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研究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后殖民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它否定了传统译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的乌托邦理论预设,认为源语和译入语并不是平等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差异。后殖民译论家把翻译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之中,从而探求翻译与文化霸权、意识形态、译者的文化身份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既可以视为殖民工具,也可以看作解殖手段。翻译扮演什么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翻译方法。一般认为,将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时,采用归化策略翻译则鼓动强势文化以本土概念翻译外来文本,抹杀文化差异,是帝国统治的主要工具。与之相反,异化翻译与源语文本的外观样貌贴近,保留了差异和多样性,是对强势文化统治的一种反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将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时采取归化策略就一定是迎合文化霸权的表现。翻译活动的评介应考虑特定的历史背景、译者、翻译目的、翻译效果等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后殖民语境下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效果的传统看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异化论的倡导者Venuti在创建构筑在“存异伦理”和“化同伦理”这一对二元对立上的翻译伦理理论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解构;Jacquemond对异化翻译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异化翻译能被东方主义者利用,通过凸显弱势文化的语言、文化的差异从而变成丑化弱势文化的一种手段;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根据的是一种天真的语言学观,因为异化翻译赋予译文的“异国情调”往往会让读者觉得原作者或者源语文化幼稚、原始、落后,而这恰恰是异化翻译想要避免的。辜鸿铭是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冲突时期的一位杰出的文化学者和翻译家,其《论语》译著的问世不仅打破了数百年来“中学西传”领域被西方人垄断的局面,而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一战后的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世界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他的翻译研究,目前发表的论文大多都是从语言层面讨论其译文中的归化策略,很少有论文涉及到后殖民翻译视角。鉴于此,本文运用关注强弱势权力差异和权力斗争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对辜鸿铭的《论语》译本进行研究。通过对辜鸿铭《论语》译本中归化翻译的详细描述以及译本中归化的解殖民化效果的阐述,本文作者期望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归化也能成为树立弱势文化正面形象,反抗强势文化霸权的一种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