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税收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标准并不明确。因此在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时,往往依赖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在行政裁量权的限度之内做更进一步的准确判罚。这导致行政裁量权成为了一把双刃剑,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税务行政处罚的行政效率和个案公平,而另一方面对政府机构来说则更容易被滥用,从而造成了公民、法人甚至是其他有关机构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所以,在政府机构被赋予行政裁量权的过程中,对此问题加以规定与管理就至关重要。国家税务局在二零一二年正式发布了《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揭开了中国税收行政处罚裁量工作规范化改革的帷幕。此后,各地区政府也针对本地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相继发布了相应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地方政府税务机关的税收行政处罚裁量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国家行政部门针对执法实践中为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范围所建立的具体规范,是对行政裁量权依据特定规范加以细分、量化和具体化的关键依据指标。税收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在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陆续实施后逐渐被约束,税收征管的威慑力也随之增强。目前,我国部分企业依然频繁通过各种手段避税。税收作为政府最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发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但是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会促使其追求税后利润的提高,因此国家和企业之间会因为税收问题展开博弈。而税务行政处罚裁量规范化是国家推进税收领域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能够降低“征纳合谋”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导致企业避税行为面临更高的风险与相对更低的收益。所以,企业的避税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影响。本文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这一前置视角出发,探索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具体影响,为我国遏制企业避税行为的产生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研究共分为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结论和建议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相关理论的阐述。本文界定了税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企业避税两个核心概念。分别对信息不对称理论、静态博弈论以及税收契约论三个相关理论进行简要阐述与分析,并且基于此,提出了税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是对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及企业避税的现状分析。本文从企业避税手段、企业避税程度现状、企业避税带来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四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企业避税的现状。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时间及各地实施内容差异分析了税务行政处罚基准的现状,并且指出了我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反避税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本文从WIND数据库、CNRDS数据库、RESSET数据库以及深圳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中,收集了2014-2019年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且基于理论分析和现状分析提出了四个假说:（1）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会改变企业对避税成本和避税风险的估计,从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2）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将能够对内部控制较差的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3）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将在财政压力更高的地区当中对企业产生更大影响;（4）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感更低的企业产生更大影响。并对此构建模型进行回归,采用安慰剂检验、更换税收征管衡量指标、更换企业避税衡量指标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基于财政压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企业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验证税务行政处罚基准对企业避税影响机制,并通过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验证这一影响在不同企业中的异质性,最终得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企业避税影响的具体结论。第四部分是对上文的总结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的确对企业避税具有抑制作用,内部控制低条件下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企业避税程度具有抑制作用,在财政压力高的环境下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更突出,在社会责任感更低的企业中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施对企业避税程度抑制作用更大。在此结论基础上,本文从规范健全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反避税两个方面提出了五条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