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表明最终的经济增长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是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城市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是缓解当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冲突的必由之路。同时，集聚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生产性服务业承载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功能”，其集聚模式能否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绿色增长的新力量，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探索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产业集聚这一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本文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以结构性因素为动力，以集聚和环境协调发展为考量，以空间关联为拓展，从城市等级体系视角和城市群空间溢出视角两方面，探讨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果。
　　文章首先测度了中国2004年－2016年283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对其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基于考虑“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lack-based Measure(SBM)超效率模型，采用全局GML指数测算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成分，分别从增长源泉、区域特征、不同层级城市、五大国家级城市群比较等视角考察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空演变规律，并从区域发展战略及环境政策角度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演变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3.5%、1.2%和2.3%的速度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变化贡献明显不足；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三大区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指数差异是绿色TFP区域差距的形成原因，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从不同层级城市看，特大城市及行政等级高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源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和高行政级别城市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先权，不同层级城市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找到适合自身禀赋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从五大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看，年均增长率的区域分布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成渝>长中游，当前迫切需要发挥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功能。
　　从城市层级体系的异质性角度，分析不同层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4－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水平，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在城市层级体系下不同城市规模、不同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匹配关系，并讨论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差异情景下的结论。研究表明：从不同城市规模层级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别是多样化集聚模式对超大和特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作用在中小城市体现为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而在大城市中表现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从不同城市行政层级看，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更强。
　　从城市群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角度，以长江经济带三大跨省级城市群为例，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不同集聚模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效应和空间间接效应，并对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从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差异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和专业化集聚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长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可以提升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多样化集聚的间接效应为负，专业化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不显著；成渝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不仅能提升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利于提升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尚不明显。从空间溢出效应的其它因素来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与本地的环境规制、基础设施水平有关，还与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的相关因素有关。
　　最后，对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阐述，就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可能的拓展研究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