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但长期以来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产业结构低端锁定、供给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双重约束。因此,引导传统重工业进行绿色转型,支持新型环保产业发展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突破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重大战略选择。绿色信贷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环保项目和污染项目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环保项目,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绿色信贷这一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时常由于各种市场失灵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技术与制度障碍,使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作用受限,需要政府“看的见的手”进行必要的干预。现有研究在分析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时,较少文献考虑政府外界政策干预的作用。而环境财税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过环境财政政策的“激励”作用和环境税收政策的“约束”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绿色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基于环境财税政策的视角,分析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尤其是分析环境财税政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这对于评估绿色信贷的经济后果,客观认识和评价环境财税政策这一“看的见的手”在绿色信贷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中的作用,更好地发挥绿色信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为此,本文以环境金融理论、产业金融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理论以及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为基础,以绿色信贷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切入点,研究绿色信贷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环境财税政策在绿色信贷和产业结构升级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首先,通过理论机制分析探究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财税政策在绿色信贷和产业结构升级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其次,通过分析绿色信贷现状和绿色信贷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现状,总结我国绿色信贷特征以及绿色信贷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特征。最后,通过选取我国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内生性检验的稳健性检验;此外,为考察不同区域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程度,本文把我国各省份按行政区域规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区域异质性检验,分析绿色信贷在我国不同区域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差异性;更进一步地,为了客观认识和评价环境财税政策这一“看的见的手”在绿色信贷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中的作用,引入环境财政政策变量和环境税收政策变量作为调节变量,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财税政策在绿色信贷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绿色信贷能显著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经过了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内生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旧稳健。这说明,绿色信贷通过对环保项目和污染项目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可以引导资金流向环保项目,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分区域回归发现,绿色信贷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来说,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导致了绿色信贷的投放规模、实施环境存在着区域差异,因此造成了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三,环境财税政策对绿色信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且相比于环境税收政策,环境财政政策对绿色信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这说明环境财政政策的“激励”作用和环境税收政策的“约束”作用可以纠正绿色信贷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市场失灵,最终正向调节绿色信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当然,由于我国环境税起步较晚,发展不够成熟,环境税收政策的正向调节效应不显著。基于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和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可行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强绿色信贷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制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建立环境信息共享平台以及加强对绿色信贷发放及投向的监管。第二,制定符合区域发展规律的区域性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绿色信贷区域间协调发展。第三,加强环境财税政策对绿色信贷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战略支撑作用,有针对性地出台加强绿色信贷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环境财税政策。一方面对绿色信贷贴息,增加对环保项目的补贴,加大绿色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对开展绿色信贷的金融机构和从事环保项目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减免,对污染项目征收环境税,加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