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股东侵犯公司财产的问题,实践中通常以侵犯公司财产权为由作有罪判决。梳理股东侵犯公司财产的司法裁判文书发现,首先对所侵犯的法益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判决书以侵犯公司财产权作为入罪依据,有的以违反公司财务制度作为入罪依据,也有的在以公司财产权作为入罪依据的基础上,通过所有者权益出罪。其次对被害人同意的地位亦有不同的看法,绝大部分判决书并未考虑被害人同意问题,仅有个别判决书认为股东意思经过公司决议后能成为公司意思,进而通过公司被害人同意的一般原理进行出罪。从形式上看,股东侵犯公司财产行为构成犯罪并无逻辑问题,但鉴于股东拥有对公司财产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仅从形式上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就认定股东侵犯公司财产行为构成犯罪,忽视了对股东的所有者权与股东意思等出罪要素的具体考量,既不符合立法目的,亦不合司法政策。为保护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落实对民营企业“少捕慎诉”的司法理念,从所有者权益与股东意思两个要素探索股东侵犯公司财产出罪路径显得尤为必要。公司财产权作为侵犯公司财产性犯罪的法益,具有限定刑罚范围的功能,但公司财产权之上又存在需要法律维护的所有者权益与债权人权益,刑法在保障公司财产权之内,还要保障所有者权益、债权人利益,所有者权益与债权人权益肢解了刑法对公司财产权保障的唯一性。因此,在股东侵犯公司财产行为中,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所有者权益,导致公司财产权对刑法介入股东侵犯公司财产范围的限定不足,从而引发所有者权益对股东侵犯公司财产罪犯刑罚范围的限缩作用。股东作为公司的控制者,能够通过公司的决议机制将股东意思转化为公司意志,进而通过被害人同意的一般理论予以出罪。对于已经成为公司意志的股东意思,决议有效或者可撤销时,该股东意思能够阻却违法性。决议无效时,该股东意思不能阻却违法性,但无效的股东决议也体现公司意志,对于将“非法占有目的”规定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无效的股东意思可以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而在决议不成立的情形下,股东意思未转化为公司意志,不能通过被害人同意予以出罪。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对于表决权充足但决议不存在时的股东意思,以及表决权不足但决议存在时解散僵局中公司的股东意思可以推定为公司意志,进而运用推定的承诺予以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