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经济总量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上升,然而以高能源消耗为依托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助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其中空气污染影响尤为重大。在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时期,空气污染不仅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生命健康,还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因此对于污染的治理不容懈怠且任重道远。空气质量作为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品,依靠市场提供会引发市场失灵问题,这就需要作为公共服务主体的政府部门在环保工作中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作用。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是政府部门进行污染治理与保护环境而广泛使用的重要政策手段,承担着重要的环境责任,探究其对于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究竟如何,以及如何促进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对我国宏观环境政策的制定与优化,以及空气污染问题的治理均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以我国1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8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探寻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应。首先,在介绍节能环保支出政策进行环境保护的基础理论下,从作用对象和作用路径层面,对节能环保支出影响空气质量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归纳概括;其次,考虑到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政策的临近模仿性与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性,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两者进行了空间相关性分析;再者,借助空间杜宾模型（SDM）在不同权重矩阵之下分析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最后,借用门槛效应模型（TRM）以节能环保支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作为门槛变量,分析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产生影响的非线性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节能环保支出与以PM2.5为典型污染物的空气污染均具有空间上的正向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出现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特征,且节能环保支出规模整体处于低值集聚的状态;（2）邻近地区节能环保支出与本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均可以显著降低本地区空气污染水平,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具有负向直接溢出效应和负向间接溢出效应,总溢出效应为负;（3）东部地区本地区节能环保支出与邻近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均对本地区空气污染有负向影响作用,中部地区仅本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有负向影响,西部地区节能环保支出无显著环境效应;北方地区本地区与邻近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均有显著污染治理效应,南方地区节能环保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未显现;（4）节能环保支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均对节能环保支出影响空气质量有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当跨越特定门槛时,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呈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特定门槛值时,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减弱;当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跨越特定门槛时,节能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的负向影响程度变小;（5）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污染关系呈现正“U”型,经典EKC曲线假设的经济发展与污染的“脱钩点”尚未出现;本地区外商投资、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对空气污染具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与教育水平对空气污染有负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地区之间运用节能环保支出政策进行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2）注重地区节能环保支出政策的因地制宜;（3）扩大节能环保支出规模,优化节能环保支出结构;（4）加强节能环保支出政策与地区环境规制性政策的联合策动;（5）注重发挥其它经济社会因素对空气污染的改善效应。