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与1995年《预算法》对地方政府的融资限制是城投债出现的根本原因。城投公司及城投债的爆发式增长阶段,自2008年我国政府大规模进行“四万亿计划”开始,但在其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逐渐暴露出城投公司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爆发式增长、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明显上升、城投公司管理混乱等问题。对此,2014年政府相关部门颁布《预算法》以及“国发43号文”等文件,赋予地方政府在一定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权力,并划清了地方政府与城投公司的债务界线。但与其他债券类型相比,在政府对城投公司的支持转为隐性的同时,市场对于城投债依然保持着“刚兑”预期。2015年至2019年,城投债的发行规模保持较高水平,尽管目前城投债依然保持刚兑,但2018年和2019年两年间共有49家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事件,我们从风险管理的角度仍要关注风险较高地区的城投公司及城投债。城投债信用风险较其他债券具有以下特点:1)从城投公司的定位来看,作为国有控股的企业,城投公司的发展战略、运作模式、投融资方式等严格遵照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执行,因而其经营、组织管理等方面均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2)从城投公司的业务发展来看,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土地整理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收费权益资产等收入,因而其收入的规模与稳定更多取决于地方财政的水平;3)从城投公司与政府的偿债关系看,由于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较大,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其对城投企业的财力支持直接影响城投公司的偿债能力,即城投债信用风险受地方政府的级别因素影响较大;4)从城投公司与政策关系看,自政府颁布“43号文”后,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的支持转为隐性,一些城投公司受政策的要求通过转型以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因而城投公司自身实力对城投债信用风险的影响有所提升。本文首先阐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及理论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思路与不足,对我国城投债的发展历史、信用风险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次在信用风险理论及模型的基础上,以KMV模型为基础进行地方财政、非上市公司的KMV模型的改造,使模型更加符合“43号文”发布后的城投债信用风险状况,并选取山东省城投债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的KMV模型分别对山东省本级、市级、区县级地区的财政、公司进行违约风险的度量,测算出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下各城投公司的违约风险水平;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与利差的对比进行分析,对地方城投公司进行风险防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