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是中国社会常见且重要的一个群体,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出生在1980年后的农民工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此外,农民工家庭的流动也越来越常见。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生活工作时,会面对新的语言环境,同时也将家乡方言带入城市,当面临家乡方言、当地方言、普通话等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时,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的父母如何为子女做出语言规划和语言选择?他们对不同的语言或语言变体持何种态度?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当前,国外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多以移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国内研究则多以城市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然而中国的城乡发展水平、教育资源和语言文化仍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语言政策、语言观念和语言实践的研究仍存在不足。考虑到当前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选定了5个生活在武汉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录音、家庭拜访等方法收集数据。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者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家长持有语言是“商品”的语言观,即通过语言是否有用、用的人多不多等来判断语言的价值。他们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判断尤为如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家长认为,普通话和英语是国内交流和国际交流的工具,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的普通话和英语学习投入较多。这些家长认为家乡话和武汉话的使用场景和使用人数较少,因此不重要,很少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子女的家乡话和武汉话的学习。也有家长基于语言是“资源”和“身份”的语言观来看待家乡话和武汉话,他们认为家乡话是家乡文化的体现,是自己的根,而武汉话则是武汉文化的体现,二者都十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家长虽然对家乡话和武汉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并没有外化为具体的行动来管理孩子的家乡话和武汉话的学习。这一现象说明语言观念或语言意识形态并不一定能转化为语言管理行为。此外,不同于国外移民家庭或多语家庭中常见的“一人一语”模式,这些受访家庭在亲子交谈中均采用“普通话的单语模式”。换句话说,当父母或祖父母和孩子交谈时,他们会转换为普通话。这种语码转换的方式让这些家庭的孩子处于普通话的单语环境,并开始转用普通话。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采取的这种普通话单语政策实质上是家长的语言观、学校语言政策、国家语言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政策会导致这些家庭在家庭域转用普通话,说方言的人数减少,长此以往,有一些方言甚至会面临消失的危险,对语言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家长应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关注孩子普通话和英语学习的同时,也要重视孩子方言的学习。学校和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者也要更注意方言的保护和推广,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