密,信息的传输与应用也愈发迅猛,剧烈的社会变革令“公共”与“隐私”之间不再那么截然对立。风险自担理论不适用于公共场所隐私侵权、公共场所亦有私人事务、公民在公共场所应享有合理隐私期待等理论的提出,对公共场所无隐私理论进行了深度反驳,为我国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大量的监控设备及小型拍摄装置令公众的个人隐私大量暴露于公共场所之中,私人信息遭泄露或传播的局面令公众对于公共场所隐私权的需求与渴望日益强烈。针对我国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存在的公共监控设备缺乏规范管理、立法空白与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之问题,我国有必要逐步完善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制度。被用于公共事务或主体主要实施公共性质之活动的场所可被判定为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包括现实公共场所与网络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环境下,公民在其中的私人生活为其隐私,受到保护。但是,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保护亦有界限,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对其进行限制。具体来看,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受到公众人物、公共利益以及权利主体的主动公开的限制。公共场所隐私侵权的主体,主要是公权机构和普通民事主体。公权侵犯角度下的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需对公权进行约束,应当通过规范监控信息管理、明确相关行政责任等方式,强化对公共监控的制度监管。针对民事主体侵犯角度下的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问题,应当强化私权的保护。我国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参考隐私合理期待理论统一侵权行为的司法判断标准,采取财产赔偿方式与非财产方式相结合、物质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相结合的公共场所隐私侵权赔偿形式,多因素结合确立赔偿规则,并确立指导性案例,以便对公共场所隐私权进行较为全面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