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经济环境的变化、政策目标的调整等都会导致经济政策的相应调整,也进一步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效应愈发显著。中国和G7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与日本）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不仅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基于各国互相之间的贸易、经济、资本联系,一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规模强劲增长,对外开放过程也在积极扩大,G7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的外源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稳定产生影响,因此,研究G7国家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的溢出效应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了2008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中国和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的跨国溢出效应。首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其次,利用时变溢出指数模型分析了中国和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的相互溢出效应,求解了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净溢出指数以及八个国家的总溢出指数,并根据对应时段内的政策变动和国际重要事件发生分析了该时期的时变特征。再次,分析了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对比了G7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溢出效应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区别和联系。研究发现:第一,八个样本国的总溢出效应为72.037%,在样本期间,八个样本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体系中72.037%的不确定性变化是由于互相之间溢出影响形成的。第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总溢出指数都对国际重大事件比较敏感,总溢出指数相对滞后。第三,G7国家对中国净溢出效应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时期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拿大和德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一直处于净溢出状态,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时间是对中国产生净溢出效应。在2019年到2021年2月期间,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产生净溢出。第四,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7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溢出效应,尤其美国的溢出效应变化最为剧烈;而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也导致相应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大溢出。第五,加拿大、德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排在前三位,来自日本和意大利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都较小;2020年到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意大利外的其他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净溢出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值,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也有所上升。本文针对中国和G7国家防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