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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营业税与增值税长期分立并行，使得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承担了更重的税收负担，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产业升级，不但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同样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税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制度的变革经常被用于达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宏观经济目标。“营改增”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完善税收制度，更在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并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国际国内各种压力，这其中最为迫切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和方式的转换，要从追求高增长速度转换为追求高发展质量，要从依赖要素投入转换为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归结为微观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效率两个方面：微观生产效率来自于生产要素在行业内部从生产率低的企业向生产率高的企业集中，通常表现为行业内企业在生产技术、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创新和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效率来自于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向生产率高的行业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多是分别评价“营改增”政策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但将两者统合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尚不多见。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研究“营改增”政策影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评价“营改增”政策实施以来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既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首先系统分析了中国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对“营改增”政策影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阐述，最后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营改增”在以上三方面的政策效应。
在现状分析部分，首先，通过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方面描述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通过国际比较指出了中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政府支持研发的力度和“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其次，利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指标展示了1978-2017年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存在过于依赖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等问题。再次，通过核算和分解2007-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发现，由于经济波动、技术进步速度放缓、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等原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利用政策工具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增长方式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对“营改增”政策的制度背景进行了回顾，强调了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存造成的效率损失。其次，通过对创新行为特征描述分析了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进而指出“营改增”政策可以通过降低税负成本和扩张产品需求两方面影响增加企业持有的现金流，从而缓解融资约束，激发技术创新，同时还指出“营改增”政策还可能通过扩大分工、增进专业化的途径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第三，通过“营改增”政策引致的产品相对价格进而引发的部门间要素流动分析了“营改增”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最后，通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说明了“营改增”政策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
实证分析的第一部分使用倍差法检验了“营改增”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营改增”显著增加了服务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研发投入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营改增”政策的减负机制在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就“营改增”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和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就“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得出结论：融资约束越高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对“营改增”政策越敏感、国有企业对“营改增”政策更敏感、制造业企业因为“营改增”政策的分工效应减少了研发投入。
实证分析的第二部分使用PSM-DID方法识别了“营改增”政策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营改增”显著提升了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并将之归因于中国城市功能的分化，指出城市功能的分化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表现；由于制造业也是“营改增”政策受益主体，所以进一步探讨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发现“营改增”显著增加了试点城市制造业的盈利水平、对城市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大型及以上规模的试点城市专利申请数量有了显著增加，由此认为：“营改增”显著提升了大型及以上规模的试点城市制造业的创新意愿，这最终将引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本文检验之所以未能通过可能是因为观测时间太短的原因。
实证分析的第三部分使用系统矩估计方法评价了“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省市自治区层面的经验数据表明，“营改增”政策通过增进技术进步率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营改增”政策并不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最终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
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简化合并增值税税率档次、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以减少不同税收待遇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对于技术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建立有利于促进高层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生态系统等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国际国内各种压力，这其中最为迫切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和方式的转换，要从追求高增长速度转换为追求高发展质量，要从依赖要素投入转换为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归结为微观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效率两个方面：微观生产效率来自于生产要素在行业内部从生产率低的企业向生产率高的企业集中，通常表现为行业内企业在生产技术、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创新和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效率来自于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向生产率高的行业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现有研究多是分别评价“营改增”政策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但将两者统合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尚不多见。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研究“营改增”政策影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评价“营改增”政策实施以来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既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首先系统分析了中国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对“营改增”政策影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阐述，最后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营改增”在以上三方面的政策效应。
在现状分析部分，首先，通过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方面描述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通过国际比较指出了中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政府支持研发的力度和“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其次，利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指标展示了1978-2017年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存在过于依赖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等问题。再次，通过核算和分解2007-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发现，由于经济波动、技术进步速度放缓、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等原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利用政策工具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增长方式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对“营改增”政策的制度背景进行了回顾，强调了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存造成的效率损失。其次，通过对创新行为特征描述分析了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进而指出“营改增”政策可以通过降低税负成本和扩张产品需求两方面影响增加企业持有的现金流，从而缓解融资约束，激发技术创新，同时还指出“营改增”政策还可能通过扩大分工、增进专业化的途径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第三，通过“营改增”政策引致的产品相对价格进而引发的部门间要素流动分析了“营改增”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最后，通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说明了“营改增”政策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
实证分析的第一部分使用倍差法检验了“营改增”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营改增”显著增加了服务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研发投入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营改增”政策的减负机制在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就“营改增”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和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就“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得出结论：融资约束越高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对“营改增”政策越敏感、国有企业对“营改增”政策更敏感、制造业企业因为“营改增”政策的分工效应减少了研发投入。
实证分析的第二部分使用PSM-DID方法识别了“营改增”政策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营改增”显著提升了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并将之归因于中国城市功能的分化，指出城市功能的分化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表现；由于制造业也是“营改增”政策受益主体，所以进一步探讨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发现“营改增”显著增加了试点城市制造业的盈利水平、对城市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大型及以上规模的试点城市专利申请数量有了显著增加，由此认为：“营改增”显著提升了大型及以上规模的试点城市制造业的创新意愿，这最终将引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本文检验之所以未能通过可能是因为观测时间太短的原因。
实证分析的第三部分使用系统矩估计方法评价了“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省市自治区层面的经验数据表明，“营改增”政策通过增进技术进步率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虽然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营改增”政策并不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最终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
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简化合并增值税税率档次、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以减少不同税收待遇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对于技术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建立有利于促进高层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生态系统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