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股东通过资本多数决制度成为公司的决策者兼执行者,在缺乏制衡机制时,控制股东极易出现股东权利滥用行为。资本多数决的异化是股权滥用的本质。《公司法》第20条第2款虽是规制股权滥用的关键条款,但该规定较为抽象、模糊,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指导。通过对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实证分析发现,该款在司法适用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股权滥用标准不明确。司法实践对该标准的认定,通常以程序违法性、义务履行性、他者权利受损程度为判断标准。但该种标准类似于“商业判断规则”,在该标准下法院往往保持司法克制,不对公司决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从而导致股权滥用的行为难以被认定。其次,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保护不充分。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倾向于保护股东的有形财产利益,而忽视了对公司及股东的交易机会、预期利益等无形利益的保护。随着无形性财产利益的重要性日趋凸显,该认定势必造成利益保护的不周。最后,股东承担股东权利滥用责任的方式略显局促。主要体现在责任承担方式单一、适用依据不足、适用混乱等方面,因此难以为利益受损的公司及股东利益提供充足有效的救济。通过深入分析研究,现提出如下解决方案:在股东权利滥用标准的认定上,应当以传统民事权利滥用标准为基础,同时引入商业判断标准、信义义务理论及股东合理期待理论。首先判断股东行权是否超出自身权限范围,超出则构成权利滥用。其次对于未超出权限范围的行为,如果该行为使得其他股东投资时的合理期待落空,亦构成权利滥用。但若控制股东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合法的商业目的,以公司最佳利益善意行事,履行了股东的信义义务,则不应认定为股东权利滥用。在公司利益范围的认定上,应加强对公司交易机会、公司名誉等无形性财产利益的保护,并通过归入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结合完成对受损利益的救济。在股东利益范围的认定上,一方面要对股东预期利益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在控制股东控制公司时,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形,承认股东间接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责任的承担形式不限于损害赔偿责任。对《公司法》第20条第2款的理解应当置于第20条的背景下,损害赔偿责任仅仅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对其他责任承担方式的适用,应当以传统权利滥用责任理论为基础,结合《民法典》《公司法》进行具体裁量。控制股东权利规制问题,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杂症。总的来说,应当在承认控制股东控制权以及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基础上,把握好股权滥用的标准,明确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保护的范围,丰富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责任形式,以完善对行权股东的规制路径,充实对利益受损者的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