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漂移在公募基金中普遍存在。风格漂移是指基金偏离了初始的投资策略,使得投资者不得不面对预期风险收益组合之外的不确定性,增加预期外的风险暴露,面临非最优的投资结果。基金风格漂移不仅会影响基金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也使得投资者的利益受损。不仅如此,甚至加剧了基金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市场波动。更长期一些来看,风格漂移损害了基金管理者与投资者之前的互信机制,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良好声誉,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首先,为了深入探讨基金的风格漂移,本文采用了基于持仓的分析方法（HBA）,衡量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2011-2020年每半年度筛选后的基金风格漂移的真实程度。相对于基于收益波动的分析方法（RBA）,HBA避免了回归中拟合优度较低,回归系数缺乏现实意义的缺陷,并且比较的基准组合调整更为频繁与及时。本文基于DGTW方法,直接采用市值规模、账面市值比、动量三因子,以半年为频率,刻画A股每支股票的特点,从而以排序进行分类,作为每半年度的股票特征分类基准,最终每一期有125（5*5*5）个独特的分类基准。接着,以每半年度基金的持仓数据集作为映射,以每支持仓股的权重对三因子的排序数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每一期的基金风格,并在每一期风格的基础上,建立相邻两期风格对应的基金风格漂移指数。统计结果显示,不论是样本基金风格漂移指数分布前5%的“专一”型基金,还是漂移指数后5%的“漂移”型基金,大多倾向于在招募说明书规定的规模、估值边界之外投资,亦或在规定的投资主题边界之外投资。不同于美国的基金治理方式,我国的开放式基金由于是契约型,难免存在着双重委托代理的矛盾。基金公司聘请专业的投资经理,负责基金运作,目的是最大化持有人利益从而提升公司价值,然而基金经理的目的是增加薪酬和提升声望。因而基金经理有基于自身利益,增加基金公司和投资者风险,从而博取更高收益的动机。因而,本文接下来在建立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从基金业绩、基金治理结构、基金经理的人物特征三方面着重分析基金风格漂移的原因。模型的核心结论为,基金的前期业绩与当期基金风格漂移程度呈正U型相关,说明前期基金业绩较好的基金经理（赢家）对自我的投资能力有更加乐观的预期,从而更加积极地践行自己对于市场走势的理解,增加基金风格漂移程度。而对于基金业绩垫底的投资经理（输家）来说,他们同样有着调整基金投资组合的积极性,以求取更高的市场表现,从而避免被解雇,基金风格漂移程度同样在抬升。表现平庸的基金可能是受制于调仓成本,修改投资风格的动机不强。于是最终导致了基金风格漂移对于前期基金业绩表现的边际反映“两端大中间小”的局面。另外,U型对称轴偏向于前期业绩水平更高的基金,表明业绩垫底的投资经理,相对于头部明星基金经理来说,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提升组合风险,博取更高收益。基金治理结构对于基金风格漂移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是因为基金公司的大股东没有对具体的基金产品进行有效监督、激励的意愿及能力,二是因为基金内部从业人员占比极低,对基金运行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也相对有限。基金经理人物特征对于基金风格漂移的影响则更为复杂。整体来看,男性的持仓风格更为专一。但是随着学历的上升,男性的风险漂移程度在上升,女性的风格却更为保守和稳健。男博士相比男硕士（及本科、MBA）,对于自我的投资能力更为自信,而女性却缺乏学历带来的心理暗示。而考虑到学历和性别对于基金业绩相对于基金风格漂移程度的边际影响后,回归结果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基金经理在面对基金收益率为负的逆境时,倾向于更保守的投资风格,即延续或微调以往的投资风格,风格漂移程度下降;而男性基金经理在逆境中基金风格的选择上更为激进,采取进取型投资策略以求逆转颓势,风格漂移程度上升。而博士相对于硕士（及本科、MBA）,不论逆境还是顺境中,边际效应的绝对值都更小,投资风格都更为稳健。接下来,本文将核心结论涉及的基金绝对业绩变量,替换为以基金相对排名为代表的相对业绩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一致,证明分析结果具有普遍性。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本文就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监管机构三个角度,给出了相关的结论和建议,以期降低基金经理“自利性”风险调整行为为投资者带来的额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