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其一生著述丰赡,在文学、史学、教育学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文学研究而言,王氏在文章学、文体学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贡献。本文主要以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与《经义策论要法》两部著作为据,对其文体学思想展开专题研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概述王葆心的生平、著述及撰作背景。从“求学”与“治学”两个层面梳理了王氏主要的生平经历;择要介绍了王氏的著述情况,着重对《古文辞通义》《经义策论要法》二书的体系结构、价值等进行说明;考察了王氏著述立说的时代背景,揭示其在古与今、中与西不同思想碰撞中“捍卫旧学”与“接纳新知”并存的思想观念。第二章阐述王葆心的文体分类观。王氏在文体分类方面的贡献有二:一方面,他在继承曾国藩、李伟等人的文体分类观的基础上,将“传注类”文体改称“解释文”,而与曾、李所分著述门、记载门、告语门相并列,形成四门文体分类法;同时又以“本体”与“附属”的形式对二级文类与单一文体进行了具体阐释,尤其在赠序、载言、诗歌等文类的归类方面提出了许多创见。另一方面,他在分析曾、李所分三门文类时总结概括出“情、事、理”这一分类原则,其所谓“情”有“情感”“情势”之义,“事”兼具“叙事”“记物”之义,“理”暗含“议论”“义理”之义。第三章探讨王葆心的文章辨体思想。首先论述了王氏关于四门文体体制的辨析,他以奏议文体为主概括出告语文的基本特征为“确切深峻”与“博大昌明”,即告语文语言要讲究质朴内敛,内容追求精深严切,总体上表现出浑厚而磅礴的精神气象。以碑志文体为代表概括出记载文的基本体制是以征实为要,同时可兼采议论、抒情的表达方式,又从叙事技巧、语言、内容三方面提出记载文要“尚简”而归于“辞达”。以赋体为例指出议论文以阐明事理为基本特征,又要辅助以“消纳”与“引申”,亦即兼顾论点、布局、文气的敛缩,以及意旨的延展。解释文则要求语言“简明清豁”,注重于“空曲交会”求得文章内在义蕴。其次,论述王氏对于经义和策论两类科举文体体制的辨析,王氏认为经义讲究语言朴实而不缺文采,内容笃实而不弄虚作假,更提倡本于经书义理,加之以议论阐释的体制;策论则要求符合简明直捷、求工文法的基本特征。第四章分析王葆心的语体论。首先阐述王氏对待新名辞的辩证态度,一方面王氏认为以新名辞入古文,严重破坏了以“雅洁”为要的古文语体规范,另一方面他主张有选择地接纳新名辞,做到择优而取为我所用。其次论析王氏的古文辞禁论,王氏认为语录、辞赋、小说诸体都有各自的语体特征,古文创作应严守其语体畛域,不可羼入语录、辞赋、小说等文体的语汇或艺术手法,以维持古文语体的纯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