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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会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且这三种效应的叠加就是双向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IFDI、OFDI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明显，均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系统考察IFDI、O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以及二者的协调发展对环境综合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制定相应的引资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环境政策提供基础，就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双向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还存在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讨论。首先，缺乏IFDI和OFDI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分析，现有研究忽略了IFDI、OFDI以及二者之间的替代或互补效应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其次，在单向分析IFDI或O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IFDI和OFDI对环境污染的综合影响，或者是分析其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效应对环境污染产生的间接影响，但却忽略了在引入IFDI或OFDI的过程中通过影响经济规模，进而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第三，现有研究主要单向的分析了IFDI或OFDI通过产业结构、技术效应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但缺乏对双向FDI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或技术效应，进而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第四，现阶段，还未有文献关注到IFDI和OFDI的协调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
基于既有的研究和理论联系，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中国IFDI、OFDI和环境污染的发展现状，揭示中国双向FDI及环境污染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其次，采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IFDI、O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从双向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视角出发，利用中国1982-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首先通过协整检验判断IFDI、OFDI和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IFDI、O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滞后一期的IFDI会显著促进环境污染上升，滞后一期的OFDI则会显著抑制环境污染。②长期来看，IFDI在中国同时存在“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两种效应；O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存在明显的波动性。③滞后一期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会显著抑制中国的环境污染，且在第二期之后，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解释水平达到10%以上。
第二，从规模效应的视角，结合2004-2015年中国除香港、台湾、澳门、西藏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利用碳排放表征环境污染指标，首先通过KAYA恒等式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四个方面，并用地区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然后利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双向FDI的碳排放规模效应。由于要素市场扭曲的存在会对经济规模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分析双向FDI规模效应的过程中同时纳入要素市场扭曲因素。研究发现：①IFDI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促进地区环境污染增加，说明“污染天堂”效应在中国存在，且要素市场扭曲和OFDI会通过促进IFDI而加剧这一正向影响。②OFDI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抑制地区环境污染，且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促进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但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影响并不显著；同样，IFDI也会通过促进OFDI而增强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在分样本情况下，IFDI会显著抑制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但会促进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③IFDI的增加会加剧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而OFDI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要素市场扭曲。
第三，从结构效应的视角，结合2004-2015年中国除香港、台湾、澳门、西藏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可能更强，因此，本章主要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通过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环境污染的效应。首先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考察了IFDI和OFDI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函数测算了各省市双向FDI协调发展指标，并将产业结构演进指标表征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最后运用GMM的方法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演进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现阶段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在分沿海和内陆地区进行检验的情况下这一结论依旧成立。②将结构效应表征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发现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因此会导致环境污染程度上升，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③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这就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上升，进而抑制环境污染。④中国的IFDI和OFDI类型导致了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抑制作用，最终促进了环境污染程度上升。
第四，从技术效应的视角，选取中国环境污染较严重的34个工业行业作为分析对象，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思想，运用规模报酬不变（CRS）的方法在全要素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测度中国34个工业行业2004-2016年的全要素减排效率，然后通过GMM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双向FDI对全要素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IFDI和OFDI均显著抑制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但IFDI和OFDI的交互项显著促进了全要素减排效率提高。②不同所有制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双向FDI影响全要素减排效率的作用也有所不同，IFDI和OFDI会显著抑制不同能源结构组、高所有制结构组和不同要素密集组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但会显著促进低所有制结构组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从双向FDI的交互项系数来看，不同能源结构组、高所有制结构组和不同要素密集组的双向FDI呈互补效应，而低所有制结构组双向FDI呈替代效应。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①将IFDI和OFDI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了双向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②在分析双向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和结构效应时，考虑了IFDI与OFDI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补充。③基于双向FDI所引致的经济规模上升是否会对地区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做了细致的讨论。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双向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还存在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讨论。首先，缺乏IFDI和OFDI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分析，现有研究忽略了IFDI、OFDI以及二者之间的替代或互补效应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其次，在单向分析IFDI或O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IFDI和OFDI对环境污染的综合影响，或者是分析其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效应对环境污染产生的间接影响，但却忽略了在引入IFDI或OFDI的过程中通过影响经济规模，进而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第三，现有研究主要单向的分析了IFDI或OFDI通过产业结构、技术效应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但缺乏对双向FDI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或技术效应，进而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第四，现阶段，还未有文献关注到IFDI和OFDI的协调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
基于既有的研究和理论联系，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中国IFDI、OFDI和环境污染的发展现状，揭示中国双向FDI及环境污染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其次，采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IFDI、O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从双向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视角出发，利用中国1982-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首先通过协整检验判断IFDI、OFDI和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IFDI、O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滞后一期的IFDI会显著促进环境污染上升，滞后一期的OFDI则会显著抑制环境污染。②长期来看，IFDI在中国同时存在“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两种效应；O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存在明显的波动性。③滞后一期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会显著抑制中国的环境污染，且在第二期之后，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解释水平达到10%以上。
第二，从规模效应的视角，结合2004-2015年中国除香港、台湾、澳门、西藏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利用碳排放表征环境污染指标，首先通过KAYA恒等式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四个方面，并用地区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然后利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双向FDI的碳排放规模效应。由于要素市场扭曲的存在会对经济规模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分析双向FDI规模效应的过程中同时纳入要素市场扭曲因素。研究发现：①IFDI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促进地区环境污染增加，说明“污染天堂”效应在中国存在，且要素市场扭曲和OFDI会通过促进IFDI而加剧这一正向影响。②OFDI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抑制地区环境污染，且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促进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但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影响并不显著；同样，IFDI也会通过促进OFDI而增强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在分样本情况下，IFDI会显著抑制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但会促进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OFDI。③IFDI的增加会加剧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而OFDI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要素市场扭曲。
第三，从结构效应的视角，结合2004-2015年中国除香港、台湾、澳门、西藏外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可能更强，因此，本章主要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通过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环境污染的效应。首先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考察了IFDI和OFDI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函数测算了各省市双向FDI协调发展指标，并将产业结构演进指标表征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最后运用GMM的方法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演进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现阶段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在分沿海和内陆地区进行检验的情况下这一结论依旧成立。②将结构效应表征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发现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因此会导致环境污染程度上升，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③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这就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上升，进而抑制环境污染。④中国的IFDI和OFDI类型导致了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抑制作用，最终促进了环境污染程度上升。
第四，从技术效应的视角，选取中国环境污染较严重的34个工业行业作为分析对象，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思想，运用规模报酬不变（CRS）的方法在全要素生产关系的框架下测度中国34个工业行业2004-2016年的全要素减排效率，然后通过GMM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双向FDI对全要素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IFDI和OFDI均显著抑制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但IFDI和OFDI的交互项显著促进了全要素减排效率提高。②不同所有制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双向FDI影响全要素减排效率的作用也有所不同，IFDI和OFDI会显著抑制不同能源结构组、高所有制结构组和不同要素密集组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但会显著促进低所有制结构组的全要素减排效率；从双向FDI的交互项系数来看，不同能源结构组、高所有制结构组和不同要素密集组的双向FDI呈互补效应，而低所有制结构组双向FDI呈替代效应。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①将IFDI和OFDI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了双向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②在分析双向FDI影响环境污染的综合效应和结构效应时，考虑了IFDI与OFDI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补充。③基于双向FDI所引致的经济规模上升是否会对地区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做了细致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