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随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等多部中央政策文件中均指出,要在农村地区推行垃圾分类,进一步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从理论角度来看,政府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时所面临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治理资源的分散性、单一主体的局限性以及治理要素间的共生性,要求政府必须转变传统的垃圾治理方式,即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协同优势,实现一元治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变,从而提升治理效力。而其可以通过目标协同、资源协同、主体协同以及环境协同四条路径,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通过资金、信息、人员等多种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整个治理过程的协同,从而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但在实践治理过程中,各地面临的不同自然条件、文化基础以及资源禀赋,使得政府难以寻找一套普适性的治理模式在全国推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地方治理实际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我们在对D市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传统垃圾消解方式的不适应性、地方政府治理失灵以及中央政府政策推动,是农村地区推动垃圾分类协同治理的重要契机。随着治理的深入开展,当地已经初步构建了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并且垃圾治理效果也在逐步提升。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是治理目标具有模糊性、权责配置合理性不足、信息沟通平台缺失使得目标协同难以实现。二是环卫资源不足、财政资源紧缺、社会力量缺失使得执行机构治理资源不足。三是主体责任认知不清、关系协同未能建立以及规则协同未能实现,导致目标群体参与效果不佳。四是外部环境中存在不利因素,如分类文化尚未形成、终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末端垃圾处置具有局限性等,致使协同治理成效未达预期。为了完善协同治理路径,D市选择以E村为试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具体来看:一是通过对治理目标进行再设计提升其共容性、明确性以及动态性;二是通过对环卫、财政以及社会力量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提升治理机构的治理能力,促使其有效发挥领导作用;三是通过强化目标群体的责任认知、构建互动合作关系以及不断推进规则协同等方面,促使村民能有效实现自组织,推动整个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四是通过从治理文化、基础设施的有效利用以及末端垃圾处置效率的提升等方面优化外部环境,在不断提升居民参与便利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也使整个治理能够实现一个良性循环。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当地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效果显著提升,当地人居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