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企业通过跨区域扩张构建和延伸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发展壮大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Delios and Beamish,1999;Helfat and Eisenhardt,2004;宋铁波等,2016）。跨区域进入新的市场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市场机会和异质性资源,提升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并通过跨地区经营建立和提升企业的多元化竞争实力,为中国企业最终走向国际市场奠定实力基础（蓝海林等,2011）。作为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市场蕴含了大量的潜力和机会,这就意味着相比国家本土市场狭小的企业而言,我国企业所面对的是更广袤的市场环境。而不同地区和省份之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使我国的投资环境呈现出复杂特征,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面临着次区域层面的环境差异。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大市场的优势,挖掘市场潜力,将培养起应对复杂环境的竞争优势。因此,探索中国情境下企业在一国之内的跨区域市场进入战略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根据企业行为理论,企业的管理层通常使用期望绩效水平来判断组织是否需要进行战略变革（Cyert and March,1963）,区别于基于历史和行业绩效的“回溯性”的期望水平,来自资本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收益预期代表了企业“前瞻性”的期望水平,而管理层基于企业过去实际绩效对未来绩效的预测值可以代表企业未来的绩效水平,该预测值与分析师一致盈利预期的差距被称为“盈余压力”（Matsumoto,2002）。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从期望绩效评估差距引发企业战略决策制定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盈余压力对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影响作用。同时,考虑到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及所处外部制度环境的差异,本文还结合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制度基础观,进一步探究了企业股权性质（是否家族控制）以及企业所在地区正式制度环境（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非正式制度（企业所在地区的方言多样性程度）在盈余压力与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之间的调节作用。此外,本文在拓展性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了企业所在地区家文化在盈余压力、家族控制和跨区域市场进入之间的作用机制。最后,本文分析了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对企业后续绩效的影响作用。基于中国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盈余压力显著提升了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倾向和强度。首先,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企业在未能达到期望绩效水平时会开展一系列搜寻活动来提高绩效（Cyert and March,1963;Greve,2003）。在面临盈余压力的情况下,企业会进行问题导向的搜寻,开展一些伴随着高风险和高投入的战略行动。跨区域市场进入虽然伴随着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企业也有可能获得更有价值的增长机会。其次,当企业绩效相对不足时,将资源转移到新市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Wu,2013）,将企业现有资源在新市场重新部署可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Helfat and Eisenhardt,2004）。而通过在新市场上对互补性资源的搜寻,企业能够巩固和强化现有的优势,获取超额利润（Ekeledo and Sivakumar,2004）。最后,实施跨区域市场进入战略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或地理方面投资组合的多样性来降低其总利润流的波动性（Markowitz,1952）,企业能够灵活应对因利率、汇率、工资水平以及商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产生的特定冲击和波动（Thomas and Eden,2004）。因此,面临盈余压力的企业会通过问题导向的搜寻,做出跨区域经营的决策,随着盈余压力的增大,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强度也会相应提升。第二,家族控制在盈余压力和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倾向和强度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家族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盈余压力和企业进行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之间的关系。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家族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对非经济目标的重视程度往往高于经济目标（Zellweger and Astrachan,2008）。Gomez-Mejia等（2011）认为,家族企业在进行决策时是以维持或增加社会情感财富作为主要决策参照点的,如果某项决策可能给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造成损失,即使该项决策会带来经济收益,家族企业亦可能会作出不符合经济逻辑的选择。即使跨区域市场进入能够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发展机会和市场前景,家族企业反而更倾向致力于当前市场,进而规避进入新市场给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带来的冲击。因此,在面临盈余压力时,家族控制可能会导致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强度降低。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家族成员因追求社会情感财富的稳定而避免实施冒险决策（De Massis et al.,2015;Gomez-Mejia et al.,2007;傅颖等,2019）。由于跨区域市场进入需要企业在多个地理市场同时运作,相关的协调成本和管控风险较高（Delbufalo et al.,2016）。此外,跨区域市场进入需要在目标市场建立生产和分销机构,为了克服“外来者劣势”,企业还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和其他资源,很可能需要通过债务融资来获取资本,然而外部融资会减少家族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来自家族外的新参与者（即股东或债权人）权力,会侵蚀家族成员的社会情感财富（Arregle et al.,2012;Hennart et al.,2019）。其次,家族企业在进行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时需要具备管理才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才来执行进行有关子公司业务拓展和资源方面的整合（Jones et al.,2008;Mc Conaughy,2000）以实现分析师收益预期水平。然而家族企业不太愿意雇佣那些非家族成员的职业经理人,这是因为创始人不愿放弃控制权和根深蒂固的裙带关系（Liang et al.,2014）。除此之外,家族企业的管理层通常都是从一小部分家庭成员中挑选出来的,往往不具备跨区域发展所需的专业知识,因此盈余压力下的家族企业会尽量避免进行跨区域发展,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强度也更低。第三,企业所在地区家文化进一步强化了家族控制在盈余压力和跨区域市场进入强度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家文化强的地区,家族企业在面对盈余压力的情况下,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强度更低。首先,在中国,以家族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模式强调个人的利他主义行为（郭正林,2002）。家族企业的创办通常都是基于代际传承的财富、人脉、声誉等资源（周鸿勇,2009）,在家文化强的地区,这些基于亲缘和地缘的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只适用于本土情境,离开本地可能会失去价值,固守集体主义的家族企业主则会优先选择在当地发展壮大。此外,在家文化强的地区,原本就重视维持家族成员社会情感财富的家族企业主,在面临盈余压力时会采取更加保守的风险规避战略决策,从而规避跨区域市场进入。最后,家族企业通过合理地利用基于亲缘和地缘的本土关系网络还能够有效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李胜兰,2008）,雇佣当地的劳动力并且在本土市场持续经营也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盈余压力下的家族企业则更加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等实现发展和壮大,进而提升绩效水平。第四,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在盈余压力和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倾向和程度之间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弱化了盈余压力和企业进行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之间的关系。如果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较为自由、开放,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管制程度低,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在当前市场持续发展,进而提升绩效以应对来自资本市场的盈余压力。首先,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较为自由、开放,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管制程度低,法律监督和司法执行力度较强,这种高质量的制度环境、透明而完备的“游戏规则”能够有效提高市场效率（Estrin et al.,2013）,有助于面临盈余压力的企业在当前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和发展壮大,从而削弱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动机。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要素市场不够自由,企业无法便利地在当地获取发展壮大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此外,欠发达的市场也难以吸引高水平的职业经理人,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受到抑制,难以满足当地企业发展壮大的人力资源需求。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业绩不足而面临盈余压力的企业倾向于采取跨区域市场进入战略,在其他区域寻求和开发人力、物力资源以及潜在的商业伙伴、交流合作等发展机遇。第五,企业所在地区的方言多样性在盈余压力和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的倾向和程度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认为方言多样性能够通过语言的“文化效应”在盈余压力和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之间起到制约作用。具体而言,方言反映了特定地域人群的风俗习惯、人文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用同一种方言的群体之间更容易进行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流,达成文化和身份上的认同（赵向阳等,2015）。在方言种类较少的地区,当地的个体之间、企业与上下游合作方之间使用同一种方言的可能性越大,沟通障碍和交流成本降低,这将有助于促成企业在当前区域所开展的商务谈判、贸易合作等交流活动（Melitz and Toubal,2014）,有利于与当地的业务合作者维持长期合作的关系。而盈余压力之下企业倾向于将发展的重心放在当前所在地区,从而充分地利用由身份认同所带来的本土优势。另一方面,在方言种类较多的地区,个体及企业获取社会信任水平相对方言较为单一的地区难度较大,企业很难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由使用相同语言交流所带来的身份认同优势,更倾向于对外开拓市场、寻求合作机会,从而提升绩效水平以应对盈余压力。此外,在方言种类较多的社群中,个体的文化背景更丰富,思想也更加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催生创造性的想法（Qian and Stough,2011;潘越等,2017）,企业也更有可能通过跨区域市场进入与其他地区的企业进行交流和互动。第六,跨区域市场进入有助于提升企业后续绩效。跨区域市场进入需要协调和管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伴随着“外来者劣势”等成本（Gomes and Ramaswamy,1999;Tallman and Li,1996）,同时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升市场力量（Lu and Beamish,2004）。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区域市场进入能够提升企业后续绩效,具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跨区域市场进入为企业克服自身所在市场的缺陷提供了多元化的资源（Hitt et al.,1997;Thomas and Eden,2004）,增加了企业的资源储备,促进了现有资源的价值实现,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后续绩效。其次,当企业同时在多个地区经营时,就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最有利于当前发展的市场,还能通过加强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互动来实现财务协同效应（Nath et al.,2010）,运营效率也会相应提高,进而提高企业的后续绩效。最后,企业通过超越地理边界的跨区域市场进入还有可能获得其他地区的税收优惠以及成本更低的劳动力等生产资源（Hennart,1982）,各区域生产要素的结合也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和分销成本,进而有益于企业后续绩效的提升。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的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框架下跨区域市场进入相关主题的研究。尽管前期文献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决策已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Luo and Tung,2007;Markman et al.,2019;Zachary et al.,2015）,但鲜有学者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探讨盈余压力对企业跨区域扩张的影响。企业未能达成分析师收益预期很可能是由于现有资源在当前市场无法发挥最大价值（Helfat and Eisenhardt,2004;Wu,2013）或是无法顺利获取原材料、劳动力、市场信息等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由相对绩效不足所致的负面绩效反馈会促使管理者开展问题导向的搜寻,从而更有可能会采取跨区域市场进入等风险性决策,通过在新市场探索现有资源的利用价值、发掘新的资源,企业能够巩固和强化现有的优势,进而获取超额利润（Ekeledo and Sivakumar,2004）。本文通过分析盈余压力下企业通过跨区域市场进入开展问题导向的搜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理论的应用情境。第二,本文将来自资本市场证券分析师的收益预测纳入研究框架,拓宽了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参考点的选取范围。先前基于前景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探讨冒险性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中,大多学者对于参考点的选取都基于企业自身的历史比较角度,或是以竞争对手的平均绩效水平作为决策参照点（Audia and Greve,2006;Bromiley and Harris,2014）,有关市场进入的研究文献也是如此（Ref and Shapira,2017）。然而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日渐成熟,管理层在制定具体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股东、董事会成员、投资者等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来自外部资本市场的证券分析师同样会对股价和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Schulz and Wiersema,2018;Zhang and Gong,2018）。本文则将分析师的收益预测作为参考点,从前瞻性的视角拓展了参考点的选取范围。第三,本文区别于前期集中于跨国视角的跨区域市场进入研究,立足于中国情境,探究了企业在不同省份和直辖市的行政区域之间开展的跨区域经营行为,增加了理论的概括性并提高了研究的实践价值。以往有关于市场进入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Li et al.,2013;Wu,2013;宋渊洋等,2011;许晖和郭净,2013）,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一国之内的跨区域市场进入战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然而,国与国之间通常存在大量难以控制的情境因素,企业国际化领域的数据资料可比性并不高。本文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强调了研究“次国家区域（subnational）”的必要性（Chan et al.,2010;Lu et al.,2018;Meyer et al.,2009）,尤其是在疆域辽阔、处于渐进式改革进程的中国,研究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跨区域投资行为将帮助我们理解企业的战略决策行为。第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制度与企业战略交叉研究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范畴。本文将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方言多样性和家文化强度作为情境因素纳入研究模型,探讨了文化这一“基础性因素”对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的制约作用。另外,与家文化相关的前期研究大多局限于农村社会环境,解释的是农村的具体经济现象（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本文则结合制度基础观,同时考虑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从企业行为决策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对于推动企业跨区域市场进入理论范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五,本文拓展了盈余压力影响效应的研究。前期一些学者在会计、金融等不同领域探讨了企业如何应对来自资本市场的盈余压力,如直接忽视（King,2004）、盈余指导（Bernhardt and Campello,2007）、“创造性的”会计方法或是调整商业决策如裁员、减少创新投入以提升企业短期盈利水平、适应分析师的收益预测（Currim et al.,2018;Graham et al.,2005;Zhang and Gimeno,2010）,这些研究强调的是短视或投机性的方法,而未考虑到企业面临相对业绩不足的盈余压力时,会通过跨区域市场进入以缓解经营困境。第六,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限制企业发展壮大的枷锁更多来自于外部的管制和规范制度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为企业的发展制定支持和激励性的政策,提供高效、完备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实施跨省域的横纵向整合的发展战略,进而实现“做大做强”。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了外部资本市场的证券分析师同样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管理层应当更加重视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企业的股东、投资者与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得知面临盈余压力的企业可能会采取跨区域市场进入决策,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利益相关者就可以据此作出下一步的投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