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业活动出现以来,并购便是其中重要且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活动,企业之间通过股权或资产的交换,实现合并或收购。放眼全球,市场发展成熟、经济活动活跃的美国自20世纪初以来已经有五轮以上获得广泛共识的并购浪潮,其中涉及的规模持续扩大,影响范围不断拓展,到如今并购也早已突破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化的活动,催生了许多跨国大集团的出现。在我国,自市场化经济改革以来,在政策面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双重作用下,企业活动的自主性与丰富程度极大提升,并购活动也越来越普遍,仅我国境内的并购活动（交易买方与标的均处于境内）的年成交金额便已在2018年上升到2.4万亿元,相比2009年的8千亿元增长了两倍。在学术界,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并购是一个如此宏大的题目,很少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普适的解释框架,不过这也给了这个领域极大讨论的价值,从不同的角度尝试解读、定性、或启发并购行为的理论层出不穷,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其特有的贡献。本研究尝试沿着企业行为理论与前景理论的研究框架进行分析,以前瞻期望落差为落脚点,构建从并购动机到并购行动,最后到市场表现反馈的完整框架,试图解答以下问题:企业为何会采取并购行为?在并购中,企业是如何选择理想的并购标的企业的?这些决策过程中,又会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并购对企业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从最直接的市场表现衡量,市场投资者们如何看待企业的并购行为?以这些问题为核心,本研究通过对过去文献的研读、结合、以及逻辑推导,做出相应假设,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非金融行业）在2004年到2018年共15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主要结论:首先,企业所面临的前瞻期望落差对企业采取并购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行为理论和前景理论的观点指出,通过考量期望目标与可实现水平的差距,企业采取相应的问题搜寻行为,而由于损失厌恶的心理,为了避免损失,企业会偏好那些更冒险的方案,以寻求通过高不确定性下的潜在高回报,实现对损失的扭转;并购行为可以极大的扩展企业的经营业务的体量,实现业绩扭转,但同时也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回报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是典型的冒险行为,本文研究发现,前瞻期望落差越大,为了通过冒险行为回避损失,企业的并购倾向、并购频次、并购涉入程度都会更强。其次,对于做出并购决策的企业,前瞻期望落差与企业选择相关行业并购和跨地区并购的倾向有正向关系。在采取决策进行期望落差逆转的短期关注窗口内,企业并购同行业或上下游行业的企业,即采取相关行业并购,是不确定性与潜在回报都更高的选择,相关行业并购可能难以回避该行业整体正在面临的不利因素,短期难以体现业绩改善,也无法帮助企业实现投资的分散,会进一步推高企业的行业集中风险,但并购成功后的回报巨大,不仅是业绩的扭转,更是主营业务的改善,对于企业的积极影响更为重要,因此企业在面临前瞻期望压力时,企业更倾向于在自身现有方向继续追加投入,进行相关行业并购。相似的逻辑,并购其他地区的企业意味着更大困难与不确定性,但潜在回报巨大,能够为本企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也能够通过不同地区的交流和沟通,获得多元化的知识或文化的交流,可能给企业带来逆转的机会,对前瞻期望落差越大的企业,这种更冒险的选择也就有越大的吸引力。第三,企业所处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前瞻期望落差和企业并购决策之间的正关系起到反向调节的作用。地方官员的变更将会为当地政策环境带来不确定性,对企业而言,原有的资源和可预测性都会受损,企业面临额外的系统性风险,并且对自身期望落差的感知变差,因此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的行事方式趋于保守,对前瞻期望落差的反应也会变弱,其与采取并购的倾向、频次以及涉入程度关系都会弱化。第四,当企业高管处于“本命年”文化的影响之下时,其在前瞻期望落差下选择开展并购行为、进行相关行业并购的倾向会更弱。“本命年”文化认为,人们在与自己属相相同叠的年份,会遇到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人处于这些年份时,也就是受到“本命年”文化的影响,而企业高级管理者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在活动过程中与社会中其他人接触以及社会规范化的压力,都会使他们感知到这类文化,同时在并购相关决策中,企业高级管理者面临重大的心理压力,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相信“迷信”的思想和方案,在这样的影响下,相比未处于“本命年”的企业高级管理者,在“本命年”文化影响下的企业高级管理者对风险的认知倾向于放大,会以更保守的态度应对前瞻期望落差与并购之间的联系性,体现为面对前瞻期望落差时,其与并购可能性、并购频次、并购涉入程度之间关系的弱化,与更为冒险的相关行业并购之间的关系偏好也会弱化,甚至产生反向作用。第五,以并购行为应对前瞻期望落差,在当期可能收获可行的结果,而长期来看往往难以维持。企业通过并购行为,在短期实现的改善和获得的认可,与长期的向好并不等同,以弥补短期落差为目的所采取的并购行为,可能是一种“落差延迟”,对市场投资者而言,企业采取并购预期能在短期增厚业绩,传达了积极信号,其市场表现短期转好;但长期来看,扩大的规模反而使得企业的管理压力更大、面临的期望水平更高,最终体现为对自身的反作用力,企业的并购行动、并购频次、并购规模都与长期市场表现呈负向关系。本文的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带来理论贡献或实践启示:首先,本研究阐明了从前瞻的角度关注企业决策依据的期望目标和期望结果的重要性。企业行为理论指出,企业决策的核心是应对期望目标与可实现水平的差距,察觉到这种差距,企业才会采取相应的问题搜寻行为,但归纳过去的研究,其中得到充分讨论思路,本质都基于“回望”的角度,相比之下对“前瞻”思路的关注明显不足。本文则从前瞻角度衡量这种差距,即市场基于当前信息,形成对企业当年末业绩的一致性预测,其与基于企业过去几年的业绩形成的对其当年末业绩的期望目标水平之差,是企业所感知的“前瞻期望落差”,通过线性拟合预测作为企业的预期目标,以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作为企业的预期产出,从而更加贴合的模拟出企业在决策时的状态,这种前瞻的思路把当期已经发生的变化也纳入了设立目标时的参考信息范围,也能够更好的模拟出企业在决策时,通过所获取的信息形成的对当期的结果的预判这个过程。本文的研究重申了前瞻视角的期望落差对企业行为研究的重要性,即使这一数据的可得性相比回望角度更差,但仍是值得后续研究者探索的方向。其次,本研究重新厘清了并购动机与并购结果的关系。冒险行为存在风险,其带来的结果有好有坏,所以冒险是主观的选择,而不能由后果反推采取冒险行为的动机,但并购研究中学者们常常混淆二者概念,即以并购结果直接代表企业决策时的目的,本文希望通过企业行为理论的框架,明确并购是一种冒险决策,其根本原因是企业对目标与结果之间差距的应对,而并购结果与并购动机虽有不同,但是仍有联系,不能割裂,先对二者区分,再在考虑了并购动机的前提下,考查并购的后果,是对二者关系的重新思考和规范。第三,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的应用范围。通过在风险维度上划分不同的并购标的企业的选择,企业行为理论的应用得以深入到并购具体行动层面,也为关注并购具体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两个领域都是边界突破。最后,本研究关注了中国语境下的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包括了正式制度的“政策不确定性”和非正式制度的“本命年”文化变量。对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政策与文化的特殊性是讨论时需要关注的方向,本文的研究为这类因素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发展了相关变量的构建思路;而在实践层面,国外研究对于国内实践的指导作用可能存在偏差,综合考虑了国内特有因素的研究,对于处于国内现实环境中的企业、投资者、政府组织理解企业行为,甚至指导行动方式都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