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既关乎未成年人自身身心成长,也关系着社会发展。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将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的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实践中的困境暴露无遗。当前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科学性及可操作性,存在罪错行为的分类及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范围界限不明、模糊不清,相关法律法规之间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适用的责令严加看管、收容教养、专门学校进行专门教育等具体处遇措施实践效果式微。处遇措施畸轻畸重,或“一判了之”或“一放了之”。而相关组织机构不健全且缺乏专业性也进一步加剧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实践的困境。频发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事件使得刑法规制被质疑,刑法对于罪错未成年人尤其是其中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的确是力有不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固然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但也难以将全部罪错未成年人纳入刑法规制之中,只要刑事责任年龄这一概念和规定存在,那么一定有违反刑法禁止的行为但因低于刑事责任年龄而免于刑罚处罚的人存在。从我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机制和实践现状来看,立足于未成年人主体和未成年人司法的特殊性,探索构建区别于成人司法模式的科学有效、符合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置规律的分级处遇机制是必由之路也是最佳之道。分级处遇机制的构建,可突破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等单一偏差做法,是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之新思维、新路径,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主体分类和处遇分级,完善教育矫治措施,重塑我国未成年人罪错治理方式,有利于实现罪错未成年人再社会化,推动检察工作改革发展和实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独立。最高检在《改革规划》中提出了“罪错行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等概念。关于未成年人的概念选择及界定问题,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多有将“少年”、“未成年人”混用之情形,立足我国规范和实践,从法律概念的系统性、准确性和延续性等方面考量,统一适用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更为适宜。“罪错行为”系一个系统化概念,囊括了未成年人多种越轨行为之内涵与外延,符合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前干涉”、“向后延展”之要求。“分级处遇”则强调教育矫治与行为价值改善,系具有中立性、综合性的价值理论,符合未成年人司法的制度要求。从理论上看,未成年人大脑额叶未完全发育,认知、决策、风险评估等能力存在缺陷,系非理性人,其身心敏感,易受外界影响刺激,寻求冒险,易实施外化的越轨行为,但同时其大脑认知又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行为具有矫治性,因此不能简单对其适用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否则容易给罪错未成年人贴上犯罪标签,从而被其所在的群体和社会排斥,久而久之行为人也会对这种社会评价产生心理认同,从而在被排斥的过程中强化其越轨行为,陷入恶性循环。从域外国家或地区的规范及实践来看,多通过专门性立法将少年司法独立,其对少年非行的处遇尤其重视临界预防及再犯预防,并且科学设置教育矫治的分级处遇措施。我国2021年新修订两部未成年人专门法律吸纳了分级处遇的理念,但二者规定过于笼统。我国部分地区积极进行探索尝试,初步确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工作机制、开展临界预防与帮教工作、进行非刑罚处遇措施的整合与创新,为我国构建分级处遇制度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构建分级处遇制度,必须明确重视临界预防与再犯预防,科学探索和设置教育矫治的分级处遇措施。宏观路径上,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深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处遇理念,完善专门法律法规,尤其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应当专章设置对触刑行为、犯罪行为的矫治内容,加强处遇规范的衔接性及可操作性;具体设计上,厘清罪错行为和适用对象,将罪错行为范围划分为一般不良行为（虞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违警行为）、触刑及犯罪行为等四大类,重构和整合处遇措施,对罪错未成年人适用个别化处遇措施。明确处遇适用对象及范围,坚持以教代刑,强化家庭及学校管理的力度及效果,增设节假日接受专门辅导,国家积极承担监护职责,进行强制亲职教育。结合各地区观护基地实践经验,建立健全社会观护体系,通过立法确定其地位、职能及权利义务。明确专门学校适用对象及细化程序规定。细化专门矫治教育,明确其适用范围,设置专业化和司法化决定程序,落实执行。考虑到当前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典尚不具现实可能性,完善和整合现有规范可行性更强,明确不同处遇措施的程序设定、公检法的程序定位及权责,形成罪错未成年人移送、决定及执行的规范及衔接机制,加强专门机构建设,发挥检察机关在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临界预防、对处遇措施执行和帮助构建社会帮教体系等方面的监督及协助作用以及在对触未成年人进行程序分流的作用。立足程序正义,构建异议救济机制。此外,还需要加强相关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设,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强化后期帮教之有效衔接,实现教育矫治的专业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