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由农业文明发展为工业文明,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现在正在逐步由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世界经济发展正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处于城市发展变革以及经济结构变换的关键时期,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经济增长潜力正在不断减弱,城市发展也经历关键变革阶段,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为城市发展制定全新发展方向,进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建设,成为目前亟需研讨的问题。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生产要素的代表,在促进经济变革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变革生产要素模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能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能量,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核心。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未来城市建设发展的重点,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城市群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现代化建设最为完善的城市群,其建设和发展对于我国其他城市群具有示范作用。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以创新为核心的内生增长动力,数字经济作为新时代创新能力的直观体现,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与建设。但我们应看到的是我国地区之间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城市和地区之间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差异明显,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在空间地理上数字经济又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这种空间分异又制约着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就需要综合分析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这种空间分布特征如何影响区域内各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方面探讨了长三角地区数字化水平空间演化过程和空间分布特征,以及这种数字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理论部分重点分析了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现实路径,以及如何影响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分别从发掘国内市场潜力、重塑国际价值链、推动产业变革、促使企业组织模式转变四个方面,由宏观角度到中观角度再到微观角度,论证了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现实路径。实证检验部分通过构建数字化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而根据熵值法得出不同年份的数字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借助Arcgis10.4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计算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探究长三角地区数字化水平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选用OLS-[SAR和SEM]-SDM这一思路进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数字化水平整体上随时间的演进实现了快速发展,研究期间内41所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均实现了 1倍以上的增长。（2）长三角地区数字化水平的发展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依次递减,形成了以上海市为核心的稳定的高水平集聚区。（3）长三角地区数字化水平的发展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具有明显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4）根据空间杜宾模型所得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水平的直接效应（0.538）、间接效应（1.538）均显著为正,其中间接效应的系数要大于直接效应的影响,意味着数字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数字化水平的发展能够对临近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正向效用,这表明发展数字经济是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5）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