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是信息时代的元技术,无论是电子商务、政务办理,金融服务,还是我们日常饮食、睡眠甚至简单的行走,都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影子。大数据技术一方面把人类主体量化为数据,另一方面在本体论维度重塑了社会形态,线上世界与物理世界不再平行而是高度融合,弗洛里迪把这种新社会形态称为信息圈（infosphere）。在认识论维度,大数据技术的预测与分析功能促成了科学研究的第四种范式——数据驱动型科学的涌现。但是,大数据技术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好、更正义的社会。因为物理世界中的不正义也被一并再本体化（re-ontologizing）到信息圈之中。也因此,大数据正义的研究势必无法与人类社会历史脱节。大数据正义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大数据技术自身存有“原罪”:大数据系统的成型建立在有违用户知情同意权的基础上;并且,由于大数据技术的智能性,原先的社会不正义将呈现出自动化再生产的样态。其次,大数据技术对知情同意权的侵犯意味着用户数据控制权的丧失,这将直接导致用户数据所有权和隐私权的缺乏。第三,隐私权的缺乏,不仅是因为网络监控带来的泄露,还因为大数据算法的“心智计算”。大数据“读心术”使得用户的个人根本计划、道德运气彻底被技术所破坏,当用户把大数据系统所要求的信息透明、公开、自由奉为圭臬时,他们将以自由、共享之名甘愿献出自身数据,于是自我曝光与自我剥削合二为一,数据主体失却自由。第四,用户的数据收益权有赖于大数据系统判定的用户画像,数据主体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享有应得的收益;当大数据系统判定的用户画像成为主体衡量自我的标准,用户的自我认同也将出现危机。大数据正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数据鸿沟,即大数据持有者与数据主体之间的权力鸿沟。这种权力鸿沟的外在表现是大数据持有者对用户之数据人格权的蔑视,内在原因则是用户缺乏平等的代表权。因此,附属于数据人格权的隐私权、被遗忘权、数据修改权等无法得到保障,数据收益只能听任大数据持有者的“良心”。一种合理的数据正义方案需要保障数据主体拥有与大数据持有者平等互动的地位。平等互动地位的关键在于拒斥大数据持有者判定的用户画像,能够经数据主体自我阐释的数字身份将是大数据正义方案的合理起点。因人类主体之平等道德价值,数字身份将得到平等承认;基于需要原则,数字身份将以需要为再分配的基点;基于政治代表权,数字身份意味着平等参与的资格。基于数字身份的承认、再分配和代表权将成为大数据正义的一阶方案。若要回应大数据正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矫正,还需借助弗雷泽的二阶正义理论。二阶大数据正义将矫正信息圈的错误架构,这需要我们把大数据平台之间的通信作为跨国公共领域,把此中凝结的共识作为践行全球正义的始点。弗雷泽提出的跨国公共权力可消解为信息伦理学中反向传播的责任链,避免权力的实体化定义。如此,一种超越现行架构政治的全球正义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